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祖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城乡发展经历了城乡分割、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阶段，这一过程既是我国城乡关系与体制不断演变的过程，也是城乡经济社会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以我国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时间节点，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中二三产业的比重已从66%左右上升到目前的93%左右；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已从20%左右上升到目前的66%左右；而人均GDP从不足200美元上升到目前的1.26万美元以上，步入中等收入偏上水平国家行列。此外，我国的重要基础设施和网络已基本通达和覆盖广大乡村。但与此同时，我国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仍有2.39，反映居民间收入差距程度的基尼系数仍达0.47。这些重要指标一方面表明我国总体上进入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中高阶段，农业到了提质升级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仍存在明显的城乡、地区以及居民发展不平衡问题，亟须通过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协调发展，不断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来解决。

　　观察城乡融合发展状况的三个视域

　　《决定》将“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五个体制机制之一着重强调，充分说明了当前城乡融合发展正在迎来重要历史机遇。观察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城乡融合发展状况有三个视域。

　　一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宏观视域。主要体现为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否协调，其核心指标可以反映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就业结构与城镇化水平的协调性。目前我国上述两个指标还不甚协调，比如，农业产业在GDP的比重占7%左右，而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比重是20%左右；又如，我国二三产业的占比达93%左右，而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为66%左右，如按户籍人口计算，我国城镇化率则更低。说明与农业比重相比，我国仍有较多的劳动力在从事农业，以及尽管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已实现非农化，但还没有实现完全城镇化。

　　二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微观视域。县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单元，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状态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底线。县域城镇对人口和产业的承载能力与水平、县乡产业的融合性以及县域公共体系与基本公共服务对县乡人口的普惠性和有效覆盖，是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标志。目前，我国县域层面的城镇化水平普遍低于国家平均水平，不少县的城镇人口承载力不足，县域常住人口显著低于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明显高于城市。

　　三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视域。在我国，城乡融合发展不仅与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及阶段有关，还与我国基本公共保障的城乡二元体制状况密切相关。尽管我国城乡二元发展结构还没有完全消除，但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城市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农村经营制度、集体产权制度、公共服务体系的不断改革与完善，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进入新阶段

　　综合观察我国城乡发展状况，我国的城乡融合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城乡相互依存、互促共荣的阶段。一方面，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总体已到了中后期阶段，一些发达地区已到了高级阶段。这不仅使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具有现实可能，而且也使城市对乡村的生态与文化形成新需求，这将大大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城乡数字化与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已经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城乡时空关系，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与物质支撑。

　　城乡融合不仅是城乡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深度融合、城市和乡村的优势互补与共同繁荣，也是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权益的平等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均衡化，同时还是城乡要素配置的合理化和城乡产业发展的协调化。因此，推进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既要遵循城乡融合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尤其是要通过改革深化，破解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障碍，更进一步来说，是要缩小城乡差别和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

　　县域是推进城乡融合新型城镇化的切入点

　　《决定》提出，要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要通过上下联动、地区联动的改革深化，国家在宏观层面制定区域城乡融合发展方略和制度架构，消除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性制度障碍，推动区域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协同发展，为城市带动乡村，城乡社保一体和地区间互通，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不断优化，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以及进城农民的市民化提供制度性保障，为有条件的县域率先突破城乡二元体制提供政策支撑。

　　《决定》还提出，要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其中，县域可以作为一个重要切入点。要以县为重要载体和基本单元，推进县域城乡融合新型城镇化的改革与试点。要坚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双轮驱动，要适应乡村人口变迁和相对集聚的趋势，深化“千万工程”建设发展，通过县域（包含镇村）规划先行引领、全域土地整治与优化利用、互联网平台和数智化效能发挥，优化县域产业、村庄、公共服务空间布局；推进县域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和产村、产城（镇）的融合发展；同时推动村庄联动联盟、村镇一体联动发展，以实现县域城乡体制融合、经济融合、社会融合，县域城镇群和乡村群的有机衔接和融合发展，乡村建设和公共服务的高效配置，县域农村居民就地就近城镇化和市民化以及中国式农业农村的现代化。

　　（作者系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