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创业的难点与痛点是什么？

（记者 王壹）盛夏时节，热浪滚滚，湖北大冶市阳光绿源种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有文每天都忙着和合作社成员一起采摘、销售葡萄。　　“让大家久等了，葡萄已经成熟，8月7日正式开园！巨峰葡萄每斤10元，富硒葡萄每斤12元，阳光玫瑰每斤30元，欢迎提前预订！”8月初，王有文在朋友圈发了一则“公告”。　　王有文算是返乡创业中的成功者。2008年，他从湖北文理学院毕业后，本已拿到公立高中正式编制工作，但他放弃了，选择到恩施州建始县支教。在支教过程中，王有文发现当地葡萄种植业发展得很好。相比之下，自己家乡的葡萄虽然种植历史悠久、品质优良，但仍旧在原地踏步，这让他触动很大。2012年3月，王有文返乡，组织成立了阳光绿源种养专业合作社。经过多年发展，合作社被评为“湖北省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国家级示范合作社”。2021年，通过发展葡萄深加工、生态休闲观光农业（生态农庄建设）、特色水产养殖业等产业，合作社实现总收入604万元，成员平均收入4.06万元。　　随着乡村振兴号角的吹响，像王有文这样的返乡创业者逐渐多了起来。据统计，截至去年底，我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达到1120万人，比2020年增加110万人，他们为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伴随着这一火热浪潮，“引人难，留人更难”的问题凸显，很大程度上成为返乡创业成败的关键，如何解决引人、留人难题？记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调查。王有文在葡萄园。　　“找人难”，难倒创业英雄汉　　据了解，进入21世纪以来，有三个时期发生了较为典型的返乡创业潮，分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2013年产业转型升级时期、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这些大事件很大程度上促使在城里打工的群体返回家乡，走上创业的道路。　　返乡创业的人多了，可以带动的就业岗位也就多了，从而可以反哺乡村，进一步加快乡村振兴进程。后疫情时代，各种不稳定因素叠加，返乡创业人数有增加趋势。在返乡创业热潮中，“人”的问题一直是制约因素，如何解决引人、留人问题，是很多返乡创业者面临的共同难题。　　返乡创业不是个体就可以做成的事情，需要一批人协同作战。“一分钱难倒英雄汉”，钱的问题解决了，合适的人却非常难找，这难倒了诸多返乡创业的英雄好汉。　　没有得力的人才，一切都是空谈，返乡创业者会成为“光杆司令”。对此，王有文深有感触。　　在返乡创业的过程中，王有文一度因为用人问题得不到解决而彻夜难眠。平时与其他朋友交流的时候，王有文发现大家都是“英雄所见略同”。　　“农村返乡创业确实存在‘光杆司令’的问题，我身边就有很多这种情况，大家做得很艰难。农业周期长、收益慢，很多人觉得辛苦、不体面，付出和所得不匹配，农产品价格偏低，追随者甚少。”王有文告诉记者，现在从事农业的年轻人太少，留下的都是老人，就是有一些好的想法，也很难引起共鸣，导致很多想法无法实施。　　无独有偶。作为第一批返乡创业者，海南盛大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王俏的返乡缘由是自己的“热带水果梦”。　　因为父母种植热带水果，他从小耳濡目染，深深喜爱热带水果种植，一直想“收尽天下热带水果而育之”。　　2006年大学毕业后，王俏在大城市工作多年，但梦想一直召唤着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王俏毅然决定辞职返乡创业。经过几年的努力，王俏终于把火龙果、芒果等热带水果搞得有声有色、颇具规模。　　然而，对于王俏来说，招人难、留人难让他十分“头疼”。每每谈及这个问题，王俏总是有些发愁。如果能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来和他一起奋斗，公司的发展将会再上一个台阶。　　“我们回来创业，当然还是要继续吸引人才，让他们能留得住，这样才能帮助我们。”王俏说。王俏的公司有出口热带水果的业务，需要常年招聘相关人才，但是符合条件的应聘者却不多，即使偶尔遇到合适的，最后也因为各种原因没来。　　“我带着一腔热血回到家乡，准备大干一番，但是猛然间发现自己有时像一个‘孤家寡人’，有很多不懂的东西，又招聘不来人手帮助自己，总算有合适的人选吧，又留不住。”还有众多返乡创业者发出了同样的感慨，他们大多都在摸索。　　“返乡创业始于较早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群体。这也是他们基于自身条件应付外部环境压力的一种理性决策，是在创业利益和务工收益两者之间权衡后的结果。”南昌大学公共管理系副教授李彦娅表示。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返乡创业人员约有70％为农民工，平均每个返乡创业项目可带动6-7人稳定就业。今年4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251万人，比上年增加691万人，增长2.4％。其中，外出农民工17172万人，本地农民工12079万人。　　显然，在近3亿名农民工群体中，有四成多在户籍所在地从业，近六成在其户籍所在地以外工作。　　引人最终还是为了“留得住”。随着农民工进城打工的红利慢慢减少，当初因为在家没钱赚、赚得少而背井离乡的他们，如今也意识到，如果能回得去，那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还能孝敬父母、陪伴家人。刘剑春在凤梨园。　　“留不住”，到底为什么？　　要探究为何留不住返乡创业者，就要弄清他们回来的原因。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固定观察点管理处副处长高鸣通过对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发现，返乡创业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里的用工需求在减少。　　“47.33％的被调查者反馈，其返乡创业的主要原因在于大城市用工需求减少，企业停工、限产、裁员、降薪因素占据31.79％。”高鸣说，“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返乡创业。”　　一方面，从城市视角看，近年来，受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持续多年的农民工进城“挖金”红利逐步减少，城市中适合农民工群体就业的工作日趋饱和，甚至在减少；另一方面，从乡村视角看，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五年以来，各地都制定了相关优惠政策吸引能人返乡入乡，充分发挥了乡村“蓄水池”的功能，开始吸纳更多人才建设乡村。　　对于地方而言，他们当然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回来建设家乡，但人回来如何留住？　　当下，很多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心有余而力不足，或者找不到合适的合作者，或者自身缺乏必要的专业培训。“农民工选择返乡自主创业需要通过培训提升自己的技能，所以各地区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农民工创业教育培训，不过目前不少培训流于形式。”李彦娅说。　　今年31岁的返乡创业青年、江西瑞金市土八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剑春对此感触颇深。　　2015年，刘剑春大学毕业后考取了本地公务员。在一年多的工作中，刘剑春发现当地很多农民都遇到水果销售难题，加上当时对返乡创业的鼓励，于是，2016年底，刘剑春辞去公职，返乡创办了瑞金市土八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销售赣南脐橙和其他水果。　　不创业不知难啊！创业伊始，刘剑春发现自己想得太简单了，赚钱并不容易。经过一年多的拼搏，公司在2018年底开始走上正轨并慢慢形成规模。　　运转就需要人。刘剑春开始招聘技术运营人才，负责对接京东等平台。2019年初，岑先生应聘了这个岗位，刘剑春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月工资也开到了1万元。在当地，这个工资水平已经不低。　　但在2020年初，岑先生还是辞职了，没能留得住。　　“小岑在我这里工作了一年，对各种流程也都比较熟悉了，就自己创业啦！”对于岑先生的离开，刘剑春满心遗憾，但也能平常心对待。　　刘剑春的遭遇并不是个例，很多地方想留住返乡的人都很难。为何地方留不住人？在高鸣看来，这主要受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方面的因素制约。　　首先，硬环境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农田水利设施等跟不上，注定让很多返乡者望而却步，有心无力。其次，软环境跟不上，主要包括科技培训、文化教育等，让返乡创业者没有好的发展环境和待遇福利，这也制约了一部分返乡创业者的选择。　　以安徽黄山歙县为例。歙县是安徽省返乡创业示范县之一，出台了一系列相关举措推进返乡创业工作。不过，留人难依然是歙县面临的突出问题。　　歙县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该县返乡创业留人难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地理位置上，歙县与苏浙沪等发达地区较近，特别是与浙江毗邻，很多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都选择到苏浙沪去就业。据统计，歙县每年约有2000名高校毕业生，返歙就业的不到20％；其次，歙县的工资待遇与苏浙沪等地区相比也有较大差距，很多人选择去外地就业，导致本地劳动力流失比较严重。　　“尽管我县也出台了一系列就业创业和引才留才政策，但力度还不够，吸引力不大，各项基础配套设施比较薄弱，教育、医疗、娱乐等对招人留人没有优势。”该负责人对记者说。　　歙县的困惑也是很多小县城的共同困惑。此外，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也有一些基层干部反映，当下，一些地方对于返乡创业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严重不足，根源在于这与基层干部的考核“不挂钩”，这也是地方留不住人才的重要原因。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某地农业农村工作负责人在谈及返乡创业留人难时讲了一个事例。前几年，有两个大学生看好家乡丰富的冰雪旅游资源，就选择回到家乡创业，发展乡村旅游产业与民宿。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民宿发展得有声有色，并在当地也开始小有名气。但是，正当大家觉得不错的时候，这两个大学生还是把民宿留给了父母打理，自己还是离开了。　　“政府层面资金不够，可能给予的力度不够，配套设施也跟不上，加上地方偏远，年轻人都想去大城市发展，就导致了即使我们乡村旅游资源丰富，但是还是很难留得住人。所以我们必须从思想上认识到返乡创业工作之于我们的重要性，为他们提供所需的服务。”该负责人说，“返乡创业工作不能只填填表格，读读文件，喊喊口号，而应该思考如何‘筑巢引凤’，助力乡村产业发展，吸引合适的人才，并付诸行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地能提供哪些吸引人的政策、当地市场能否接纳返乡者进入某个领域，都是影响返乡创业者留下与否的重要因素。　　找“病根”，引凤更要筑巢　　“这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的。”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付文阁表示，“引人、留人痛点的治理在于各个层面共同努力，其背后凸显着社会治理能力的运行逻辑，只有从整体上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打通各个方面的阻碍，让资金、政策、环境等环节各自发挥作用，共同为‘引凤筑巢’保驾护航。”　　“返乡创业人才是乡村发展急需人才，很多地方只把教育、医疗和科技行业等从业者当人才引进和保障，而返乡创业不属于这些行业领域。对于返乡农业人才的政策应该与上述行业一视同仁，只有加大吸引保障力度，在资金、培训、行政审批等服务保障方面给予支持，才能吸引更多专业人才回到家乡。”众多返乡创业者呼吁。　　广袤乡村大有作为。乡村引人重点领域在哪里？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薛永基认为，一些就业创业形态，如共享用工、家政服务、物流配送、养老托育等，这些都是未来乡村引人的重点关注领域。“这些领域在乡村地区市场需求大、进入门槛低、收入相对稳定，是值得尝试的。但是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些行业的技术要求比较低，未来面临的竞争也会比较激烈，需要运用创新性思维去尝试。”薛永基说。　　返乡创业的效果不是立竿见影的，要有一个过程。“返乡创业应该要有耐心，因为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不同地区应该因地制宜，有一个长期的规划，通过建立返乡创业园区，提供有针对性并实用的培训，为返乡创业者提供一个便利的安置环境，让引进的人才留得住，这就是我们说的‘引凤’之后要‘筑巢’。”付文阁说。他认为，在当地创立返乡创业园，可以吸引更多返乡创业者入驻，进而可以形成集群效应，产生规模效益。　　刘剑春的工作地点就位于瑞金市经济开发区，那是一个聚集了电商销售类返乡创业者的返乡创业园区。　　“政府这点做得很好。在这里工作，租金减半，而且可以发挥规模效益，优化成本，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和发展空间。”刘剑春说。　　不难看出，创立返乡创业园区可以让创业者们比肩为邻，互通有无，能很大程度上满足创业者政策支持、社交、学习、资源、服务等需求。　　人回来后，资金如何流转？各地纷纷出台支持返乡创业青年金融贷款的便利举措，更好留住人才。如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推出了“中银乡村好青年贷”，旨在更好地支持“乡村好青年”创新创业，解决乡村青年创业过程中融资难问题。　　钱的问题解决了，要想进一步留人，接下来就要比拼“软实力”。近年来，很多地方为了留住返乡创业者，下了大力气来整治地方的营商环境。　　山东菏泽市实施“归雁兴菏”行动，全力开展返乡创业工作。自2015年以来，全市累计返乡创业就业40.16万人，领办创办各类经济实体16.39万家，带动就业50余万人，引进过亿元返乡创业项目325个。在2021年新一届村“两委”换届选举中，有1596名返乡创业人员当选班子成员。　　“目前，全国有超过1000万名返乡创业者，他们有不同的能量等级，但不论哪种，当地都要有符合人才发展的环境才能长久。好的营商环境可以为返乡创业者提供一个好的创业环境，也可以让返乡创业者得到具体的政策扶持，不用在乡村因为‘人情关系’跑断腿，基于规则办事就能留住返乡创业者，并树立良好的口碑。”来自浙江的返乡创业者谈晏对记者说。　　河南叶县的经验做法值得借鉴。为吸引返乡创业者落户县级创业孵化基地（园区），在减免一定期限场地使用费的基础上，还为返乡创业者提供项目孵化、政策咨询、项目推介、融资对接、税务代办等服务，对返乡创业主体给予3年内不超过当月实际费用50％的物业、卫生、水、电等费用补贴，年补贴最高达1万元。据公开资料显示，截至目前，叶县共促成返乡创业项目22个，126名成功人士计划返乡创业，县级返乡创业孵化基地已累计吸引入驻企业1529家。　　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恰恰是创业者所需的“大事”。当下，很多地方在整治营商环境中都提出了“最多跑一次”甚至是“最多找一人”的目标，都在为包括返乡创业群体在内的市场主体持续提供“多、快、好、省”的办事环境。　　未来，返乡创业路在何方？　　2020年11月，农业农村部等七部委联合发文，要求加快建设一批县域返乡入乡创业园，打造农村创业创新升级版。根据文件，到2025年，要在全国县域建设1500个返乡入乡创业园，基本覆盖农牧渔业大县（市）和劳务输出重点县（市），吸引300万名返乡入乡人员创业创新，带动2000万名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　　那么，对于返乡创业引才留人工作来说，有何发展建议？　　高鸣表示，必须要做到三点。　　首先，返乡创业者必须要了解所在村的资源禀赋情况和产业发展情况，确认该地是否具备返乡创业的基础和条件。要了解拟创业地点所在的县、市、省的返乡创业政策，结合资源禀赋情况后，进行谋划与规划。　　其次，对于相关部门来说，要开展返乡创业的多元化培训。包括相关政策的宣讲，以及一些包括电子商务、互联网，物流等新业态的培训，与时俱进，服务农民的返乡创业工作。　　再次，相关部门也要进一步优化创业基础与环境。要完善配套的基础设施，统筹规划交通、信息、能源等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以具体的乡村建设行动，改善条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补齐公共服务短板，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比如科技、文化、教育等，为返乡创业者提供良好的环境。要出台一些配套政策，如用地、金融、人才培养等，在这些方面应该给予大力支持。　　此外，也应该注意到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返乡创业的群体中，中西部地区略有一些差异。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显示，东部地区返乡创业人数要比中西部地区高。　　“东部地区农民整体素质、学历等较中西部农民要高一些。此外，东部地区返乡创业的环境要更好一些。”高鸣说。　　除了上述原因外，中西部地区返乡创业主要集中在纯农业领域，如领办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中西部地区非农就业创业就业比例达52％，而这个比例在东部地区达78％，其附加值更高，产业链条更长。”高鸣表示。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马玉山提出，针对西部地区创新要比东部地区难很多、人才相对匮乏的情况，建议国家减免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科技人才个人所得税，以鼓励更多科技人才到西部欠发达地区创业创新。　　马玉山认为，针对西部大学毕业生不愿意回乡创业的问题，建议加强大学生就业政策指导，拿出一定的优惠政策，鼓励大学生回乡工作，为欠发达地区创新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记者在调查时发现，一些西部地区的返乡创业者只有在参加各种比赛获得大奖后，才有可能获得相应的资源扶持，不拿奖就得不到关注。因此，必须认识到，提供支撑不能“干打雷不下雨”，或者“雷声大雨点小”。尤其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相关部门一定要把目光放长远，做到“真扶持”“真留人”。　　“具体而言，就是强产业，育主体，固脱贫，搭平台，优服务，落政策。做到这些，就能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马玉才说。　　贵州遵义汇川区“能人创业就业模式”，是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全国返乡入乡创业就业典型模式之一。汇川区通过“出台政策、搭建平台、实施项目、打造环境、宣传典型”等一系列举措，针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势单力薄、信心不足等情况，制定了一系列自主创业经营场所租金补贴、创业奖励补贴、返乡创业农民工贷款等政策，设立扶持返乡农民工创业专项基金，为返乡入乡创业就业提供支持。此外，汇川区还建成了农民工返乡创业园，吸引百余名返乡农民工在园内成功创业，吸纳当地群众就业1000余人次，其中300多名返乡农民工实现就近就业；设立创业孵化基地项目，吸引46家企业入驻，形成抱团和能人带动创业就业的倍增效应。　　一定意义上说，乡村与返乡创业者的关系是一个“双向奔赴”、互相成就的过程。返乡创业者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广袤的乡村也成就了他们的梦想，给予他们更多的可能性和机会。　　据农业农村部相关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新创建50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5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298个农业产业强镇，带动1560万名返乡农民工稳定就业。这些不仅能够更好地增强返乡创业的吸引力，更能让城里的青年对田间地头、广袤土地产生深厚感情，既从基础设施方面补齐了返乡创业的短板，也从情感上让人有了“奔赴”的念头。　　2022年6月，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开展2022年度高素质青年农民培育工作的通知》，部署开展高素质青年农民培育工作，重点围绕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返乡创业大学生等高素质青年农民群体开展理论知识、政策法规与专业技能方面的培训，引导广大青年农民提升就业创业本领，为乡村与返乡创业者的“双向奔赴”架起更坚固的“桥梁”。　　给予返乡创业者方便，让他们真正感受到自己被尊重、被重视，才能真正意义上留住人才，从而落地生根。只有更多的返乡创业者“回得来”“留得住”，才能实现共赢局面，产生辐射效应，吸纳更多人就业，为广大乡村的良性发展贡献力量。而这一难题的解决，从长远看，更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实落地，真正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的目标。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2-08-19

生猪产业化升级，农户与企业如何共赢？ ——对话石有龙、张利庠、王祖力

嘉宾　　石有龙　全国畜牧总站原总畜牧师　　张利庠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兼养猪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王祖力　农业农村部生猪产业监测预警首席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主持人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孟德才 刘知宜　　猪粮安天下，生猪产业牵动民心。近年来，我国生猪产业化发展步伐加快，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加之受非洲猪瘟、国际粮价上涨、全球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生猪价格波动和稳产保供备受关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要稳定生猪生产长效性支持政策，稳定基础产能，防止生产大起大落。生猪产业如何在多重外部冲击交叠影响下抓牢稳产保供？目前生猪养殖经营模式有哪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如何更好发挥带动农民致富作用？本期对话邀请石有龙、张利庠、王祖力三位业内专家，围绕中国生猪产业化发展相关话题展开分析与研讨。石有龙　　我国养猪业在很长时期内都会是多种模式共存的多元化发展道路。未来生猪养殖将会形成“4∶2∶4”生产格局，即40％是大集团自繁自养，20％是家庭农场养殖，40％是散户养殖　　主持人：近日，某大型生猪养殖企业“爆雷”，不少代养户遭遇断料，以致出现“猪吃猪”现象，有的代养户还面临结款拖欠、押金难退、不提供猪苗等问题。这是不是说“公司＋农户”的养殖模式就不行了？一旦这类事件发生，企业和政府应采取何种措施积极应对？　　石有龙：大型猪企发生“爆雷”，是一次偶发的人为决策性失败，并不代表“公司＋农户”的养殖模式失灵。当然这其中反映出来目前一些生猪企业存在的问题与隐患，即盲目扩张与无序竞争。理想的生猪产业化发展应当是以销定产的有序生产，这样才能合理保护农户、企业与消费者的三方利益。生猪产业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基础性产业，企业不能一味地追求高利润，对猪价稳定、农户共同富裕要负有责任。　　张利庠：“公司＋农户”的养殖模式本身生命力是存在的，只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内涵和形式有所变化。有些偶发事件也可以折射出规律性的经验和教训。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属于典型的社会型企业，根本性质就是联农带农。在这方面应给予龙头企业一定的动态监督，不能完全放任市场化经营，避免一旦出现资金链断裂，就造成农户利益受损。一方面，政府应采取一些应急措施和适当的善后处置，以保障这类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能够稳定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对于生猪企业来说，应加强自身的风险管理，在快速扩张、兼并企业的时候，要有足够的尽调和应变能力，防止出现诸如坏猪换好猪、抵押欠债等问题。　　王祖力：目前，我们能看到不少“公司＋农户”养殖模式运行状况良好，表明这一模式依然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很好的市场前景。对于大企业而言，尤其要注意加强与各类金融机构的合作，备足市场风险应对资金。同时要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权威市场信息，根据相关信息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在行情低迷时，把发展重点放在节本增效上。政府则应扩大和增加对符合条件的生猪养殖场（户）的信贷支持和资金支持，以应对行业低迷期。　　主持人：目前，国内生猪养殖企业的经营模式可大致分为三种：传统的公司与农户松散合作的养殖模式、公司与农户紧密合作的养殖模式、大规模工业化的自繁自养模式。请问这三种养殖模式各有哪些利弊？哪一种最适合当前生猪产业化发展需要？　　王祖力：这几种模式在我国都有很多的运营主体，发展都不错，不存在高下优劣之分。我国地大物博、区域差异较大，不同模式都有很大的生存空间，我个人认为，我国养猪业在很长时期内都会是多种模式共存的多元化发展道路。　　传统的公司与农户松散合作的养殖模式，其优点是双方都有较强的自主权，在市场大幅波动时可自由灵活调整，缺点是企业对农户的带动作用不够强。公司与农户紧密合作的养殖模式，企业可以轻资产运营，对农户的带动作用较强，能加快农户融入畜牧业现代化的步伐。但同时这种紧密关系也增加了产业链风险，一旦企业出现问题，就很有可能把风险传导到大量的散户头上，严重的可能造成社会问题。大规模工业化的自繁自养模式，疫病风险和产品质量风险可控性强，但需要企业重资产运营，环保压力比较大。　　张利庠：每种模式都有优劣，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可以在政府的倡导与引领下，提高规模化，但是不可以单一地发展大集团化的大规模。规模化也是指农户、家庭农场和合作社根据一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形成的规模化，不是单一的大企业、大集团超大规模扩张。龙头企业就像一棵大树，大树之下应该郁郁葱葱，而不是寸草不生。在过去的规模化发展中，因为散户难以调控，大集团自繁自养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但我认为其发展已经达到了“天花板”，这两年的发展已趋减缓。对企业来说，既要有“龙头”，也要有“龙身”和“龙尾”，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要保障农民的劳动权和参与利益分配权。从这个意义来说，公司与农户紧密合作的养殖模式最为符合中国生猪产业化发展的需要。　　主持人：当前，我国生猪产业化发展整体状况如何？在国际上处于怎样的水平？存在哪些短板和不足？未来将走向怎样的发展格局？　　张利庠：我国的生猪产业从生产到消费都是全球第一，但问题在于“大而不强”，我国生猪料肉比、产能效率、屠宰率不高，成本也居高不下，生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弱。　　从中国自身发展角度来看，生猪产业发展到现在，规模化程度已十分可观，科技利用率也提升很快。但仍面临着如下几方面问题。第一是育种，目前优质的生猪品种还由国外控制。畜牧业“卡脖子”的状况实际上比种植业更严重。建议要加快我国生猪地方品种的杂交研发步伐，以尽快形成国内联合育种的规模化和商品化。第二是饲料，高蛋白的大豆、玉米进口依赖度高。在未来，饲料也需要和中国传统的饲料相结合，将国外的营养配方与中国本土配方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特色的节约型饲料体系。第三是生态化，很多人均土地面积大的国家，可以将土地单划出来进行生猪养殖生态化和处理环境污染问题，而我国土地资源紧缺，就必须依靠农民的“种养结合、循环农业”来解决粪污排放问题。第四是我国生猪养殖智能化水平不足，应尽量在养猪过程中减少人工干预、提高自动化水平。　　未来中国生猪养殖将会形成“4∶2∶4”生产格局，即第一个40％是大集团自繁自养，这部分作为中国生猪高效率、高科技的代表，是“稳定器”。第二个40％是散户养殖，这是“蓄水池”。散户和龙头企业形成结合，龙头企业要在资金、技术、防疫、营养、品牌等散户养殖不擅长的环节提供支持。中间的20％属于家庭农场，家庭农场是散户的升级版。散户经过多年的种植养殖，发展成适度规模的养殖，他们自身的经验、实力、防控能力都增强了，和大企业谈判议价的能力也比较强。张利庠　　龙头企业与养殖户要成为真正的利益共同体，要充分发挥企业的带动作用和农民的主体作用　　主持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引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生力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判定标准是什么？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应发挥怎样的作用？　　石有龙：国家成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初衷是打破一家一户“单打独斗”局面，提升产业组织化和一体化水平，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作用。龙头企业必须带动农户，才能称之为龙头企业。政府要加强监督引导，将龙头企业带动农户的责任、义务明确下来，确保带动作用是实质性的，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　　王祖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首先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加快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的步伐，提升农业产业整体素质。其次是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加快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高我国农业产业竞争力，减少重点领域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第三，确保粮食和猪肉等重要农产品数量安全和质量安全，成为农业产业发展的“压舱石”“稳定器”。最后是通过全产业链一体化发展，打造知名农业品牌，提高农业产业附加值。　　主持人：目前个别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没有摆正和农户的关系。您认为，应怎样建立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更好地发挥产业化龙头企业对农户的带动作用？　　石有龙：龙头企业与养殖户要成为真正的利益共同体，不能让农民光成为报表上的数字，行情好时分一杯羹，行情不好就不管不顾了。建立与农户利益共享机制，一是要建立保底机制。利润好的时候，随行就市；利润不好的时候，建立保底价，不让农民吃亏。二是开展“二次分红”。在给足农户基本利益保障额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分红”，年底返还多余的利润，让利于民。三是可以探索发展全员股份制。农户或以养殖场入股，或以技术劳动等入股，享受企业股份收益。这样不仅能够充分激发农户的主人翁精神，还能有效提升农户的养殖收益。　　王祖力：龙头企业带动农户，要充分发挥好企业的“链主”和纽带作用，通过官方认定和政策扶持等方式，增强龙头企业的荣誉感、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使其在关键时刻能体现出大企业的担当。要发挥好农民的主体作用，激发其主体意识、增强主体能力，充分释放农民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创造力，形成强大合力。要发挥好机制的保障作用，按照市场化的思路，为不同利益主体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王祖力　　散户经营模式不会退出历史舞台，产业化并非规模越大越好　　主持人：散户散养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养猪模式。随着生猪产业化发展，有人预测，未来散户散养恐将成为历史，将会被规模化养殖完全替代。对此，您怎么看？　　张利庠：我一直主张保留散养户。散户养殖对市场来说，是一个“调节器”，无论大企业如何变化，散户的成本最低，总能够维持最基本的供需平衡。农民散养，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可以保证中国近一半农民的猪肉供应，不太受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而对城市消费来说，如果没有这部分的生产作为调节，就可能面临更高价的猪肉。　　如今的散户养猪，不能还用过去的眼光看待，农民本身的经验与知识水平逐步提升，在防病防疫等手段上也有新的进步，可以发展成与种粮大户一样的养殖大户。因此必须把散户作为战略资源去扶持，而不能简单地因为效率低而任其自生自灭。要让农民成为新型农民，要让农业还是农民从事的农业，要让农村还是农民的农村。　　石有龙：散户经营模式不会退出历史舞台，散户养殖具有很多优势。养猪在中国历史悠久，一年中家庭生产生活的剩余资源和业余劳动力用以养猪，年底杀猪获得总收入，猪粪用以肥田，既解决了生猪饲料问题，又实现了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种养结合是我国自古以来的农业生产习惯和致富渠道，已经根深蒂固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和血液中去。再者，农户养殖规模较为稳定，是生猪稳产保供的重要支撑力量。超大规模下，一旦决策失利，容易出现较大风险，不利于稳产保供。散户参与适度规模经营才是生猪产业最佳的经营模式，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农业产业化并非规模越大越好。　　主持人：近年来，为避免“猪周期”对生猪产业造成的冲击，我国提出要加快建立生猪生产逆周期调控机制，主要是将能繁母猪存栏量月度同比变化率作为调控基准，建立异常变化自动触发调控机制，避免能繁母猪存栏量过度下降埋下供应隐患。对此，您有哪些看法？　　王祖力：近年来，为应对生猪市场的新变化，国家对生猪产业宏观调控能力逐步增强。经过多次适应调整，2021年9月，《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暂行）》正式印发。这一方案以能繁母猪存栏量变化率为核心调控指标，建立异常变化自动触发调控机制。方案在四个方面意义重大，效果明显。　　一是前移调控关口，调控更及时、科学。过去以猪粮比价作为调控指标对于生猪养殖盈亏反应较慢，此次以能繁母猪存栏量变化率作为调控指标，可以及时发现产能变化，提前调控时间节点。二是明确了调控边界。明确提出要保证全国能繁母猪4100万头的正常保有量和3700万头的最低保有量。三是压实了各地责任。建立产能分级调控机制，明确全国与各地明确的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和最低保有量目标。四是稳定了市场预期。方案明确提出在生猪养殖环节连续3个月亏损比较严重的时候，各地可按规定统筹资金对规模猪场（户）和种猪场等给予一次性临时救助补贴，稳定养殖主体的市场预期。　　石有龙：“猪周期”是我在2003年提出的概念，传统“猪周期”一般是3年，这个规律在2012年之前是较为有序的。最近几年，猪价存在一些波动，是多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的。首先这是由我国养猪的生产方式决定的，价格波动的主因不是散户，而是超大规模的大户陆续进入造成的，大户的利润目标与散户是不一样的。参考国外的养猪生产方式，我们发现与国内有很大区别，国外养猪就是农民的事，协会带了几千个生产户、会员，群体很大，但规模不大。另外，国外养猪是严格的计划经济，以销定产。再者，猪价波动的谷底时间在增加，这个主要是与成本增加有关，尤其是随着许多大户加入。针对这个问题，我想政府应该主要抓大环境、大市场，解决市场问题、政策问题。对养猪户来说，异常波动的情况下，要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提高母猪繁殖能力是最有效的。　　张利庠：以“多了少了”“高了低了”为特征的周期性波动是农业的特征之一，但不能出现过山车式的剧烈波动。以控制能繁母猪数量为抓手来稳定“猪周期”，抓到点子上了。但是“猪周期”不能单纯让“猪说了算”，猪是人养的，同样数量的能繁母猪，产仔数、是否及时配种、养多大都是人为控制的。因此，稳定“猪周期”，一定要在政策上稳定社会预期，不能在政策上“翻烧饼”形成“逆调节”，反而加剧波动。在生产上一定要做好生物安全的基本功，稳定疫病，近年来每次剧烈波动都是重大疫病引发的。还要加强数据统计和信息沟通，不能等到价格高了才去预警，要提前给生产经营者科学的数据和推测，不仅要做到信息透明，还要推送、公布相应的发展趋势，做到未雨绸缪。　　“十四五”推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要解决好“让不让养”“养多少”“谁来养”“养得活”“在哪养”这五个问题　　主持人：受国际粮价上涨等因素影响，玉米、豆粕等原料上涨，导致出现了“饲料比猪肉涨价快”的情况，加剧行业亏损。如果饲料价格下行困难，是否会使企业与养殖户积极性受损？应如何有效应对？　　张利庠：目前国内的饲料原料对进口的依赖度较高。猪肉价格低的情况下，经营企业通过控制繁育的手段就会减少饲料用量，导致减产，价格波动大。解决饲料问题要从根本上降低对国外饲料原料的依赖，构建中国特色的饲料体系，关键要利用好我国本土的农产品，比如大量的茎叶和秸秆。这些资源当前都还没有得到合理利用。将来我们要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饲料道路，配方是关键。　　王祖力：饲料原料价格高位运行，一定会影响企业与养殖户生猪养殖积极性。对于养殖场（户）而言，降本增效十分关键。行业低迷期通常是疫病高发期，非洲猪瘟疫情也还未根除，各类养殖主体一定要确保养殖场区生物安全。同时，要根据权威市场信息适时出栏，避免过度压栏或集中抛售导致猪价过快下跌，出现深度亏损。另外，要优化猪群结构，提升能繁母猪群体生产效率。通过优化饲喂方式和精细化管理，提高饲料转化效率，降低死亡率，从而降低养殖成本。　　主持人：“十四五”时期，实现生猪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您有怎样的建议？　　石有龙：首先从总体布局上加强规划和指导，倡导科学的养殖理念，避免生猪产业大起大落。其次要保持供需平衡，需求多少生产多少，确保总量可控，要建立龙头企业、农业生产协会之间的联系沟通机制，以销定产，履行契约精神，避免无序、恶性竞争。第三要改善政策环境。给生猪产业留出充足的发展空间，在饲料用地、养殖用地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同时，政府要聚焦养殖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在改善公共卫生环境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探索出积极有效的方法，并建立一套适合中国资源禀赋的饲料配方体系。　　王祖力：推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要解决好“让不让养”“养多少”“谁来养”“养得活”“在哪养”这五个问题。　　解决好“让不让养”的问题，政策上要对用地、环保、金融等形成长效性保障，稳定养猪场（户）预期，使他们愿意在设施设备、经营管理等方面加大投入，专注于提升生产效率和改善经营管理。解决好“养多少”的问题，以能繁母猪存栏量变化率为生猪产能核心调控指标，落实生猪产能调控机制，注重预调微调。同时与下游的冻猪肉储备调节机制协同配合，建立动态监测体系，引导养殖场（户）根据行情科学安排和调整生产。解决好“谁来养”的问题，鼓励龙头企业带动发展，发展订单养殖、生产托管等社会化服务。解决好“养得活”的问题，防范重大动物疫情冲击，加快建立健全养殖场分级管理制度和动物疫病分区防控机制，减少产业波动诱因。解决好“在哪养”的问题，压实生猪稳产保供属地责任，确保各地都保持一定的自给率，同时探索在中央层面建立销区补偿产区的资源环境补偿机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调动主产区发展生猪生产的积极性。　　主持人：立足我国国情农情，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猪产业化道路，首先要发挥好龙头企业带动农民致富的功能和作用，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收益。还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饲料体系、生态化养殖体系、适度规模经营体系。只有充分发挥散户养殖的优势，不断完善优化“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才能实现生猪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感谢三位嘉宾做客对话栏目，分享精彩观点！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2-08-18

当番茄种植遇上“科技范儿”的新农人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张米扬 莫鑫）环境传感器实时收集玻璃温室内的温度、湿度、光照等数据，上载至人工智能系统，系统依据算法模型给出何时调整光照、何时浇水施肥、何时修剪叶片的建议，种植者即便相隔千里，也能够及时控制着温室里的一切……　　你以为这是电影描绘的未来农业？不，这是三位“学霸”在描述他们在一次农业科技大赛上种番茄的场景。从他们的描述里，你是否感觉“未来已至”？　　这三位年轻人，有海归硕士，有本土博士，虽然他们经历各不相同，却因种番茄结缘。他们身上，有科技从业者的求知与探索，有“Z世代”敢于争先的青春锐气，更有新农人对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远大梦想。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朱常安（右）与同学在玻璃温室中观察番茄生长。 受访者供图番茄、生菜种出“科技范儿”　　北京密云，三万平方米的玻璃温室内，一排排翠绿鲜嫩的生菜被整齐划一地码放在半人高的种植钢架上。一个白色小方盒从屋顶吊装在半空，监控着环境的各项指标。随着午后的日光发生变化，温室顶部的漫反射玻璃，被一扇一扇地关上，被散射后的阳光均匀地洒在蓬勃生长的生菜上。　　隔壁的育苗温室里，樱桃番茄的种苗正在育苗钢架上茁壮成长。这批樱桃番茄是温室去年刚刚引进的新品种，紫红色的外皮加上远高于普通番茄的糖度，使其在市场上极为畅销。再有一个多月，这批番茄种苗将取代温室里的生菜，成为温室新宠。　　种菜不见地，浇灌不见水。这处极具科幻风格的玻璃温室是徐丹经营的极星农业科技园。这处农业科技园已经在北京密云运营了六个年头。　　2011年，徐丹从四川农业大学毕业后，赴荷兰瓦赫宁根大学深造，从事有机农业研究。在荷兰，徐丹第一次接触到了荷兰以芬洛式连栋温室为代表的设施农业技术。　　“人们可以在一个装备精良的玻璃温室里，给番茄提供其需要的生长条件。在可控的环境中，番茄不仅可以保证品质，产量也远高于田间地头或日光大棚。”徐丹说。　　见识到更先进的农业技术后，徐丹就有了把这套技术带回国的想法。带着这样的希冀，徐丹放弃了申请瓦赫宁根大学的博士项目，入职当地一家番茄种植企业。两年后，他带着自己在荷兰积累的技术和人脉，回国创业，募集投资近2亿元，带回全套荷兰进口的设备和技术，这才有了如今密云这片小有规模的玻璃温室。　　“整套玻璃温室设施是请荷兰团队设计的，并专门根据北京的气候进行了优化和改良，我们也将荷兰无土栽培、番茄工厂化育苗、水培生菜等技术带回国内，花了三四年消化这些技术，并培养了一批年轻技术骨干。”徐丹介绍道。　　“我可能是我们团队里为数不多的‘80后’，团队里基本都是‘90后’，可能很快‘00后’们就要取代我们几个‘老家伙’了。”徐丹笑着说。　　广西小伙儿陈宇冲，是徐丹技术团队的一员，今年刚刚26岁。他本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植物科学与技术专业，硕士同样毕业于瓦赫宁根大学，是徐丹的师弟。　　回忆起高考后的专业选择，陈宇冲坦言自己是被调剂才去了农业类专业，但自己学着学着就深爱上了。带着这份不期而遇的热情，陈宇冲完成了四年学业，并申请去设施农业领域的顶尖学府瓦赫宁根大学留学，希望学习荷兰顶尖的温室技术经验。　　毕业之际，陈宇冲求职时认识了徐丹。那时徐丹的公司刚成立不久，技术团队急需懂行的专业人才。二人一拍即合，陈宇冲就这样被徐丹从荷兰招到北京。　　陈宇冲的加入助力了徐丹公司的技术研发进展，多项新专利得以成功申请，不少温室环境控制的“黑科技”被应用到温室的日常生产中。种的是番茄，竞的是“黑科技”　　2021年8月，一次偶然的机会，两人得知由拼多多、中国农业大学、浙江大学联合筹划的第二届“多多农研科技大赛”即将举办，参赛团队需要运用前沿营养科学、设施农业、人工智能等技术，在6个月的时间里，挑战远程在云南百余平米的实验温室中种番茄。　　对于徐丹和陈宇冲来说，这项赛事像是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两人从荷兰带回并钻研多年的温室技术，有了一个展示的舞台，他俩也希望在比赛中见识其他团队的技术成果，取长补短。　　就这样，徐丹和陈宇冲组建了“番茄快长”队参加了比赛，他们采用“人机融合智能”的算法策略，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种植经验转换成算法模型辅佐种植。出色的技术优势，积累多年的实践经验，让“番茄快长”队顺利进入了决赛。　　进入决赛的四支队伍中，陈宇冲和来自浙江大学的“喜柿”队队长朱常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陈宇冲在荷兰研究番茄的温室种植，朱常安则在浙江大学研究番茄育种的基因编辑技术，两人的研究方向一个偏实践操作，一个偏基础研究，相仿的年龄，互补的研究方向，让二人时常在比赛之余畅谈番茄。　　与陈宇冲渐渐爱上农业不同，山东小伙儿朱常安从小就对农业有深厚感情。　　“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从小就看着家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种地。2016年高考结束后，我选择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设施农业专业。非常希望通过自身所学，为国家农业发展出一份力，也想为家乡农业面貌的改善提供支持。”朱常安道出自己的初衷。本科毕业后，朱常安被浙江大学的硕博连读项目录取，目前在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就读，师从中国工程院院士喻景权教授。　　决赛阶段，“番茄快长”队、“喜柿”队与另外的两支队伍在算法、环境控制、农事操作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激烈的比拼。四支队伍用线上系统远程控制着远在云南的实验温室，各队成绩的比拼是用番茄的产量和质量来衡量，这些显性指标背后，是各队多学科交叉研究成果科技水平的较量。　　当几支队伍种在实验温室的作物出现相似问题时，几支队伍也会一起交流，为番茄“把脉”。　　“有一次，我们几个队伍的种苗同时出现了叶片发黄的疑似病害现象，但奇怪的是四个队的AI系统都没有报警。我们交流过后坚信不是算法出了问题，而是另有隐情。把‘发病’植株从云南邮寄到实验室检测也发现，植株并未遭遇病害。后来我们反复查看比赛的监控画面时才发现，原来是农事操作过程中，实验温室内的卷帘上的露水不小心溅到植株的叶片上，才导致了病斑，着实让我们虚惊一场。”朱常安和陈宇冲共同回忆着比赛过程中的小插曲。　　2022年4月，决赛结果公布，挺进决赛的四支队伍的樱桃番茄平均产量均达到传统种植的两倍以上，营养价值也均符合高品质的行业标准。这对于徐丹、陈宇冲、朱常安这些农业科研人来讲，是共同的胜利。　　“科研+实践”经验丰富的“番茄快长”队，在环境控制上更出色，决赛拔得头筹。朱常安的“喜柿”队，则在番茄品质的较量中最终获胜，维生素C和番茄红素的含量均为四支队伍中最高的。　　“比赛的结果对于我们来讲不是最重要的。这次比赛让我们知道，起码在设施农业这个领域，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人，大家既有实践派，又有学院派，在彼此相互交流的过程中，碰撞出了许多好的想法，这些想法让我们对中国设施农业的未来发展充满了希望。”徐丹说。　　今年8月，第三届“多多农研科技大赛”开启报名，这届比赛聚焦用科技的力量挑战种生菜。徐丹和陈宇冲看着自己温室里生菜绿意盎然的景象，哥俩想卫冕的心情溢于言表，商量着今年要继续参赛。设施农业之路，未来如何走？　　番茄是三大世界性贸易蔬菜之一，在全球蔬菜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截至2020年，全球番茄种植面积达505.5万公顷。中国是世界番茄产量最大的国家，2020年中国番茄产量为6515万吨，接近全球番茄产量的1/ 3，番茄种植面积达到110.4万公顷。　　即便是全球第一大番茄产地，中国与农业技术发达国家相比，番茄种植效率却落后不少。2020年全球番茄产量数据显示，中国番茄每平方米产量为5.9千克，而在荷兰，每平方米番茄产量可达50.7千克。通过温室技术对番茄的生长环境进行精确控制，极大地提升了荷兰的生产效率。　　在徐丹和陈宇冲看来，虽然荷兰的设施农业装备和技术可以进口，但这项技术在中国的“本地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陈宇冲告诉记者，荷兰是典型的温带海洋性气候，冬天不会特别冷；夏天不会特别热，气候波动小，北京则是冬冷夏热，荷兰的温室最重要的是解决冬季的光照问题，而北京的温室就必须在温度控制上花更大的心思。　　“我们现在引进的是这套产业链的产品，如果想让这项技术在中国大规模扩展，就需要构建中国自己的设施农业技术产业链。这样才能控制温室的建设成本，并培养更多的技术人员。”陈宇冲补充道。　　而在朱常安看来，荷兰设施农业高效率与其遵循的生产销售制度分不开。荷兰的番茄产业是订单农业，订单中规定农产品收购数量、质量和最低保护价，订单农业使农产品在生产之前就明确了销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价格波动和市场供求关系所带来的风险。而生产者只需要承担生产风险，按照订单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即可。　　“相比之下，国内的蔬菜种植农户，既要管好生产，又要拓展销路，生产者需要直面市场，蔬菜的价格稍微一波动，种植户们的收益就会大受影响。很多种植户不敢将大量的资金用于农业设施和农业技术，担心会血本无归。”朱常安说道。　　设施农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设施农业还处在起步阶段，急需其他学科的人才进入到这个领域群策群力，我们经常去一些高校交流，发现许多高校是有符合我们温室技术标准的研究成果的，但他们却从没想过自己的研究成果可以在农业领域落地。”徐丹说。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李道亮在第二届“多多农研科技大赛”决赛后表示，高水平农业科研人才队伍对于中国未来农业发展极其重要。在他看来，中国未来探索现代农业、设施农业等新的方向，需要年轻学者在算法模型、基因编辑、智慧种植等方面进行大胆的前瞻性创新和尝试。当这些技术真正落地之时，将对我们国家农业的未来发展起到极大推动作用。

新华社 ｜ 分享： 2022-08-18

机构活 人员活 成果活——从一个“活”字看农业科技管理体制机制创新

　　（记者 王泽农）去年10月10日，在国家棉花产业联盟（英文简称CCIA）主办的高品质棉花竞拍大会上，标的5000吨的CCIA高品质棉花被20多家企业高价竞拍，一抢而空，其中最高加价达2500元/吨，国产高品质棉花优质优价体现得淋漓尽致；　　今年5月20日，全球首艘10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工船“国信1号”在青岛交付运营，标志着我国率先探索海洋渔业养殖从近海走向深远海，从农业传统经营模式转向大规模现代化工业生产的方式和路径。该船可年产高品质鱼类3700吨，超过了查干湖的一年渔获量。　　海洋养殖的“大国利器”背后，离不开深蓝渔业科技创新联盟的大量攻关成果；棉花产业升级迭代更是国家棉花产业联盟全产业链协同创新的结果。　　2020年9月，在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科研工作者殷殷嘱托：“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农村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大力推进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着力推动“放活机构”“放活人员”“放活成果”，充分激发了科研机构、科技人员以及社会力量参与农业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从棉花拍卖和海洋养殖，都能看出一个“活”字带来的创新力量。资料图片　　产学研深度融合，把科技的力量最大化　　农业产业发展的重大课题包括一些瓶颈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产学研各方密切结合、深入协作。2014年12月22日，原农业部主导建立“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搭建科企融合平台，先后成立了优质奶业、棉花产业、渔业装备等76个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其中13个联盟由企业牵头，19个联盟建立了实体化运行的公司。上千家科研院校、企业参与联盟建设，有效改变了各类科技创新主体单打独斗、各自为战的现状，基本形成了产学研用紧密结合、上中下游有机衔接的协同协作格局。国家棉花产业联盟、深蓝渔业科技创新联盟都位列首批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认定名单。　　与此同时，以粮食、经作、畜禽、水产等50个主要农产品为单元，按照育种、种养、病害防控、机械装备、加工等全产业链布局科技力量的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也逐步建设起来，2000多名相关专家在体系中获得长期稳定支持，通过联合攻关、示范培训、政策咨询和应急服务，解决了靠单个课题、单个学科、单个单位无法攻克的产业技术难题，提升了产业技术水平，促进了产业发展方式变革。　　按照建设“农业硅谷”的思路成立的南京、太谷、成都、广州、武汉5个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大力推动关键技术集成、创新要素集聚、关联企业集中、优势产业集群，搭建科学家与企业家同台唱戏、创新要素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的平台，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增长极。目前共有373个高水平科研团队、389家高科技企业、32支高质量基金入驻，“农业硅谷”效应逐步显现。另外，近十家企业在这里设立了总部，思威博公司、史记生物、南农大动物药业、深农智能等企业正在加速筹备上市。　　下放权力，健全制度，让科学家的“劲儿”都能使出来　　如何赋予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和决策权，切实把“权”放下去？农业农村部在国家重点研发专项、转基因重大专项等300多个项目中，做到三个“自主”，即在研究方向不变、考核指标不降的前提下，科研人员可以自主调整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项目负责人可以在申报期间自主组建科研团队，在实施期间自主调整项目骨干等人员；在项目实施期间，项目牵头单位可以自主调剂相关预算科目，有效解决了“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报销难”等问题。　　“以前编制项目预算十分繁琐，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填写每个科目的具体内容和预算说明，如果填写不妥当，后期预算调整程序很复杂。现在只需按照设备费、业务费、劳务费编制直接经费预算，并下放预算调剂权即可。这非常符合自然科学不断试错的研究特点，不用担心因预算不当导致研究受阻的风险，也使得科研人员能够有更多精力专注于科学研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茆振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农业农村部每年向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产科学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下发部属三院基本科研业务费支持方向建议，推动经费支持奔着生产上最紧要的问题去。通过精简专项管理流程与工作环节，切实为科研院所减负，大大减少了对研究所、科研人员的干扰，让农业科研人员能够按照总的目标方向大胆探索，将更多时间和精力用来推动产出原创性重大成果。　　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样：“把需要的关键核心技术项目张出榜来，英雄不论出处，谁有本事谁就揭榜。”农业农村部不断探索新型科研组织方式，推动分类实施“揭榜挂帅”“赛马”“择优委托”等制度，启动实施了大豆、玉米种源攻关“揭榜挂帅”工作。对于攻关任务明确、应用导向鲜明、有利于发挥市场主体作用的项目类型，支持企业牵头承担。　　评价体系科学多元，科研成果繁花似锦　　在谈到加快解决制约科技创新发展的一些关键问题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关键是要改善科技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给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让科技创新成果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人才是第一资源，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农业农村部在部属三院选取了12个研究所进行改革试点，解决评价导向“唯论文、唯奖励”、评价方式“一把尺子量到底”等长期存在的问题。在试点单位的评价导向上，将科技活动类型分为基础前沿研究、公益性研究、应用技术研发3类。基础前沿类突出研究质量、原创价值和实际贡献，公益性研究类突出实现国家目标、支撑行业发展和履行社会责任等，应用技术研发类突出成果转化、技术转移和经济社会贡献等。近期第三方评估结果显示，各试点单位坚持“四个面向”，聚焦科研机构主体定位与核心使命，科技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明显提升。在试点基础上，农业农村部及时印发了相关文件，指导全国农业科研机构加快构建以研究创新度、发展贡献度、产业关联度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　　围绕“定位明确、法人治理、管理高效、开放包容、评价科学”的现代农业科研院所建设要求，部属三院全部实行了章程管理，立足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等主责主业强化科技支撑，赋予农业科研机构在财权、物权以及职称评聘、引人用人、收入分配等方面的自主权，切实为科研机构松绑解套。　　机构活，人才活。科技创新生态改善了，既能汇聚一流人才实施顶层设计、领衔攻关“卡脖子”技术，也能激励勇于奉献、甘坐“冷板凳”的一线创新实践者乃至大国工匠，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敢于创新，科研项目不断取得突破，科研成果繁花似锦。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2-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