走好“两山”转化的文旅路径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评论员“都爱吃什么？”“葡萄！”习近平总书记日前赴新疆考察时，走进吐鲁番市葡萄沟，与群众热情交流，强调要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打造富民产业。寥寥数语，既表达了对富民兴疆的深情牵挂，又为绿水青山转化成金山银山指明了文旅融合的发展方向。资料图片　　“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但有掉葡萄的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吐鲁番美丽富饶、瓜果飘香，这是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当地农民可以说是端着“金饭碗”过穷日子，丰富的光热和风能资源，以及独特的生态旅游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开发和有效利用。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吐鲁番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通过发展葡萄种植和民俗旅游业，将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成为文旅融合的典范，助力当地群众实现了增收致富。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掉葡萄的事”，也正是对这种发展路径的肯定。　　不只在新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各地考察时都十分关注发挥生态资源禀赋优势、发展富民特色产业的经验做法，并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在青海刚察县，强调把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是我们的宝藏，是资源，也是财富；在广西桂林，全面了解漓江两岸生态保护、旅游开发等情况，并肯定广西旅游产业大有可为。一次次关切驻足和殷切叮嘱，是习近平总书记为地方如何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打造文旅融合新业态、新模式而谋思路、鼓强劲。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为旅游增添无限的内涵和活力，提升旅游的品质；旅游是文化的载体，不断塑造和影响着文化，让文化传播得更加久远和广泛。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化和旅游对地方发展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做好文旅融合这篇大文章，既能充分挖掘地方的自然资源与人文景观，又能展现地方的特色历史文化，让文化更有朝气，让旅游更富魅力，让发展更有潜力。　　文旅融合的目的在于打造富民特色产业，并转变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抓手，让当地百姓从中获得直观的经济收益。一方面，要不断创新文旅消费的体验形式，为游客提供个性、特色、多元的旅游产品，提升旅游服务的质量，让游客进得来、留得住。另一方面，要充分调动当地居民积极参与，拓展文旅产业链，延伸文旅消费链，提升文旅融合的辐射力，带动吃、住、行、游、购、娱等各个产业环节，最大程度地释放产业潜能。此外，围绕文旅融合，在产业上做出深度，要注重对当地农业资源的开发，比如发展现代生态休闲农业全产业链，对当地特色农产品进行深加工等，实现一二三产业的互动发展，带动产业转型升级。这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题中之意，也是真正实现文旅融合富民惠民的有效之举。　　绿水青山转化成金山银山，找准文化和旅游产业的结合点，因地制宜都是一个关键。只有找准地方的特点，发挥地方的优势，才能真正走出适合本地的致富路径，让更多百姓过上好生活，“钱袋子”也鼓起来。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2-08-03

大豆扩种，多重难题下如何确保豆农收益？

今年年初中央下达大豆扩种任务，再有一个多月，扩种与稳收的答卷就将揭晓……如何在大范围扩种时，规避价格风险，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损害，为豆农兜住基本收益？这些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横亘在这场“油瓶子”“肉袋子”的保卫战面前。（记者 欧阳靖雯 见习记者 侯雅洁）眼下，正值大豆夏管的最佳时机，东北大豆主产区绿意盎然，一望无际的大豆田正在结荚，一粒粒收获的希望正在生成。今年年初，中央下达大豆扩种任务，再有一个多月，扩种与稳收的答卷就将揭晓……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扩种大豆已被农业农村系统认为是必须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　　如何在大范围扩种时，规避价格风险，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损害，为豆农兜住基本收益？这些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横亘在这场“油瓶子”“肉袋子”的保卫战面前。　　为提高农户种大豆的积极性，不少业内专家建议，要多条腿走路，完善大豆补贴和收入保险政策，支持“保险＋期货”扩大试点，依靠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共同突破问题切口，织密豆农收益保障网。当前大豆进入生长关键期，图为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五大连池农场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驾驶农机进行作业。　新华社记者　陆文祥　摄　　价格风险、天气灾害、成本攀升是长期困扰豆农增收的三大难题　　多年来，国产大豆遭受着价格风险、极端天气灾害和成本攀升的多重冲击，保障豆农基本收益的路走得异常艰难。　　这一冲击在2015年表现得最为突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大豆种植面积为历年最低，仅651万公顷（约合0.98亿亩）。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的数据显示，也是在2015年前后，我国大豆主产品成本利润率开始出现负值。事实上2015年至2019年，国产大豆价格长期在2元/斤以下运行，农民的收益出现一定亏损。　　谈到近几年种植大豆的经历，黑龙江海伦市东兴现代农机合作社理事长刘春生喜忧参半。“我清楚记得2016年至2019年，常常开秤就是最高价，年年种地年年赔。直到2020年大豆价格开始一路上涨并一直保持高位波动，老百姓的种植收益才开始增加，但是增加没有那么多。这主要是因为地价也跟着一路上涨。这几年看着地租从6500元/垧一路上涨，到今年已经涨到了12000元/垧。”　　近年来，我国大豆种植成本不断攀升，其中地租、农资和人工成本上涨显著，且明显高于世界主要出口国的生产成本，再加上价格波动剧烈且未跟上成本上涨步伐，国产大豆种植收益不断下降，收益长期低于玉米等作物。　　除了地租价格处于高位，农资成本也增加了不少。据黑龙江黑河市农业农村部门的专业人士介绍，目前新季大豆种植成本偏高，其中地租和钾肥成本上涨较多，当地去年大豆平均种植成本是780元/亩，今年已上涨至1000元/亩。其中，大豆种子、化肥及农药的成本由去年的180元/亩涨至200元/亩。　　种植成本的增加，会挤压部分种植收益。“收入现在还不好说，至少得卖到3.22元/斤才是本钱收入，要是能多打点还好。”刘春生表示，除了地租和农资，现在最担心的还是天气和后市价格。　　比起三大主粮，大豆市场化程度更高，开放的市场使国产大豆还受国际大豆价格波动影响。国际因素复杂多变，加剧了豆农收益的不确定性。　　“美国、巴西等主产国的供给情况决定了全球大豆市场的基本盘，而近年极端天气、地缘冲突、能源价格、主要贸易国汇率波动等不确定性因素增多，都将加剧国际大豆市场价格风险。”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信息分析处副处长、大豆全产业链分析预警首席分析师殷瑞锋提到，国产大豆价格主要受国内生产形势和食用市场需求特点决定，但由于体量小，其价格仍受到国际大豆市场的影响，特别是期货价格具有一定的联动性。　　殷瑞锋表示，当前国内大豆主产区播种已结束，进入关键生长期，产量如何要持续关注后续的天气情况。由于今年大豆种植面积预计较上年增加2000万亩以上，如果不出现极端天气，大豆产量将增加，秋季收获后集中上市，对市场价格有一定压力。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员工正在勘查测绘大豆地块。　受访者供图　　开放大豆市场后，政府与市场两股力量共同探索保障豆农基本收益路径　　十多年间，为保障豆农基本收益，国家出手频繁。“然而不管是2008年至2014年施行的大豆临时收储政策、2014年至2017年执行的目标价格补贴，还是2017年以后实行的生产者补贴，都难以逆转前些年国内种豆收益下降的颓势。”殷瑞峰介绍，由于国内成本增速过快、价格风险加大，在2020年之前大豆成本利润率并没有改变一路走低的轨迹。　　黑龙江黑河市农户闫雪松向记者回忆，2020年之前自己主要用些“边角料地”种大豆，亩产低，价格也低，“5年前的大豆价格仅为现在的一半，种豆真赔钱，为了养家只能靠多打零工。”　　“过去大豆价格低的时候，就等着挣个补贴钱。生产者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轮作补贴……各项补贴加起来每亩能拿300多元。”刘春生告诉记者，即使近两年国产大豆价格在新冠疫情及极端天气的大背景下出现上涨，价格处于历史高位，但他三分之一的收入还是来自财政补贴。　　今年黑龙江为完成扩种大豆1000万亩以上，预计增产26亿斤以上的目标，并相继出台文件，用“真金白银”的政策调动农民种植大豆的积极性，明确“原则上大豆生产者补贴每亩高于玉米生产者补贴200元左右”“新增耕地轮作试点每亩补贴150元”。　　“我们这儿本身种大豆就是传统，加上今年的政策红利，周围的种植户普遍都扩种了。”作为当地种豆大户，刘春生告诉记者，今年他扩种了1300亩，估计补贴拿的能比去年多，目前大豆长势良好。　　为了帮豆农抵御灾害风险，除了直接补贴，自2007年开始，中央和地方政府一直积极探索通过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农民收入。“保险有杠杆，能花小钱办大事，发挥财政资金更大的效益。”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张峭向记者举例，比起直接补贴30块钱，按照现在6％的保费，30块钱就能提供400-500元/亩的风险保障。　　“大豆比较‘娇贵’，旱不得涝不得，此前一直是靠天吃饭。”几年前，刘春生就开始为种植的大豆购买保险。但是，他过去购买的大豆保险多是种植类保险，只能覆盖大豆种植的物化成本，受灾减产只能收回种子成本，对于大豆价低减收没有任何风险补偿。　　事实上，光靠政府直接补贴和一般政策性保险，豆农无法抵御价格波动的风险。“之前我买的是大豆物化成本保险，保障低，一亩才保200块钱，一旦发生大的价格波动和严重灾害，那哪够啊。”言语间，刘春生透露着无奈。　　为了给豆农生产成本罩上更牢固的“保护罩”，今年5月24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银保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大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试点的通知》，决定自2022年至2024年，在内蒙古自治区4个旗县和黑龙江省6个县，开展大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试点。　　只是这一政策才刚刚发布，具体执行还需试点地结合自身农业保险业务基础和工作实际等情况确定，在广大豆农间推广普及还尚需时日。　　据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消息，2022年全省预计大豆保险承保面积4686万亩，承保覆盖率达69％以上，同比提高近3％。其中，大豆完全成本保险预计承保面积630.82万亩，保障程度由每亩200元提高到627元，提升超3倍。记者发现，由于黑龙江的试点才刚启动，本次大豆完全成本保险承保面积大约仅占该省大豆种植面积的9％，也就是说只有少数豆农能享受到这一政策。　　其实在国家出手的同一时间，为保障农户收益，代表市场力量的保险和期货行业也在想方设法寻找解决方案。市场的手已更深入地参与到保障豆农基本收益的行动中来。　　为化解豆农种植风险，2015年大连商品交易所开始在黑龙江赵光农场开始探索“保险＋期货”价格险试点。2016年，试点推进到了海伦市，刘春生第一次接触到“保险＋期货”项目。　　“我们老百姓就知道买种植保险，管价格的保险还一次没买过，心里没底。”作为海伦当地的种植大户，刘春生参与了当地农业农村局组织“保险＋期货”知识普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买了一部分，竟然获得了不小的惊喜。“当年我交了4万元保费，总赔付金额达到了23.4万元。”　　更大的惊喜来自2019年。当年大连商品交易所将“保险＋期货”模式升级，兼顾目标产量和价格，并由分散试点拓展至“县域覆盖”，“试点县投保面积不低于60％”。作为试点县之一，海伦市当年的项目成为迄今面积最大、赔付额最大的大豆“保险＋期货”项目。　　“2019年遇到了水涝，大豆被风刮倒，减产了20％—30％。那时候保费比之前没多交多少，但最后给我赔付了89.5万元，这真的是看得见的实惠。”刘春生表示，希望未来能争取所有的耕地都参加试点。　　大豆市场化程度高，各方运用期货市场转移风险的诉求不断增加　　这个让刘春生们受益的“保险＋期货”项目就是保险行业与期货行业携手为农民兜住基本收益的创新实践。　　与其他农产品相比，大豆市场化程度高，与之配套的期货市场同样如此。大商所早在1993年就推出大豆期货合约，如今大豆期货是我国上市较早、累计成交量最大和交易最规范的品种之一，交易规模长年稳居世界第二位。　　不过，期货市场的“热闹”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与普通豆农的关系是微乎其微的。由于农户直接参与期货市场存在认知能力、准入门槛、业务操作等太多限制，期货市场直接服务农民收入保障的实践举步维艰。　　“普通农民离期货远，但对保险更熟悉，几乎每个行政村都有保险员。”张峭说，虽然我国农业保险事业起步晚，但是发展速度非常快，目前中国已是全球农业保险保费规模最大的国家。　　据张峭介绍，过去保险行业也曾经历过以现货价格为理赔依据的价格险探索，但早期因现货价格采集缺乏公开透明机制，使得以现货价格作为承保理赔依据的可信度不高，制约着价格保险的发展。　　转折点就发生在“保险＋期货”项目横空出世后。2015年，大连商品交易所组织期货公司和保险公司，基于保险易于为农民理解和接受的特点，借鉴美国的经验，探索出“保险＋期货”服务农民收入保障的新模式。自2016年以来，“保险＋期货”已连续七年写入中央一号文件。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优化完善“保险＋期货”模式。　　因不变甚至更低的出资比例却有着更高的保障水平，“保险＋期货”项目在试点地区的豆农间颇受欢迎。　　“对我来说就是买了一份更‘划算’的保险。我每年出的保费并没有变化，都是12.5元/亩，区别是‘保险＋期货’赔付是按照大豆期货的价格进行计算金额，去年每亩保了700多元，比过去投保的政策性保险保额高了不少。”闫雪松说，现在自己时不时也会看看期货走势，“期货价格就跟股票一样会实时起伏，我觉得理解起来并不复杂。”　　其实保险公司和农户一样都害怕大豆价格下跌赔钱，也想要“保本”，有“再保险”的需求。“保险＋期货”实际上是保险公司向期货公司买入看跌期权，若未来价格真的下跌，保险公司将能从期货市场获利，继而拥有更多资金来完成对收益受损农户的赔付。　　“保险公司也有转移风险的需求，如果碰到农户连年收益受损，保险公司有可能因为每年赔付的金额过高而没有积极性去做保障程度更高的农业保险。”张峭介绍，“保险＋期货”并非一份简单的保险，本质上是希望利用期货市场属性，开展双向交易进行风险对冲，进而为投保农户锁定利润。　　据了解，“保险＋期货”项目对豆农收益的保障水平最高能达到80％以上，远远超出过去政策性保险保障水平（一般大约在20％—50％）。　　“如果今年大豆上市的价格还在高位，算上各种补贴，再加上‘保险＋期货’的保障，预计今年大豆的收益不会差，比种玉米还要高一些。”闫雪松告诉记者，今年他也响应号召扩种了100多亩大豆。　　大商所数据显示，2015年项目实施以来，截至2021年底大豆“保险＋期货”试点达57个，涉及种植面积880.85万亩，农户284696户，保险理赔2.94亿元，有效保障了豆农收益。2022年，大商所继续在全国8个省区立项14个大豆“保险＋期货”收入保险项目，覆盖面积204万亩，约8.5万农户受益。　　这是一项包含豆农、农业保险、期货市场在内的多方获利的共赢举措。“对豆农来说，参加‘保险＋期货’能获得更高的收益保障。而对农业保险行业来说，与期货市场的结合推动了其向‘保价格、保收入’转型，防范自然灾害和市场变动双重风险的能力得到了提升。”张峭向记者介绍，过去保险公司要想为豆农提供更高的收益保障的农业保险，意味着自身承担的风险将变大，而再保险、大灾风险基金、“保险＋期货”等是其分散自身风险的有效办法。　　“对期货市场来说，通过和保险市场密切合作，找到了一个服务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管理的有效途径，使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得以增强，也间接推动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研究院研究员李正强（大连商品交易所原党委书记、理事长）表示，7年的发展实践，“保险＋期货”模式已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保障农民稳收增收、提升农业补贴资金使用效率的有效途径。　　试点范围难以迅速扩大，“保险＋期货”遭遇项目可持续难题，保费来源是症结　　即便农户反响好，“保险＋期货”项目却难以在全国迅速扩大试点范围。根据调研，保费来源是症结。在充分保障农民利益的前提下，如何让保费更稳定和可持续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农民是最大的受益者，参加过的都知道，‘保险＋期货’既管产量又管价格，就是如果能扩大试点面积就更好了。”刘春生说，每年参加时都争取把自己种的大豆都申请上，但该项目还难以覆盖所有乡镇和农户，现在就怕没有试点。　　据记者了解，前期“保险＋期货”保费的五大来源分别是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县市财政、大商所的项目补贴和农户出资。大商所在模式的启动和推广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资金扶持的角色，大幅降低了农民的保费负担。记者发现，在早期的试点项目中，大商所补贴保费一般超过50％，三级财政接近30％，农户出资一般在10％左右。　　如2020年南华期货联合阳光保险在黑龙江海伦市开展的大豆“保险＋期货”项目的保费中，大商所项目补贴达到了28元/亩（占比59.57％），中央财政承担6.4元/亩（占比13.62％），省级财政补贴4元/亩（占比8.51％），县市补贴3.6元/亩（占比7.66％），农户承担5元/亩（占比10.64％）。　　不过，为使项目可持续，大商所的补贴正在逐步退坡，同时近年来三级财政里中央和省级每年的补贴比例略有下调，而县市级别财政出资逐年增加，支出压力增加。以海伦的大豆“保险＋期货”项目为例，其县市级别财政出资额已由2019年的367万元，增加至2021年596万元，三年间增长62％。全国范围来看，2022年，大商所立项的14个大豆项目中，交易所计划补贴比例已降至26.13％。　　“总不能让农户多出钱吧，再说他们也掏不出多少钱，交易所的补贴一变少，压力就全在县市了。”阳光农险海伦支公司项目经理袁大亮介绍，若县级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地方政府参与积极性可能会下降。　　“若每年保费过度依靠大商所的项目补贴，显然不可持续。”南华期货项目经理何琳表示，近年来保费多元化成了新的探索方向。不少业内人士建议，在提升政府财政资金补贴的同时开展多样化模式，如引入种子公司、农资公司、银行等多渠道解决保费问题。　　为提升财政补贴资金使用效率，何琳建议，可将每年给豆农的补贴进行拆分，拿出小部分资金用于保险补贴。“如将大豆种植者补贴248元/亩划分为218元/亩的种植者补贴＋30元/亩大豆价格险补贴，或是将省内总补贴资金总额拿出小部分，成立大豆价格险专项资金，通过竞标方式形成项目制，让豆农得到更实际的好处。”　　这样的建议在国际上是有实例可循的。据李正强介绍，作为世界大豆第一大出口国，美国从1938年就开始了利用保险为农场主提供基本收入保障的尝试，经过80多年的探索，目前已形成了“保费以政府补贴为主、农产品期货市场价格为保险理赔依据、保障农场主基本收入为目标”的发展格局。　　“中美国情和农情不一样，美国规模化农户多，资金实力更强，风险意识更强，自缴的比例也更高，更愿意购买保险甚至有能力深度参与期货市场。”华安期货项目负责人李莉提到，7年来我国的“保险＋期货”项目不断在探索更适宜“大国小农”国情之路。　　“在提升农户收入保障方面，我国市场化运营的程度需要进一步提升、期货市场价格发现与风险管理的功能需要进一步发挥。”李正强建议，未来应深入探索立足于中国农村发展实际，“以保障农民基本收入为目标、以政策性农业保险为主要手段、以政府补贴为主导、以农产品期货市场为重要支撑（提供定价与理赔依据）、保险、银行和期货等多方机构密切协作、市场化运行”的发展格局。　　鼓励多方参与和差异化调整，实现多条腿走路，共同织密豆农收益保障网　　经过多年的试行、推广，我国的“保险＋期货”模式在创新中也不断迭代。　　近年来，为增加保费来源、便于贷款、解决后端售粮等目的，“保险＋期货＋N”的模式已经普遍运行，通过汇集产业链上下游力量，共同促进农民保收增收。　　“以‘保险＋期货＋基差’为例，在项目运行结束后，为帮助农户解决粮食销路问题，通过固定基差，给予农户点价机会，让农户再次获得收益。”大商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保险＋期货＋基差”的形式可嵌入订单农业，以试点订单推进“专地专种”“专品专供”，推动专用大豆生产，这种“定制式”经营也更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　　再比如，“保险＋期货＋银行＋担保公司”模式。一般银行信贷更关注经营风险和信用风险，而农业靠天吃饭的属性让一般的农户难成为银行放贷对象。引入农业担保公司，就能让担保公司来承担农户信用风险，以此解决银行在“保险＋期货”模式中的信贷顾虑。　　未来，要实现“保险＋期货”模式的可持续发展，还需在精细化上下功夫，打造更具差异化的产品。　　我国不同区域的大豆产量、风险、成本、收入不尽相同。“当前大豆‘保险＋期货’项目中主要以收入保险为主，是以当地平均的亩产×目标价格来计算保额，但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中亩产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张峭表示，未来在承保前，对风险评估和费率的分区方面应更精准，以便实现最佳的收益保障效果。”　　“大型合作社与普通种植户均参加同一个项目，在秋季测产过程中往往大型合作社的产量高于普通种植户很多，理赔效果也不同。”对此，何琳建议，未来可针对不同主体如农场、大型合作社、普通种植户；针对不同积温带如第三积温带、第四积温带、第五积温带等地区进行差异化调整。　　此外，不同品种和品质的大豆对最终的收益也有影响。“若不分品质所有大豆采取相同的保额计算方式，那对高油、高蛋白、富硒等高品质大豆可能并不公平。”何琳介绍，目前可通过创新项目设计来解决这一问题，比如为高品质大豆设计特殊的“保险＋期货”项目方案，满足不同农户差异化的风险管理方案。　　“近几年的实践表明，‘保险＋期货’是符合中国实际、市场化运行的农民收入保障模式。以‘保险＋期货’模式为切入点引入粮食贸易企业、银行、保险、期货等多方协作，能真正帮助农民实现收入保障。”李正强认为，未来应鼓励金融机构、龙头企业等市场主体更加积极地参与，让市场与政府力量协同联动，实现多条腿走路，共同织密豆农收益保障网。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2-08-02

聚焦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呼吁明确农产品质量安全公益诉讼制度

　　（记者 李秀萍）从6月24日到7月23日，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共有166人通过中国人大网提交303条意见建议。　　此前，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行了分组审议。参与分组审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纷纷肯定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压实有关主体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明确建立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也对进一步完善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见仁见智，建言献策。资料图片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郝明金看来，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安全生产有类似、相通之处。郝明金坦言自己对比了安全生产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发现两者都强调要加强安全监督管理能力建设，均规定有关方面的责任，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规定得还不够明确。同样都涉及生产经营者、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安全生产法明确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地方政府的属地责任和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只是作出一般性规定。　　郝明金还建议健全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社会监督。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第57条规定“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进行社会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违反本法的行为进行投诉举报”。现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的是“检举、揭发和控告”，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改为“投诉举报”。他表示，检举、控告权利在宪法里有规定，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另外建议建立举报奖励制度，特别是企业内部“吹哨人”举报制度。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陈国民建议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完善对农药、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肥料等使用的监管措施，对食用农产品中农药、兽药含量不得超过最大残留限量标准作出明确规定，进一步强化农药、兽药、肥料过量使用问题的治理，特别是针对常见蔬菜农药残留超标等违法行为，采取更有力度、更有针对性的综合治理措施。　　陈国民同时建议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加大对优质农产品生产经营的扶持力度，通过政策激励手段引导农产品生产经营者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在农业投入品、产地环境、地理标志认证和其它优质农产品认证、环境友好等方面采取措施。鉴于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产品产地污染等问题涉及消费者健康、环境安全等公共利益，陈国民还建议借鉴相关法律的有关规定，明确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公益诉讼制度。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杜黎明注意到，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第59条规定，“上级人民政府应当督促下级人民政府履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职责。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责任落实不力、问题突出的地方人民政府，上级人民政府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其表述与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的表述不一致。杜黎明建议该条参照食品安全法第117条的规定增加一款，即“被约谈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整改，责任约谈情况和整改情况应当纳入地方人民政府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评议、考核记录”。　　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第42条明确建立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并授权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追溯的目录。同时，该条第2款明确规定，国家鼓励具备信息化条件的农产品生产经营者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采集、留存生产记录、购销记录等生产经营信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殷方龙看来，食用农产品的运输等中间环节信息采集的追溯也需要加强。他建议在第42条第2款文末增加“和运输、保管、仓储等信息”的表述，真正确保食用农产品的全链条全过程追溯。　　针对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机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李锐也提出建议。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规定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他建议增加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与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机制有效衔接的内容，并对承诺达标合格证应当标明的内容单独作出规定，明确承诺范围等。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2-07-29

数字赋能 “智”向未来——全国数字乡村建设现场推进会侧记

（见习记者 侯雅洁）当“数字”走进乡村，会擦出什么火花？　　——将工业模型引入农业中，精准控制温、光、水、肥等生产要素，番茄采摘期能从30天延长至365天。　　——农村集体“三资”、土地流转、农户帮促等事项无需跑腿，通过未来乡村系统即可一屏感知、线上解决。　　——视频问诊、自助购药、健康测量，在邻里中心便可一站实现。　　这只是数字乡村建设的一角。　　如何将数字乡村建设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已成为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课题。日前，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在浙江德清举办全国数字乡村建设现场推进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参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深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分享了一系列可学可看、可示范可推广的经验，描绘出数字乡村“是什么、怎么建、建什么”的广阔图景。浙江德清一座蔬菜大棚内，生产者通过智能无土栽培种植方式，提高产出收益和农产品竞争力。　　智慧农业促进乡村生产方式变革　　近年来，蓬勃发展的信息技术推动着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渗透融合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方式正在发生改变，智慧农业成了田间地头的真实写照。　　在“浙里办”服务端，塘口价和批发价一目了然，渔民可以通过自助诊断模块分析病害发生的病因，系统将为其提供相应的治疗方案。这是浙江立足农业主导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打造的“渔业产业大脑”，在这里渔民可以获得可靠的渔资信息，获取生产技术和销售指导，了解帮扶政策和金融保险服务。　　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的使用场景比比皆是。“要整合农业数据资源汇集成大数据中心，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数字农业平台。”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麦朝认为，数字化给农业生产关键环节嵌入了“智慧芯”。良种方面，吉林建设起种业资源数据库，在种子生产、流通环节实现全程跟踪溯源；在良机方面，搭建起机械化智能平台，在保护性耕作、深松、深耕等环节实现实时监测管理。　　“我们通过建成农业资源地图，实现一张图观家底。”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浩说，北大荒实行一块地一编码，进行地块数据采集和上图，汇聚起地理空间、种植作物、土壤环境、遥感及权属等多源数据，为农业生产经营提供数字化底座支撑。　　“智慧农机的发展和作业模式的创新带来的不仅是生产效率的提升。”重庆市渝北区副区长李义奎介绍，渝北区因地制宜实施土地“零改整”“坡改缓”“瘦改肥”，开发出丘陵山地3D智慧对靶喷药机器人，采用仿真树对靶精准施药技术，能够减少50％的农药用量，效率提高10倍以上。在柑橘采摘环节，还研发出了智慧机器人，根据成熟度和大小进行分类采摘，大幅降低了果品损伤率。　　建设治理高效、惠民利民的现代乡村　　建设数字乡村的根本在于惠民利民。以信息化为支撑提高治理效能，以数字化服务提升村民生活品质，在德清，记者看到了现代乡村的发展方向。　　“我们村面积5.61平方公里，但是村干部加网格员才7个人，如何才能提高治理效率？”德清县莫干山镇党委委员、五四村党总支书记孙国文对此一度很是头疼。　　为此，五四村率先在浙江省探索建立“数字乡村一张图”。“全村的生产、生活、生态的动态详情已形成三维实景图，实现乡村环境、乡村经营、乡村规划等5大模块可视化。”孙国文解释，“进入这张图的政府服务页面，出生、婚姻、就业等‘一生事’，村民通过申报即可网上办理，原本需要到县乡两级办理的社保信息查询、工商执照申请等业务基本可在村里完成，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村民少跑腿。”　　五四村只是德清以数字乡村建设撬动乡村治理的一个缩影。将“数字乡村一张图”作为党务、村务、财务“三务”公开的网上阵地，拓宽民主监督渠道；以“随手拍”“随手问”建立问题建议“收集—交办—办理—反馈”闭环管理机制，打造线上群众路线新载体；运用“天空地”一体化遥感监测体系和人工智能分析，实现人居环境问题点位的全面发现和自动归集……数字新治理已在德清的乡村落地生根。　　除此之外，数字服务也让乡村生活充盈幸福感。走进智慧健康驿站，大数据便可自主监测健康状况，还能云端连线医生问诊，足不出村也能拥有不间断的健康服务；“互联网＋”义务教育，乡村的孩子也能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线上应用和线下场景的高效融合，已让村民更好地融入“数智生活”。　　瞄准未来乡村发展方向　　乡村全面振兴，数字化改革是牵引力，更是加速度。当前，数字化已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也将成为未来乡村发展的“新动能”。　　“要振兴、先强基。”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夏冰表示，数字乡村建设离不开网络基础设施的有力支撑，以信息基础设施为依托，中国电信在农村地区光纤网和移动网覆盖率均达到99％以上，并推出“村村享”数字乡村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天翼看家等系列数字化平台。“下一步，电信将重点完善县域农村地区千兆光宽、5G、边缘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逐步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为乡村数字发展夯实根基。”　　农村电子商务也提升着“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速度。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网信办主任房方表示，四川充分发挥“网红”优势，培养了一批来自农村、服务农村的“网红”，打造出“直播天府”乡村振兴品牌，真正让农村达人多起来、川菜川货火起来、百姓腰包鼓起来。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十四五”是实施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下一步，有关部门将瞄准农业农村现代化主攻方向，聚焦重点领域和短板弱项，扎实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一方面，以大数据作为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新抓手。加强数据制度、数据资源建设，在创新完善传统监测统计制度的同时，构建“空天地”一体化数据资源采集体系，大力拓展物联网、互联网等在线采集新渠道，推动建立政务数据、行业数据、社会数据、企业数据汇聚共享利用机制，加快建设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和“数字底图”。另一方面，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数字化能力、乡村信息服务水平和农民数字素养，持续推进信息进村入户，办好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对“新农具”的使用能力。通过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变革乡村治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此外，还要进一步提高农村网络速度和入户通达率，逐步实现农业集中生产区域的5G网络覆盖，降低农村网络资费，让更多农民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真正受益于数字乡村建设。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2-07-28

如何在金黄田野里打磨黄金利器？

　　（记者 颜旭）玉米作为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2021年种植面积6.5亿亩，总产超过2.7亿吨，但市场供需矛盾依然突出，进口量连年攀升。在农业劳动力紧缺、人工成本逐年提高的今天，如何通过优质高效机械化生产技术来提升玉米产量和效益，实现玉米的有效供给，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020年全国玉米耕、种、收及综合机械化率分别达到98.27％、89.52％、78.67％、89.76％，但机械化水平与国际先进技术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在高机械化率的背后，依然存在播种保苗率需要提升、籽粒直收破碎率高亟待攻克、烘干技术装备需要加快发展等难题。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在稳粮扩油的大背景下，又该如何助推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发展？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农业农村部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专家组组长、中国农业大学工学院教授张东兴，农业农村部土壤—机器—植物系统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农业大学工学院教授杨丽。玉米收获现场。　资料图　　在效率和质量上发力　　“虽然目前我国玉米生产机械化率很高，但是从作业效率、作业质量和机具可靠性上看，跟国外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因此这也是未来研究的核心领域。”张东兴告诉记者，单看国内的玉米播种机，作业速度一般不超过每小时8公里，作业行数大多为4至8行。而欧美等国的播种机作业速度普遍在每小时10公里以上，作业行数大多为16至32行。此外，国外机具能够做到在整个作业期内基本无故障，而目前我们还做不到，虽然“大故障不多见”，但“小毛病时常见”，而机具一旦在关键农时出现问题，就会耽误农时、影响产量，进而影响农户收益。　　“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在于我们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要结合我国的实际生产条件和区域特点，通过技术创新来破解。”杨丽认为，好的机具一定要适应当地作物的种植模式和土壤特点。而且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自然环境有非常大的差异，因此一定要因地制宜，在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不断创新适宜我国特定生产条件的技术与装备，而不能简单地“照猫画虎”。　　“而且我们分环节来看，各环节机械化率是不均衡的。其中玉米收获，尤其是籽粒直收率相对较低。”张东兴指出，我国玉米机收以果穗收获为主，而国外大多为籽粒直收。果穗收获会增加很多中间环节，比如摘穗后的晾晒、脱粒、烘干等，从而增加了生产成本。　　杨丽介绍，我国籽粒直收机械化率低的原因，既有品种问题，亦有机械因素。当前玉米品种收获时籽粒含水率普遍在30％左右，达不到25％以下。含水率高则导致破碎率高，籽粒收获时平均破碎率在9％左右，不能满足小于等于5％的收获作业质量要求。　　“籽粒直收因其省工省力等优点，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攻关重点。”张东兴说，但是该技术的推进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在我国现有品种还无法完全满足各地收获时籽粒含水率低于25％要求的前提下，即使籽粒破碎率略微偏高，但如果能及时烘干，也能够解决部分生产者籽粒直收的需求。因此，国家在大力支持宜粒收玉米新品种研发的同时，需要大力支持和发展与玉米籽粒直收相配套的低成本、多种热源可选的产地烘干技术与装备。　　玉米生产机械化领域大有可为　　当前，减损就是增产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三大粮食作物中，玉米机收减损的效益最大。”张东兴说，近几年我国玉米产量稳定在2.5亿吨以上，在收获时如果能把损失降低1个百分点，相当于增加260万吨左右的玉米产量。该如何尽可能地减少机收损失呢？张东兴认为，要将《玉米机械收获减损指导意见》中规定的技术细节实施到位，而要保证这一点，机手的培训至关重要。比如收获时，收获机的脱粒滚筒转速及凹板间隙，需要根据籽粒含水率进行相应的调适，作业质量与工作参数调整是否恰当有很大关系。种种细微的差别都需要机手灵活且熟练地掌握，这需要对机手加强技术培训，并在实践过程中逐步积累经验。　　“此外，种植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得跟上。”张东兴提醒道，由于在实际收获中，损失最大的不是落粒损失，而是落穗损失，其占比在60％至80％左右，那么在品种选育上，就要考虑果穗的结实性。病虫害防控也要跟上，防止病虫害导致的落穗损失等等。　　为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加快提高供给保障水平，我国正在大力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今年新增面积1500万亩，对相关作业机具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就目前的情况和条件来说，对现有的玉米机具进行适当的改造改装与调整，是满足当前复合种植生产急需、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的有效办法与途径。”张东兴表示，玉米播种机的选配与改造相对比较容易，有多种可选机型，费用也较低，一般千元以内便可完成改造。但收获机的选配与改造难度相对较大，要根据两种作物的成熟期来选择先后收获顺序，玉米收获机还要根据其成熟度选择摘穗或直接脱粒收获，收获机行数和行距要尽量与种植模式相匹配，最好在机具厂家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来改造。当然，经济条件允许的规模化经营主体，可以购买专用机型。　　此外，张东兴还建议，农艺农机应通力协作，高度融合，加大宣传和示范推广力度，同时进一步强化国家扶持政策，各地可累加补贴。还应设立农机创新专项资金，加大专用机具的研发力度。最后，各地尽快形成全程机械化生产田间作业机器系统，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大面积推广应用提供装备支撑。　　向智能化迈进　　近年来，我国玉米机械播种技术发展迅速，但在实际生产中，播种机存在播种粒距不均匀、播种深度不一致、播种质量不稳定等技术难题。目前，多数农户的播种出苗率不足85％，播种后“保苗率低、出苗整齐度差”的问题依然突出，距单粒精量播种需求和“密植、高产、增效”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记者了解到，张东兴、杨丽教授团队研发的玉米高速单粒精量播种机，在实际作业中，玉米种子会一粒一粒随着排种盘的转动落到种沟里，实现了单粒精量播种，农民可不再下地间苗，减少了生产成本和劳动强度，提高了出苗整齐度，推动了我国玉米播种的技术进步和播种机具的升级换代。　　但团队并不满足止步于此。“这几年，我们在深入研究新一代高速精量排种技术的同时，还创新了播种粒距和播种深度的精准调控、基于土壤信息的智能变量播种、基于不规则田块和行进路径的智能区段控制等核心技术。”杨丽告诉记者，比如我们研发的电驱式玉米精量播种机，解决了在高速作业条件下地轮打滑，造成的播种粒距不均匀的问题，使作业速度提升到每小时13公里以上，播种合格率达98％以上。同时搭载的智能控制系统的播种机，还能根据土壤肥力、水分、有机质含量等实现变量播种，从而最大限度地挖掘产量潜力。目前，该技术成果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机收方面，团队正在研发基于作物产量和籽粒含水率的收获机作业速度、滚筒转速、凹板间隙等多目标智能调控技术，以期提高作业质量和效率，并尽可能降低收获损失。　　“总之，未来我们会紧紧围绕我国玉米产业发展需求，加快推进玉米机械化生产技术的创新研究，在努力解决好我国玉米机械化生产实际问题的同时，使我们的技术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张东兴说。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2-07-26

王屋山下谋善治——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工作交流会综述

　　（记者 刘杰）盛夏时节，王屋山下，济水河畔，群英荟萃。7月21—22日，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工作交流会在河南省济源市召开。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全国各省（市、区）农业农村部门相关负责人，20个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县（市、区）代表，乡村治理领域专家齐聚一堂，围绕丰富村民议事协商形式、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完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等乡村治理重点难点问题，交流试点经验做法，探求破解之道，共谋乡村善治。　　轻轻回拨时间指针，2019年，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牵头，会同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司法部在全国确定了115个县（市、区）开展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两年多来，试点单位克服了新冠肺炎疫情等不利影响，在乡村治理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好经验好做法。　　“入之愈深，其进愈难”，此次会议总结了试点示范工作开展以来取得的成效及当前面临的问题，统筹部署乡村治理下阶段工作任务，力争以务实有效的方式解决乡村治理重点难点问题，推动各地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济源市承留镇花石村“老班长”调解室工作人员入户了解情况。　受访者供图　　创新议事协商形式，丰富村民参与渠道　　“干部干、群众看”，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不高，参与的途径不多，这是乡村治理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面对农村的现实情况，要加大探索创新民主协商的形式。　　浙江省象山县坚持为民服务、制度集成、数字改革、共同富裕，创设“民意汇集、民主协商、决策推进、矛盾化解”四个平台，实行“有事敞开说、遇事多商量、有事马上办、好坏大家评”闭环运行，构建自治为本、法治为纲、德治为基、智治为先的“四治”融合治理体系。　　浙江省海宁市创新“四共四筹”模式，通过户长、党员干部、能人志士促发展，实现共商筹智；坚持参与制度创新化、参与方式多样化、出资主体多元化，实现共建筹资；建立考评机制、三小组长机制、微治理体系，实现共管筹治；推动产业增收、乡风文明、环境宜居，实现共富筹心。　　福建省晋江市让群众多说家里事、村里事、关心事，创新“固定式、机动式、兼合式”议事会，搭建平台、健全规则、拓宽路径让能人参事，进一步健全运行机制、考评机制、激励机制，形成“群众说事、村民议事、能人参事、‘两委’干事”的“四事”村级议事协商全链条处置机制。　　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创新开展“五个一”模式，强化“一个引领”，群众事党员帮；创新“一个例会”，重大事协商定；开展“一个整治”，大家事大家干；健全“一个网格”，村民事村里做；定好“一个民约”，民俗事文明办。　　广东省蕉岭县强化村级党组织引领带动能力，以制度建设巩固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三元主体责任，以平台建设拓展村组两级协商议事参与渠道，实施常态议事协商、专项议事协商相结合的村级协商议事机制。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通过“强机制、强民主、强效能”，推行“引、放、议、评”四字工作法，坚持“四提四议两公开一监督”，推进村民议事协商载体建设、基层多元化村民自治实践及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湖北省宜都市建强队伍、制定标准、明确职责，夯实村级议事协商基础；丰富渠道、搭建平台、规范流程，打造村民议事绿色通道；依规依法推动村民自治，培育培植文明诚信乡土，以共治共享加速乡村振兴。　　农业农村部总畜牧师、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司长张天佐在会上总结时指出，农民是乡村的主人，也应当是治理的主体，乡村治理的核心就是要突出农民群众的参与。村民议事协商是村民自治的基本形式，也是化解农村社会矛盾、激发乡村发展内生活力的重要方式。要坚持创新议事协商形式、拓宽议事协商范围、搭建多方主体参与的平台。　　党建引领“三治”融合，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　　当前，部分农村地区依然存在高价彩礼、婚丧大操大办、人情歪风、厚葬薄养等陈规陋习。广大农民群众人人厌恶，但又难以摆脱，成为不堪重负的经济和精神负担。　　江苏省东台市在婚俗改革中，坚持政府主导，突出村民自治，强化社会宣传，抓源头治理，建长效机制；倡导“五讲四简”，以党员干部树标杆，以清正家风树正气，培树健康文明典型示范；打造“天仙配”主题园区，举办主题活动，发展主题产业，用孝爱文化诠释婚俗新风尚。　　安徽省当涂县通过出台制度、网格化包户、多渠道宣传、设“红黑榜”等形式推动工作，以限场次、限礼金、限规模，减轻人情负担，从“阵地、场地、队伍”入手，深化文明实践、移风易俗、志愿服务平台建设，强化监督约束、正向激励、常态长效机制。　　江西省大余县坚持把殡葬改革作为移风易俗“大文章”的“小切口”，大力推行“教、堵、疏、管、转”五步工作法，广泛宣传，层层发动，收缴处置棺木，整顿土葬用品市场，管控山主坟主，建公墓、迁坟墓、转化从业人员，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促进乡风文明建设。　　湖北省仙桃市以“强领导、定章程、明标准”建立制度，以“全面动员、紧盯重点、创新载体”进行宣教，强化积分管理、典型引领、考核监督，整治人情歪风，树立文明新风。　　重庆市铜梁区开展组织领导、制度引导、正能量传导、思想教导“四导”行动，完善治理体系，强化党员管理，发挥“带头人”作用，修订完善村规民约，深化扩展积分制度，创新议事协商机制，以先进模范激励人、以文明新风引导人、以红色精神涵养人，广泛开展晒家风家训，夯实文化阵地建设，强化文化宣传教育。　　张天佐指出，县（市、区）是农民群众亲情交往的主要区域，具有完备的行政系统和组织能力，以县（市、区）为单位推进农村移风易俗较为适宜，要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党委政府主导，村民自治主推，充分发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引导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切忌雨过地皮湿。　　完善基层治理方式，健全矛盾多元化解机制　　乡村振兴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环境，稳定也是广大农民群众的共同愿望。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专门强调，要构建一站式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江苏省溧阳市强化风险排查、协商议事、法律仲裁等关键环节，致力打造以“百姓议事堂”、“三官一律”进网格、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为主载体的一站式多元诉前处置体系，切实解决农村矛盾纠纷，有效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发展。　　浙江省安吉县着力打造县乡村三级矛调、代办、接访平台，坚持分类施策、分层调处，形成矛盾收集、按需调处、诉讼服务全链条闭环机制，为群众提供“线下申请、线上调解、签订协议、司法确定”全流程在线调解服务。　　河南省林州市从“清单制”“村居巡、改、治”“三零”平安创建等入手，持续推动市、镇、村三级调解与行政治理、司法调解、人民自治深入融合，初步形成了“巡察推动、联调联动、民事民管”的乡村治理模式。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整合资源，创设乡村法治服务中心，推行不良行为未成年人“四访五帮”、“四类重点人员五级服务管理”工作和组建风险防控网格员队伍，构建以综治、信访、司法、公安、法院、检察院6种力量为主体，法律工作者等多种力量参与的合力攻坚格局。　　四川省米易县为有效解决人民调解专业性不强、行政调解公信力不足、司法调解程序繁琐等问题，有效整合人民调解组织、行业协会等相关调解资源，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组建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中心，全覆盖构建调解网络，无缝隙强化协调联动。　　贵州省余庆县坚持高位推动、政策驱动、整体联动，强化“三治”融合，用活“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治理机制，推动多元化参与，树立“数字＋”理念，贯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方式“一条链”，真正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难事不出县、矛盾不上交、信访不上行”。　　云南省西畴县在实践中探索了“基层党组织一体主导，线上线下双线结合，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多元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　　张天佐认为，要主动适应新时代乡村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做到关口前移、源头预防，以自治“消解矛盾”，以法治“定分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进一步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保障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的衔接和协调，为农民群众提供更加多样、高效、便捷的矛盾纠纷解决途径和服务。　　会议代表点赞济源乡村治理实践　　22日下午，伴随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会议代表们到济源市承留镇花石村、轵城镇良安新村、思礼镇涧南庄村等地进行调研，深入了解济源市党群连心工程、道德积分银行、清单制等做法。　　刚到承留镇花石村，代表们就被眼前的“连心桥”所吸引，桥体两侧的护栏上挂着党员服务群众连心卡，卡片上包含村“两委”干部的联系电话、职责分工及包户群众等信息。花石村党支部书记周全喜介绍称，这些年村里能够顺利推动产权改革，建成滑雪场、水上乐园等多个项目，与党建引领、干群连心是密不可分的。在周全喜的带领下，代表们了解了花石村党员管理“土八条”、数字乡村平台、“老班长”调解室、应急物资室、养老幸福院等特色做法。　　“7月21日，良安新村老党员、老会计李好成退休在家，每天义务打扫胡同卫生，主动向疫区捐款1000元……被济源市产城融合示范区评为‘最美家庭’，加20分。”在轵城镇良安新村道德积分银行，工作人员通过手机投屏，向代表们展示了“德蕴良安”App的积分功能。2018年，轵城镇在良安新村试点建立首家道德积分银行，尝试将群众的德行转化为积分，并可以用积分在爱心超市兑换生活用品。5年来，轵城镇通过与商家合作、积分上网等形式不断升级迭代，正开发“古轵管家”，努力推动道德积分储蓄工作在区域范围内全覆盖。　　在思礼镇便民服务中心，从“镇长在一线”窗口可以悉知当地便民服务改革的力度。2017年以来，该服务中心围绕企业服务、人社、民政等11个领域，打造了228项政务服务事项清单、12项高频事项清单和办事指南，村民不仅可以本人上门办理，还可通过“村干部—小组长—联户党员”三级帮办代办员办理。走进思礼镇涧南庄村，村级班子主要负责人责任清单、农村干部“负面清单”30条、8大类88条村级小微权力清单、村级小微权力“八项规范”等做法让人印象深刻。代表们不禁感叹，“这个村级规范做得太细致了！”　　承留镇、轵城镇、思礼镇的经验做法，是近年来济源市推进乡村治理工作的缩影。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济源市委书记史秉锐介绍，近年来，为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济源市构建“党群连心＋治理网络”格局，探索出“一网全覆盖、党员走在前、组织做后盾、群众来评判”模式，开展警源、诉源、访源治理，规范化建设社会治理中心，全覆盖建设人民调解组织，健全矛盾纠纷查报、闭环管理、分流、确认、调解、考核奖惩机制，强化多元联调，加强互联网与党建、政务服务、村务管理融合，推动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高质量完成试点任务，推动乡村善治　　与会专家对各地的创新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意见建议。在丰富村民议事协商形式方面，专家们认为目前试点地区村民议事协商呈现规则机制渐趋规范化，运行机制多渠道、立体化等特点，未来应依法加强协商议事的规范性，处理好议事组织与其他村组织的关系，既不能让民主议事协商变成形式主义走过场，也要避免政府越俎代庖。在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方面，专家们认为试点地区的经验启示主要体现在强化制度保障、宣传引导、示范引领、激励机制四方面，未来应在改善文化产品服务供给、加强协同联动、完善治理机制等方面下功夫。在完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方面，专家们认为各地在推进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过程中，形成了以问题为导向，多元调解、联动处置，注重群众参与、运用数字化等多条经验。同时专家建议要坚持调处的法律底线，尊重当事人意愿，依法明确分清是非、合理划分权利义务，不能为了调解而调解。　　会上，江苏、河南、重庆、贵州、宁夏等5个省（市、区）农业农村厅、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乡村治理的经验做法。江苏省以健全机制为抓手、培树样板为引领、富民强村为核心、现代科技为支撑，形成了党建引领、自治法治德治智治融合、村级集体经济充分发展的“1＋4＋1”乡村治理“江苏路径”。河南省聚焦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乡村社会和谐稳定、提升服务水平、培育文明风尚等方面，把乡村治理作为乡村振兴有力抓手。重庆市建立乡村治理联席会议制度，成立乡村治理工作专班，优化乡村治理政策供给；制定全市乡村治理示范创建标准，持续开展乡村治理试点示范，培育打造一批乡村治理工作亮点；推广运用“积分制”“清单制”“院落制”“数字化”。贵州省构建县乡村三级联动抓重点任务工作落实的机制，联合省有关部门对试点县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开展评估，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找准突破口，形成各具特色的乡村治理实现路径。宁夏以开展整省域乡村治理示范创建为统领，在全区农村创新开展“一村一年一事”行动，坚持每年为每个行政村办好一件实事，创新推行乡风文明实践积分制，推进乡村治理中心建设等。　　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毛德智表示，乡村治理涉及的方面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少，要立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形势、新任务，把针对性地解决突出问题作为当前乡村治理工作的重要内容。高价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等不良风气在一些地方还未得到有效整治，成为农民群众的操心事、忧心事、烦心事；不少农村老龄化、空心化、原子化等问题严重，很多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不高，这些都是乡村治理的难点、痛点和堵点，更是关系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行稳致远的关键性问题，试点示范地区的探索实践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方法和路径。　　张天佐在会上总结时指出，试点示范工作开展以来，各地按照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试点工作的要求，在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体制、形成乡村治理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机制、完善乡村治理的组织体系、探索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路径、完善基层治理方式和村级权力监管机制、创新村民议事协商形式和现代乡村治理手段等方面大胆创新，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模式，充分发挥了乡村治理“试验田”的作用。总体来讲，试点示范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有的试点示范地区也存在工作进度与预期有差距、经验模式总结提升不够等问题。今年是试点工作收官之年，要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经验总结和推广运用，圆满完成试点示范任务，推动各地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

四川新闻网 ｜ 分享： 2022-07-26

强化督查激励 推进振兴实效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评论员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开展督查激励工作以来，首次设立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督查激励事项。这既是对受激励市县过去一年工作成效的充分肯定，也对各地起到以点带面的示范引领作用，更是对真抓实干做好今年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再强调再鼓劲。　　2022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之年，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由谋篇布局进入具体施工阶段的关键之年，做好农业农村工作具有特殊重要性。年初以来，国际局势复杂演变、国内疫情多点散发、经济新的下行压力加大，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面临两难多难挑战。越是困难增多、挑战加剧，越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信心，以统筹的智慧、扎实的举措，稳中求进推进乡村振兴各项重点工作，确保年底按时交账。　　要正向引路，加油鼓劲。乡村振兴是一场全面推进的持久战，其工作范围广、任务重、挑战多，唯有坚持正向引路，不断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信心、咬定目标、苦干实干、久久为功，才能让乡村振兴从愿景照进现实。为此，要不断强化正面引导，通过开展乡村振兴督查激励等方式，充分展示乡村振兴的进展成效，分享乡村振兴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讲好乡村振兴中国故事，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要树立典型，示范带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让先进典型引路，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是经过检验的有效方法。从现实来看，我国乡村地域辽阔、千差万别，推进乡村振兴不可能是一个模式，同样需要典型引路，蹚出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为此，我们要立足国情农情，及时总结提炼各地在推进乡村振兴中探索出的发展模式和建设路径，选树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范例，加强宣传和推广，积极营造互学互鉴、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要广泛动员，聚合力量。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一地一域愿意干、干得好还不够，需要在全国形成乡村振兴人人皆可为、人人皆愿为、人人皆能为的工作局面。为激发全党全社会投身乡村振兴的巨大热忱，需要用足用好激励措施，让真抓实干、成效明显的地方得实惠增干劲，需要讲好学好经验做法，让类型相同、水平相当的地方明方向赶上来，采取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推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　　强化督查激励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意义重大，开展这项工作正当其时。各地应当以开展督查激励为契机，积极主动担当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努力绘就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美丽画卷。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2-07-25

数字技术“点亮”乡村生活——来自第五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观察

新华社福州7月24日电（记者 庞梦霞）蛋鸡养殖机器人“解放”养鸡户双手、乡村孩子通过VR实验室“操作”复杂的化学实验、电子村务告示牌成为村民的智慧信息台……正在福州召开的第五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展厅内多项前沿科技成果聚焦数字乡村建设，展现了数字技术如何“点亮”乡村生活。机器人在第五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跳舞。新华社记者 周义 摄　　1台机器能管理20万只鸡！蛋鸡养殖机器人亮相本届峰会。高3米多，每秒可步行0.2米，它定时巡查鸡舍，根据算法模型识别鸡的形态，发现死鸡、绝产鸡等。福建光阳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余劼介绍，现在饲养员可以远程监测鸡舍的温度、湿度、光照、气味等数据，实现“云养鸡”。　　数据正成为“新农资”，助力传统农业从“泥里”跃升“云上”。走进峰会现场的8号馆，圣农集团的智慧养鸡可视化平台吸引了许多目光。圣农集团环控部经理赵建芳说，鸡舍里安装的智能环控系统监测300多个养殖场的环境数据，并通过大数据建模，为未来进一步优化养殖环境提供数据支撑。　　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带动农产品出村进城。2021年，福建共进行农产品相关直播13万场，累计上架商品212.4万次，全省农产品网络零售总额357.1亿元，同比增长11%。　　在本届峰会“跨越数字鸿沟 全民数字素养与数字乡村分论坛”上，腾讯公司副总裁张立军表示，腾讯启动了“丰收好物计划”，通过微信视频号直播带货等形式，将数字化经验应用到更多县域农产品上，接下来将重点支持10个试点地区探索数字乡村建设。　　导管口有大量气泡冒出、将带火星的小木条伸入导管木条复燃……峰会成果展上，网龙展出的“虚拟实验”吸引许多小朋友尝试。鼠标指针移动操作相应的试剂和实验设备，各种实验的过程和现象就在屏幕上还原出来。　　网龙网络公司首席执行官熊立说，这样的“虚拟实验”融合了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前沿科技，截至目前已经覆盖1万多所学校，其中许多位于偏远地区，帮助学生更加方便高效地学习科学知识。　　除了为城乡教育带来改变，数字技术还助力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福建连江县、浙江瑞安市在峰会上都展出了数字乡村治理“一块屏”。记者看到，屏幕上政策补贴公示、村务公开、乡村公共活动空间介绍等一目了然，村民的手机还能收到最新“三农”资讯等特色信息推送。　　“现在开村民大会不用再挨家挨户通知，点击村务管理平台就能一键通知到村民。”福州市连江县安凯乡同心村党支部书记林连忠说，村里还张贴了许多防走私、反诈骗的二维码，村民掏出手机“扫一扫”，手机上就会出现各类宣教信息。数字技术让乡村治理更加便捷高效。

新华社 ｜ 分享： 2022-0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