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帮”到“兴”：推动民企助力乡村振兴创新升级

　　（左停）民营企业是打赢脱贫攻坚战、消灭“绝对贫困”的重要力量，也是筑牢乡村振兴根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自2015年10月国家启动“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以来，民营企业作为我国脱贫攻坚的一支特殊队伍，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培育乡村特色产业、培养乡村经营人才、促进乡村劳动力就业创业、开展消费帮扶等方面，为欠发达地区困难群众脱贫致富作出了突出贡献。　　2016年1月18日，全国工商联、国务院扶贫办、中国光彩会出台《关于推进“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的实施意见》，要求各地依据该实施意见制定具体实施方案。2020年，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全力推进“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的通知》，引导民营企业帮扶力量向尚未摘帽、挂牌督战的52个县和1113个村倾斜，瞄准剩余551万未脱贫人口开展帮扶，助力啃下最后的硬骨头、消除绝对贫困。　　进入巩固脱贫成果过渡期，2021年《关于开展“万企兴万村”行动的实施意见》正式发布，实现了“万企帮万村”行动与“万企兴万村”行动有效衔接，广大民营企业推动帮扶措施创新，巩固脱贫人口稳定脱贫，倾斜支持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通过“回报家乡”专项行动及参与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与农民建立合作关系、探索村企合作长效模式，建立起稳步致富的可持续发展机制。目前，广大民营企业依托“万企兴万村”行动，形成了龙头企业带动型、优势资源开发型、区域建设引领型等多种有效参与途径，产生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一、民营企业发挥企业主体在资源调配、投入产出效率、对接市场要素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在产业扶贫中凸显出巨大势能，因地制宜激发农村经济活力。一是企业发展经验能够帮助欠发达地区选择兼具内生基础和外生竞争力的产业类型和发展模式，改善产业结构。二是民营企业能够立足欠发达地区资源禀赋，最大限度组织市场、技术、信息、资金、人力资源等要素促进产业提质增效。三是拓展贯通生产、加工、收购、运输等一体化产业链条，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目标，形成一批农民参与度高、受益面广的长效项目，为脱贫地区和广大群众注入持续增收的技能和内生动力。　　二、民营企业还通过培训技能、吸纳就业、捐资捐赠、送课下乡在就业、消费、教育、医疗等领域有效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如通过“技术培训+产业带动”双轮驱动，培育了一批懂技术、善经营的“土专家”“田秀才”式的新型职业农民；提供“设基金、建工厂、造品牌、送技术、拓市场、设平台”等服务支持有志青年返乡创业；广泛发动社会各界参与“消费帮扶”，倡导以购代捐，动员员工、合作伙伴和社会爱心人士等各方购买脱贫地区优质产品和服务；与高校、教育机构合作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开发乡村网络公益课程，补足偏远地区教育资源缺口；通过送课下乡、远程培训等形式提升乡村医生基础诊疗水平和乡镇卫生站服务水平。　　三、民营企业的有效参与既得益于健全的政企对接机制和健康的营商环境，也促进了脱贫地区营商环境的改善优化。万企兴万村需要广大民营企业强化责任担当，主动作为，更需要政府搭台让“乡村所需”链接“企业所能”，政府通过对接会、下乡进村等形式引导企业了解县情村情、资源禀赋、项目基础，促进建立起投资实力相匹配，产业结构相适应的结对关系。良好的营商环境，也是民营企业发挥自身优势的“硬支撑”。在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由“帮”转“兴”的过程中，政府更加注重了解企业政策诉求，及时予以回应和解决，通过提供技改补贴、税收减免、提供市场准入便利等方式提高助企力度，改善当地营商环境。　　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民营企业有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殷切期望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胸怀报国志，一心谋发展、守法善经营、先富促共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而基于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局面和“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需要推动欠发达地区民营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更需要发挥民营企业资源配置的灵活性与高效率，更好利用市场机制实现共赢共富。（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5-05-19

大力推进农业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 孙其信)近日，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实施意见》（简称《实施意见》），这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实施意见》的出台对于促进我国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一、推进农业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然要求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调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部署、整体性推进，提出了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以及农业强国等重要国家战略。纵观世界农业强国的实现路径，只有农业科技强才能实现农业强，而农业科技离不开强大的人才支撑，而人才又离不开高质量的教育保障，三者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农业教育是实现农业强国的重要保障，世界农业强国最大的特征就是其农业教育体系与农业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农业教育与农村农民教育紧密结合。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教育规模、教育质量、教育体制等方面尚有较大差距。在国家实施教育强国总体布局中，需要进一步提升农业教育的战略定位，加快与农业教育强国相适应的农业教育体系建设及体制机制改革，强化农业高等教育与农村发展的紧密结合、与产业发展的紧密结合。农业强国离不开农业人才强大支撑。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我国农业人才总体上存在“缺乏战略型高端人才、缺少公认的世界级人才、人才链与农业产业链创新链脱节严重、乡村人才十分匮乏、农业经营者素质普遍低下”等现实问题。建设农业强国必须要把农业人才建设摆在国家人才强国战略的突出地位，贯彻“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统筹、一体化布局的战略调整，构建与农业强国建设相适应的面向前沿、面向产业、面向乡村、面向国际的新型农业人才体系。　　《实施意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的精神，在农业教育、人才等方面都做出了具体改革部署，对于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具有重要指导性和操作性。二、建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关键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农业科技人才是强农兴农的根本，是建设农业强国、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现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主力军。总体上我国农业科技人才存在总量不足、结构失衡、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目前，我国农业科技人员主要来自全国1300所科研机构和500多所涉农高校。根据科技部有关数据，全国农业领域研发人员约20万人，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农业科研机构和涉农高校的从业人员约12万人。但从结构看，农业科技高层次人才匮乏、形成实用科技人才不足。中国高水平农业科学家比例（农业领域高被引科学家/本国农业科技人员数）是0.049‰,美国是0.738‰。中国科技界公认的优青、杰青和院士三类人才中，农业类占比分别为9.0%、6.1%和6.4%，总体比例偏低。目前我国共有农村实用人才2000万人，平均每万亩耕地有111人，而新型职业农民仅1500万人，只占全国2.07亿经营农户的7.2%，相当于每14户仅有1名职业农民。每万名农业从业人员拥有的科技人员仅相当于美国水平的41%，面向乡村基层和企业的技术转化服务人才严重不足。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人才与项目评价机制改革总体还不能满足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期盼。尤其是农业科技周期长、风险大、科技条件比较艰苦、成果公益性强等特殊背景下的差别化评价改革有待突破，还存在“破”的多而快，“立”的少而慢的倾向。　　《实施意见》强调“建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重点围绕“高水平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和“农业专业技术技能人才”这两支重要人才队伍做出的具体改革部署，尤其是在农业科技人才评价激励机制方面，提出了坚持产业导向，结合岗位职责，科学设定农业科技人才考核周期。鼓励科研院校在职称评审、晋职晋级等方面，对从事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科技管理、科研辅助的人员进行分类评价。落实科研人员离岗创办企业、兼职创新等政策，推动打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人才交流通道。强化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把绩效考核与薪酬分配更好结合起来。这些政策意见实事求是地面对当前农业人才建设存在的关键问题，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操作性，是补齐我国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政策短板的重要举措。三、加强农业教育是壮大农业科技人才队伍的根本保障　　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农业高等教育作为与农业、农村、农民联系最为紧密的高等教育体系，是农业发展第一生产力、高素质农业人才第一资源与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高校和科研院所是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国家战略力量，是农业现代化建设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农业强国离不开农业人才强大支撑。对标世界农业强国，我国农业人才总量不足，农业从业人员教育科技素质低，成为制约农业强国建设的重大障碍。我国国民受教育程度平均约10.75年，农业从业人员受教育年限平均约7年（美国平均为13年、欧盟平均为11年左右）。QS世界大学排名显示，2016年至2024年，农林领域TOP50高校中，来自美国的高校数量最多，9年来共172所次、年均19所，中国高校的数量为27所次、年均4所，位居第三。加快农业教育改革与创新发展，以高等农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农业强国的人才根基，是新时代新征程农业教育的历史使命。必须加快教育强国与农业强国融合建设，以农业教育强国供给支撑农业强国建设急需，聚力高水平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高质量乡村全面振兴实用新型人才培养以及全球农科教合作做出更大改革。　　《实施意见》明确要求，高校要强化为农服务使命。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大力培养知农爱农新型人才。加强新农科建设，夯实农业院校涉农专业主体地位，强化涉农专业内涵建设，加强生物育种、耕地保护、设施装备、乡村规划建设等学科专业布局，围绕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布局新兴涉农学科专业。支持高校与院所、企业共建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基地或授权点。强调中央级科研院所要切实完善机构、人才和学科专业布局，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和一流科研院所；地方科研院所要着力支撑区域发展，加强省级农科院优势特色学科建设等等。提出了鼓励更多地方实施“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的农科大学生教育政策。扩大农业职业教育规模，支持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强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教育培训。这些政策措施符合我国农业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针对性强，指向性明确，对于指导农业高等教育深化改革，促进教育与科技人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总之，推进农业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需以系统思维打破部门分割、地域限制和学科壁垒，构建“教育培养人才、人才驱动创新、创新反哺教育”的协调型循环式创新生态。通过政策引导、机制创新和技术赋能，最终形成“田间有技术、乡村有学堂、农民有本领”的可持续发展格局，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中国农业大学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实施意见》要求，持续扎实推进新兴交叉学科布局、有组织的科技创新模式改革、高水平人才体系构建、发展科技小院、构建新型创新联合体等改革，为探索农业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做出示范。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5-05-13

聚焦六点精准施策 提升农民合作社联农带农“含金量”

●六项举措分别为创新制度设计、重构利益联结、厚植人才根基、强化组织协同、注重服务赋能、优化政策供给　　●对四川而言，农民合作社要在现有基础上实现创新发展，须针对发展的差异性探索构建系统化的分类引导支持体系　　（郭晓鸣 骆希 李佳皓）农民合作社承担着组织发展小农、支撑现代农业和优化乡村治理的多重任务，是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中坚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合作社经过多年发展，数量快速增长，产业类型日趋多样，合作内容不断丰富，服务能力持续增强。作为农业大省，四川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总量达到10万余个，总体上保持稳定发展态势，但依然存在制度规范、利益联结、资源和人才支持等方面的薄弱环节。　　在进一步加快农业强省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双重目标驱动下，四川农民合作社正经历从数量扩张向质量跃升的重要变革，亟待聚焦现实发展中的困难和障碍，突出重点、精准施策。　　创新制度设计，构建分类治理的精准支持框架。由于发展基础和外部条件存在客观差异，不同区域或同一区域不同类型的合作社的组织形态必然有所不同，这就要求在制度供给上要作差异化适配，不能一刀切。　　对四川而言，农民合作社要在现有基础上实现创新发展，须针对发展的差异性探索构建系统化的分类引导支持体系。一是健全发展质量考核机制。将现行合作社考核标准与合作社信用制度、融资制度等市场认同的评价标准整合，引入市场化机制，建立更具科学性的合作社发展质量考核体系。二是加强规范性制度建设。指导合作社规范组织架构，完善议事规则、财务管理、生产管理、销售管理、盈余分配等关键制度，有效强化社员在合作社重要事项议事决策中的权利。三是分类精准指导发展。综合分析合作社发展质量，依据评估结果实行分类指导。根据合作社生命周期特征制定差异化支持政策，扶持壮大成熟型合作社，规范提升发展潜力大的成长型合作社，引导有一定助农联农功能但发展效益尚较差的合作社转型，清理整顿制度不规范、治理机制不健全、带动效应差的合作社。四是强化合作社示范创建。结合发展质量，分区域、分领域、分类型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合作社进行重点培育，打造示范性合作社，充分发挥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实现政策创新的外溢效应。　　重构利益联结，激活内生驱动的合作发展引擎。农民合作社应当是联农带农的核心组织载体，但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与农民利益关系松散、凝聚力不强、带动力较弱，亟须通过制度创新强化利益联结，推动合作社实现从“松散联合”向“利益共同体”的根本转变。一方面，要明晰产权结构，平衡各主体之间的合作性与独立性。在具备条件的合作社内部有序开展股权改革，推动合作社向“产权清晰化、股权动态化、管理规范化”方向转型。探索建立“基本股+发展股”复合股权结构，鼓励成员以土地、房屋、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资入股，激发要素配置活力。另一方面，应创新收益分配方式，增强内部利益联结紧密程度。坚持按交易额（量）分红与按股分红相结合保护普通成员利益；建立包容性收入分配制度，分类吸纳劳动、财产、技术等投入要素，充分激发合作社成员活力；通过“保底收益+二次返利+奖励激励”方式，把利益分配内化到合作社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增强内部利益联结，有效调动合作社成员积极性。　　厚植人才根基，建设发展导向的人才引育制度。强化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合作社提质升级的基础性工程，能有效提升合作社发展动能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合作社管理人员能力提升需要突破传统技能培训的局限，从三个方面重点发力。首先，强化管理人员赋能。依托涉农高校和职业院校建立合作社产学研协同育人平台，重点强化合作社管理人员组织战略、股权架构、治理机制、财务管理、运营体系等现代化管理能力培养。通过“理论研修+实践教学+域外考察”三位一体培育模式拓宽发展视野，全面提升综合能力。其次，创新管理人员激励机制。推行“基本工资+绩效奖励+社保支持”的复合型薪酬制度，在符合民主决策程序的前提下，从合作社年度净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核心管理人员绩效奖励，鼓励政府对合作社管理人员购买社保进行补贴。探索以岗位分红、期股期权等方式分享合作社长期发展利益的激励机制。建立省市县合作社优秀理事长表彰制度，强化社会声誉的发展激励。再次，引育高素质管理人员。出台人才引进激励政策，重点吸引返乡创业人员、高校涉农毕业生、退役军人等“新农人”群体，吸纳乡贤能人、职业经理人等“新乡贤”资源，引进农业科技特派员、产业规划师等“新村民”力量参与合作社发展，形成引才聚智的良性发展格局。　　强化组织协同，探索价值共创的多元融合形式。突破封闭式发展状态，实现多主体融合发展，是农民合作社实现更高水平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的发展重点是要以制度型开放推动多元主体价值共创，加快形成共建共享的合作社组织生态。一是支持发展合作社联合社。引导合作社以产品和产业为纽带开展合作与联合，探索构建“基层合作社—乡镇联合社—县域联合总社”的多层级合作社组织体系，形成业务指导、资源共享、股份合作等重要利益联结，实现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双重提升。二是引导合作社与其他新型经营主体融合发展。支持合作社通过交叉持股、签订产品供销合同、建立要素合作契约等方式与龙头企业、家庭农场、供销社等建立合作关系，共享资金、渠道、技术、品牌等资源。三是促进合作社与集体经济组织融合发展。结合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明晰职能、权责、资产边界为前提，吸纳区域内集体经济组织通过股份合作、资产租赁、资金借贷等方式建立合作关系，释放组织协同势能。　　注重服务赋能，构筑功能综合的发展服务平台。服务要素的专业化和制度化供给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是合作社进一步提升凝聚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保障。四川亟须大胆探索，通过系统性制度创新优化合作社服务供给模式，着力破解制约合作社发展的服务短板。首先，构建合作社综合服务平台。以合作社实际需求为依据建设综合性服务中心，统筹对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服务指导，整合智力、技术、供应链、渠道、品牌及金融等农业全产业链优质要素资源，提供普惠性的市场化服务。并依托服务中心逐步建立集组织治理、业务运行及资源拓展为一体的数据服务平台，支持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使用。其次，健全专业化服务体系。加强各级合作社的辅导员队伍建设，构建多层级合作社指导服务体系。建立公益辅导员选拔机制，结合购买服务引入专业机构，形成公益性与市场化相结合的人才供给模式，既保障基础服务的普惠性供给，也提高市场化供给效率。　　优化政策供给，完善激励相容的政策保障体系。构建多维政策工具协同发力，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优化要素配置效率，形成政府引导与市场响应良性互动的政策支持体系。一方面，有效优化政策支持结构。根据财政支农的碎片化现状与合作社发展政策集成化的要求，应当进一步提高系统性，完善合作社财政、税收、土地、金融、保险、用电等支持，着力解决合作社在税务申报、加工仓储建设用地供给以及融资保险等方面政策支持不足的困难。另一方面，探索创新政策支持工具。采取以奖代补、贷款贴息等多种方式支持合作社发展。鼓励有条件的合作社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承接小微型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涉农项目。强化政策支持的持续性和连贯性，形成支持合作社发展的政策合力。（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四川日报 ｜ 分享： 2025-05-12

以廉促干 让农村基层干部务好“本”

四川农村日报讯 鱼予 王李佳　　为促进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规定》（下称《规定》）。　　《规定》细化农村基层干部行为规范、监督管理和责任追究，强化制度约束与纪律规矩，推动农村权力在阳光下规范运行。　　权力意味着责任，必须接受监督。农村基层干部权力虽小，却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一旦失守，影响深远。　　“廉洁”二字，不只是底线，更是农村基层干部履职尽责的基本要求。履职是否到位，归根到底在于是否心系群众、服务为先。正所谓想干事就要找方法，农村基层干部必须在“能干事、干成事”的基础上，坚持“干净干事”。　　当然，要让《规定》落地落实，还得多管齐下。要编好制度的笼子、织密监督的网格，让权力不能伸手、不敢伸手；要让各级党委、纪委等“主体责任”落实好履行好监督责任，紧盯新形势、新动向，严格执纪监督、惩戒问责，坚持对顶风违纪“零容忍”；要畅通监督渠道和公示平台，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到监督中来。　　基层治理事关百姓冷暖，权力必须受到有效制衡。唯有严在平时、管在日常，才能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让农村基层干部务好“本”，推动形成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基层政治生态。

四川在线 ｜ 分享： 2025-05-09

畜禽产品营销要有“下游”意识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人们干事创业最主流的想法，而今年年初，鸡蛋品牌黄天鹅却瞄准“下游”成功收获了一波市场关注——这里的“下游”，不是指位次、排序，而是产业链视角下一种延伸与融合的发展思维。　　黄天鹅做了什么？说来也不复杂，它与调味品品牌亨氏跨界合作，瞄准“多数人学会的第一道菜是番茄炒蛋”这一国民记忆，将鸡蛋与番茄酱联名销售，辅以在鸡蛋上印制创意文案、在社交媒体平台征集消费者与番茄炒蛋的故事、线上晒鸡蛋抽奖等营销手段，让活动期间产品门店销售量和社交媒体关注度分别实现环比百分之几十和数十倍增长。　　一枚惊喜“彩蛋”，给行业带来的启示不少。当前，畜禽养殖行业普遍进入“微利”时代。以蛋鸡产业为例，第三方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蛋鸡存栏处在近三年高点，存在供应过剩，同时在需求端，近10年消费渠道中传统农贸、批发市场占比由67%降至约45%，电商、超市等新型和高端渠道占比则增长超10%。面对基础产能饱和、成本竞争激烈、消费增长乏力等多重挑战，行业主体在关注存量市场竞争降本增效的同时，如何在有限的市场空间内做优增量也大有文章。无疑，黄天鹅此次瞄准产业链下游环节创新营销，给有志于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的同行们打了个样。　　树立“下游”意识，要思考“融合”。黄天鹅在业内出名，在于率先打响了“可生食”概念，成功占据高端鸡蛋市场，尽管其在2023年实现18亿元销售额，但增速已从400%骤降至20%。此番跨界营销，主动跳出自己打造的细分赛道，向中餐烹饪领域延伸，塑造出适于“生食”却不止于“生食”的全新消费者印象。从行业整体看，畜禽产业天然具有产业链条较长的优势，繁育养殖、屠宰加工、流通销售乃至生态观光，无论立足哪一环节实现产业链延伸和上下游联动，都有可能为品牌创造新的市场增量。　　树立“下游”意识，要打造“场景”。产品愈发丰富和优质是畜禽产业的发展趋势，但丰富同时意味着“选择困难”、优质则面临“实际感受”挑战。面对都很出色的产品，消费者为何要选购某家品牌？黄天鹅的做法是代替顾客思考，提前预设了番茄炒蛋这一高频使用场景。当买鸡蛋的场景从“买菜”拓展到“做菜”，既激发出消费者的品牌联想和购买需求，又避免了产品特性陷在抽象的标签和名词里的危险。类似的思路，对于那些精细分割的肉类、功能多元的奶制品等同样适用。　　树立“下游”意识，要重视“互动”。番茄炒蛋是一道南北兼容、老少咸宜的家常菜，正因“家常”，所以最能唤起集体记忆和情感共鸣。黄天鹅在蛋壳上印制“奶奶忘了很多事，却始终记得我爱吃番茄炒蛋”“4岁儿子说要学番茄炒蛋，因为幼儿园同桌喜欢吃”等具有故事性的创意文案，并通过社交媒体开展故事征集和晒蛋抽奖，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颇显市场洞察之敏锐。当前，畜禽产品市场竞争激烈，想脱颖而出，不仅产品实际的功能价值要过关，更要创新渠道将独特的文化价值、情感价值等传递给消费者，以此带来不同消费偏好下的溢价。　　随着我国居民食物消费不断升级，现代畜牧业发展前景广阔，延伸产业链、坚持融合化，笔者期待更多令人眼前一亮的市场案例涌现。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5-05-08

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保障好小农生计

　　（杨伦）自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倡议以来，如何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实现小农生计的可持续发展，始终是贯穿科学研究与管理实践的核心议题之一。相较于自然遗产、文化遗产等其他的遗产类型，农业文化遗产的独特性在于其具有活态传承的特征，本质上依托于在地农户一代代的主体性生产实践得以实现。　　例如，“浙江德清淡水珍珠复合养殖系统”中的渔民，以南宋时期发源于本地的珍珠养殖技术为基础，并将水域内的淡水鱼类、淡水育珠蚌类、浮游生物和底栖生物等进行有机结合，由此所形成的“上层育蚌、下层养鱼、底泥肥田”的立体养殖模式，既增强了水域自身与周围土地空间（耕地、林地）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效率，又有效保护了德清本地优质的湿地生态环境和水资源，由此延伸形成的渔文化和珍珠文化，也奠定了江南鱼米之乡的文化基因。这项以当地渔民的生产实践为核心的农业文化遗产，呈现出突出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价值和科技价值。　　然而，农业文化遗产的活态性决定了其在保护与发展过程中承担着“双重压力”，既需要维持对传统物种资源、技术体系、社会组织和景观动态等核心保护要素的赓续传承，又必须通过提升经济效益和拓展生计模式等路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社会经济变迁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尤其作为遗产保护实践主体的小农户，在微观层面上可能面临有限的生产要素在种植、养殖等农业生产活动，与外出务工、乡村旅游接待等非农业生产活动之间的分配权衡。　　以“甘肃迭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为例，过去10年间，完整保持畜牧养殖、作物种植和林果采集的农-林-牧复合经营的农户比例有所减少，劳动力重新配置尤为显著。青壮年劳动力从事乡村旅游等非农就业的比例大幅上升，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大多转向专业化、规模化的畜牧养殖。在宏观层面上，随着小农生计的多样化或专业化转型，乡村空间格局、农业生物多样性和农地资源分布可能面临变迁或重构的挑战，但由此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家庭收入增加和社区组织网络优化等“正外部性”，也为农业文化遗产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因此，许多农业文化遗产地在实现遗产动态保护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小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路径，以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物质产品和生计保障需求，并提升他们在气候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的生计韧性。　　一是通过建立社区参与式的遗产保护机制，提升小农户参与遗产保护实践的积极性。在“陕西佳县古枣园”，当地政府与有关高校和科研机构、非政府组织等合作，以编制面向农民的泥河沟村史、建立泥河沟大讲堂，鼓励农民自发形成“枣乡青年协会”等途径，有效提升小农户的“话语权”，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返乡参与遗产保护实践，持续提升该系统的活态性。　　二是基于直接的经济补贴、定期的技术培训和优势种质资源普及等途径，提高小农户自身的生产、经营和管理能力。在“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当地政府自2018年开始向农户定期提供种质资源和技术支持，并扶持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无公害农产品认定基地，逐步形成以香猪为主导，稻鱼、鸭、柑、油茶为特色，蔬菜、小香鸡等为辅助的产业发展思路，持续促进小农户在遗产保护实践中受益。　　三是以龙头企业为依托，构建从初级生产、初级加工、精深加工、线上和线下销售、研学教育等在内的价值链体系，为小农户拓宽参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方式，并提升其抵御风险的韧性。例如，在“河北宽城传统板栗栽培系统”，以“神栗集团”为代表的本地板栗加工企业，通过建立“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以及坚持高于区域平均水平的农户收购价格，有效保障了栗农收入的稳定增长，并为农户提供了生产之外的加工、销售就业岗位。同时，通过统一的技术规范和生产要求，保证了传统板栗品种、板栗林面积、复合经营模式等遗产核心保护要素的有序传承。　　作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热点议题，探索遗产活态传承与乡村生计改善的协同发展路径，既需要跨学科、跨部门的多主体通力合作，也将作为实现农业文明赓续的关键突破口，持续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注入创新活力。　　（作者系中国农学会农业文化遗产分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5-04-30

人才要素双向流动赋能城乡融合发展

（卢莹莹 杨松毅）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改革，需健全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其中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首要任务，同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人才是城乡发展的主体和核心要素。以城乡人才双向流动赋能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的协同推进，有助于打破城乡经济分割状态，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城乡社会精神文化交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城乡人才要素双向流动总体趋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施乡村全面振兴战略，以期缩小城乡发展差别。长期以来，国家在就地就近城镇化、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方面逐步推行了大量改革，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就业并安家落户。总体来看，城乡人才流动呈现出规模持续扩大、流动范围多元化等趋势。从乡到城的角度看，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规模持续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村人才选择到城市就业、定居。近年来，进入离家乡更近的县域城市就业成为农村劳动力的首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较常住人口城镇化更缓慢，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从城到乡的角度看，城市人才入乡机制成效明显，广大城市人才积极参与乡村产业经济发展、乡村社会治理，推动乡村现代化建设事业。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农民权利困境、城乡公共福祉不均衡、农民的市民化以及乡村活化任务的艰巨性，当前城乡人才流动的核心矛盾具体表现在于户籍壁垒及乡村人才留用难。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新形势下，新型城镇化建设需重新审视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对我国人口迁移和城乡结构调整的作用及效果。一是进一步完善户籍制度改革，畅通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制度通道。继续实行以区域经济差异为主要标准的差别化落户政策，弱化户籍限制，逐步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推进公共福祉的均衡化。二是进一步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明确政府、企业和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加大对公共服务的投入，企业承担社会保障责任，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市场供给公共服务。三是进一步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之后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与城镇职工社保制度的并轨，简化社保转移接续手续，完善社保待遇调整机制，确保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保待遇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增长。充实医疗、教育、养老服务，帮助农业转移人口做好身份转换、心理转换和素质提升，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构建双向流动的政策体系从近十年来常住人口增长较快的县城看，无论是返乡创业还是返乡务工，劳动力的回流多呈现出非农与农业就业相结合，即农闲时务工+农忙时务农的组合模式。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教授吴重庆在研究农村“空心化”问题时指出：“随着在县城实现第三产业就业机会的增加，原外出务工者部分回流，他们兼顾在家的农业生产，形成了新鲜农副产品的地方性市场，出现了县域内城乡流动的新局面。”此外，浙江“两进两回”（科技进乡村、资金进乡村、青年回农村、乡贤回农村）、广东“人才下乡”工程，呈现同样的特征。在此情形下的农民市民化之后，虽然住在城镇，但其实他们并没有放弃其附着在农村土地上的各种权益。一是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继续加大“人地钱挂钩”配套政策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托底。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市场，规范土地流转程序，确保农民在土地流转中能够获得合理的收益，对于自愿进城落户的农民，应允许其有偿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保障其退出后的合法权益。通过确权登记颁证，明确农民的土地权益，为农民进城落户提供坚实的财产保障。二是保障农民的住房权益。政府应加大对保障性住房的投入，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公租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同时，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许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拓宽农民的融资渠道。完善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规范宅基地审批和流转，防止宅基地闲置和浪费。三是保障农民的就业权益。在农民进城的“入口端”着手保障就业，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和岗位，建立培训与就业的衔接机制，保障其基本生计。政府应出台支持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补贴、创业贷款、税收优惠等政策。落实劳动法律法规规定，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劳动权益的保护，严厉打击拖欠工资、违法用工等行为。精准分类引进人才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是共同推进、彼此弥合的战略进程。目前，以老龄化、低文化程度劳动力为主的经营主体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占大部分，难以支撑农业产业化发展。乡村全面振兴需要发展引路人、技术带头人、政策明白人，涵盖管理服务、规划建设、产业经济、市场营销等多方面技能。一是不断健全完善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制定有关财政、金融、产业发展、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激励政策，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建立农村人力资源补偿机制，探索构建城市人才入乡分享红利渠道。二是创新人才引进机制。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需求，制定差异化的人才引进政策。对于偏远地区和艰苦行业，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和待遇保障。探索人才共享模式，通过柔性引进、兼职挂职等方式，如远程顾问、周末工程师等方式，吸引城市人才到乡村服务。拓展人才激励途径，从物质奖励、职业晋升、荣誉表彰、价值实现等方面激发人才服务乡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三是发挥统一战线优势，团结凝聚统战领域各界别各专业的人员组成特点、专业知识和技能特长，如福建“新乡贤”回归工程等，按照农业产业（农业科技、经营管理、电商）、乡村治理（大学生、党员干部）、乡村公共服务（乡村教育、医疗、文化）等人才类型建立分类结对指导机制，赋能乡村发展。本文系中共成都市委党校（成都行政学院）2024年度第3批专项项目“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中人才双向流动体制机制研究”（项目编号：E-2024-027）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成都日报 ｜ 分享： 2025-04-30

让乡村人才“引得来、留得住”

（四川农村日报讯 陈文华）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人才振兴。要破解“引才难、育才弱、留才荒”问题，需构建“引育用留”全链条机制，让人才在乡村畅行无阻。　　当前乡村人才存在“虹吸效应”，需打破地域与机制壁垒。政府牵头成立跨区域引才联盟，整合农业部门、科研院所及企业资源，绘制乡村人才需求图谱。通过“云端推介 + 联合招聘”精准对接供需，创新柔性引才模式，推广“候鸟专家”“季节顾问”机制，吸引城市人才驻点指导乡村建设。　　解决“学用脱节”问题，需紧密结合教育链与产业链。依托县域资源打造乡村振兴学院，设计特色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课程体系，将课堂设在田间地头，实行“理论教学+项目实训”双轨模式。开展“新农人孵化计划”，在智慧农业、农村电商等领域进行案例教学与实战演练，培养复合型人才。传承“师徒制”，让农技专家与种养大户结对，融合传统技艺与现代技术，助力乡土人才在产业升级中有所作为。　　群贤毕至助“三农”，沃野千里展宏图。待政策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以乡土情怀激发创新活力，乡村振兴画卷必将更加绚烂。

四川在线 ｜ 分享： 2025-04-30

探索非遗资源与乡村发展的有效融合

　　（潘玉明 陈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自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承载着千年的文化记忆，其中蕴含的经济、人文、生态等价值能够为乡村全面振兴持续赋能。积极探索非遗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的实践路径，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对于建设农业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挖掘非遗市场价值，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立足资源禀赋培育非遗特色产业，加强创新设计和跨界合作，推动传统元素的现代表达。比如，将洛阳唐三彩、浚县泥咕咕等非遗资源转化为文创产品，推出“马街书会AR”“太极拳交互体验”等数字化项目，拓展非遗应用场景。创新生产方式，运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助推非遗技艺升级焕新，加快从传统作坊式生产向工业化生产转型，提升规模化、品质化水平。培育和扶持非遗品牌，利用新媒体平台加强宣传推广，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市场影响力。推动非遗和旅游深度融合，发挥非遗在乡村旅游、康养旅游等业态中的辐射作用，带动多产业联动发展。　　壮大非遗传承队伍，促进乡村人才振兴。拓宽人才培养渠道，推动传统传承方式和现代教育体系相结合，构建政府、学校、企业、行业协同育人机制，探索师徒传承、群体传承等多元模式。扩大培训覆盖面，加大培训力度，提高传承人的理论素养和专业技能，适应时代发展需求。创新推出“寻找非遗新青年”活动，挖掘培育青年传承人群，激发年轻一代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能力。完善人才帮扶政策，强化财政资金保障，加大对传承人的补助力度。健全管理激励机制，将薪酬分配与绩效评价相挂钩，调动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激发非遗时代活力，促进乡村文化振兴。加强非遗区域性整体保护，促进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提升乡村文化风貌。加快推进文化生态保护区、非遗特色村镇和街区建设，将非遗与美丽乡村建设、农耕文化保护相结合，延续乡土文脉。丰富非遗产品供给，构建数字化传播矩阵，让更多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提高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发挥非遗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的作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进文化认同，不断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础。挖掘非遗蕴含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融入乡村生产生活，推进移风易俗，培育良好乡风、家风、民风，引领乡村文明新风尚。　　汲取非遗生态智慧，促进乡村生态振兴。传承弘扬非遗蕴含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生态智慧，推动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生态良好。践行“千万工程”经验，挖掘非遗生态价值，将非遗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有机结合起来，打造诗意闲适的人文环境和田绿草青的居住环境，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推出更多节约资源、绿色环保的非遗项目和产品，带动绿色消费，引领绿色生活方式，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共同提升。　　服务基层社会治理，促进乡村组织振兴。坚持党对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领导，推动基层党建与非遗保护传承融合互促，促进农村群众就业增收，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发挥非遗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的作用，引导社会组织、企业、村民等多元主体参与基层治理，提高治理水平和治理效能。依托非遗开展党建联建共建，丰富党建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增强党建工作的互动性和吸引力，拉近党群、干群关系。　　（作者潘玉明单位系中共河南省委政策研究室；陈凌单位系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5-04-27

“五聚焦”促进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胡桂芳）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以“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核心，继续释放出推动包括中药材在内的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强烈信号。今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提升中药质量促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部署了8方面21项重点任务。作为兼具生产、生活、生态和文化属性的中药材产业，包含了植物、动物、菌物、矿物药物以及海洋药物等多个庞大系统，正在国家政策框架下迎来多重变革。站在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需要系统化综合施策，从发展理念到政策创新、从标准化生产到产业链延伸、从科技赋能到市场秩序重塑等诸多方面发力，推进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因此，必须聚焦五个方面。　　一要聚焦国家战略。一株草、一朵菌连着国计民生，既关乎全民健康福祉，又在乡村振兴和“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重要作用。要站在这三大国家战略的高度认识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从乡村振兴战略看，中药材作为特色农业的生力军，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展现出富民兴农的强劲动能，如中宁枸杞、古田银耳等，成为当地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列为重点任务。要持之以恒推进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从健康中国战略看，目前道地药材需求以年增15%的速度攀升，好药材成为好身体的刚需。但是，中药材还不同程度存在外源性重金属和农残超标、道地药材不地道、有效成分不达标等问题。因此，要从护航全民健康的视角认识中药材产业发展，以信得过的质量增强消费者信心，筑牢健康中国大厦基石。从“一带一路”倡议看，目前中医药已进入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既增进了各国人民的健康福祉，也促进了中医药与国外传统医学的文明互鉴。但是，中药材“出海”还面临中西文化和标准差异、政策壁垒，部分出口中药材的质量问题也影响国际市场的信任度。要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以高超的智慧、多元化战略和高质量产品，推进中药材持续“出海”，服务周边和“一带一路”发展，唱响“好药材中国造”的时代强音。　　二要聚焦道地药材。高质量发展在中药材领域的具象化体现，是首推道地药材的高质量发展。作为中药材里的优质品种，道地药材因特殊的地理、气候、土壤、水源条件和种植传承，成就了其品质的独特性和稀缺性。目前我国道地药材仅占药材种植总面积的50%，亟须加快发展。要统筹推进七大道地药材产区150种药材的高标准种植，同时抓好小宗道地药材的种植、养殖基地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林草中草药和食药用菌，集成组装推广应用适宜于不同区域、不同品种中药材（菌物药）的绿色高质高效生产技术模式，确保药材质量。坚持适区适种，指导各地结合气候资源条件以及立地条件，定品种、定产地、定标准、定规模，推行订单生产、定制药园模式，提升药材品质和供应链的稳定性。为了避免各地盲目发展、无序扩种，应借助大数据，适时发布道地药材监测预警信息，加强宏观指导，优化生产布局。重视道地药材产地、产品保护，打击假冒伪劣。建议设立道地药材专用标识，彰显使用该标识产品的特定原产地域和经过特殊加工工艺、质量监控而具有的特殊的质量特色，以法定产品标志凸显道地药材辨识度。　　三要聚焦数字化变革。数字化时代，要给中药材产业装上“最强大脑”，实现提质增效。2023年全国药材智能种植面积为1200万亩，占总面积的37%，但远不能适应药农、药企对数字化变革的强烈需求。为此，可以抓好以下措施：一是运用数字化手段，加快搭建覆盖中药材种源、种植、加工、仓储到销售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系统。近年来，南阳艾草、抚松人参等知名药材产区，通过“一品一码”实现全流程管控与人工智能赋能，促进了道地药材从有名向有实、有说服力、有权威性转变。二是利用农作物栽培模型和人工智能技术，开发药材生产栽培指导模型和病虫害预警系统，推动传统种植向数据驱动的精细化模式转型。如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构建三七智能栽培模型，药材有效成分提升28%，道地性控制达到98.7%。三是运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加持中药材产业链，建设高水平数字化农场、工厂。浙江等省份率先培育菌药类数字农业工厂，涌现出了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灵芝、石斛“未来农场+未来工厂+未来市场”等行业范式。四是依托中药材大市场和主产区，整合数字资源，加快构建中药产业互联网。以数为媒，打通生产端、流通端、销售端各个环节，把生产者、采购供应商和消费者连为一体，提升产业链、价值链、利益链。五是运用“互联网+新电商+新消费”方式，创新中药材生产加工流通消费场景，让好药材会“说话”。　　四要聚焦食养食疗。当前，“治未病”“食养食治”中医药文化大放异彩，以养代医、食养食疗新潮奔涌。2024年，我国新茶饮赛道增速超过300%。有关报告显示，当前我国健康养生市场规模已超1万亿元，平均每位城市常住居民用于健康养生的年均花费超过1000元。食养食疗产业需要做好特殊药材物质（含药用菌）食品化大文章。一是加快菌药入食。按照食药同源、科学配伍原则，扩大中药材特别是菌物药的应用范围，精准服务不同人群的养生需求。针对国家“体重管理年”三年行动，通过科学配伍和现代加工技术，开发药膳食疗、休闲养生、功能饮料、轻食方便食品和新食品原料及其加工食品，特别要注重开发功能因子、含量和作用机理明晰的第三代功能性食品（全球目前第三代功能食品已占食品销售总额的50%，而我国第三代功能食品仅占保健品的10%）。建议设立功能食品技术研发专项基金，鼓励产学研合作，加强功效作用物质基础研究。二是用人工智能破壁传统食养服务。比如，在人工智能驱动的药膳餐厅，客人通过中医目诊仪等设备测试身体指标，实现“一人一方”配菜，每盘菜都是算法量身定制，拓展了食养食疗消费场景和健康体验。三是完善法规政策体系。当务之急是改变药食同源物质目录中品种数量少且更新滞后的现状，逐步将食药物质目录正面清单管理方式过渡为负面清单管理。在现行食品类别中增设“药食同源”类别，并突出中医药文化特色。此外，还要加大科普宣传。相关主体应联手科普食养食疗，增强消费者对食养食疗产品的认知和信任，适时科学解读各阶段爆火“出圈”的养生产品，引导市场消费。　　五要聚焦国际市场。2024年我国中药类出口达到52.81亿美元，欧洲对有机认证的中草药需求年均增长12%。但是，受国际局势影响，短期内中药材出口的成本压力将增加，但也倒逼行业向高附加值产品和新兴市场转型。要增强民族自信，强化中药材产业链多元化、贸易出口多元化，提升质量标准，加强政策支持。深化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政策沟通和协作，推动中药材产品标准互认和通关便利化。继续实施中药、食药用菌本土化战略，加速拓展传统医药认可度高的新兴市场。鉴于东南亚有6000万华人信奉中医，澳门连接葡语国家共同体近3亿人口，应以港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和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桥头堡”，构筑中医药“出海”新通道。重视藏药、羌药等民族中药材的开发和推介，拓展中医药对亚洲西部出口，加强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继续用好展会、国际合作项目等载体，运用文化出海“新三样”推陈出新。利用跨境电商平台，拓展海外客户资源，提高销售效率。中药材（食药用菌）行业协会应发挥桥梁作用，加强行业自律，规范市场秩序，汇聚资源，组织企业“抱团出海”，共同应对国际市场挑战。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5-04-27

协同创新赋能特色农业破局发展

　　（王治国 王立霞）特色农业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支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近年来，各地依托科技进步，不断提升特色农产品的生产水平与市场竞争力，取得了显著成效。从品种培育、生产管理到储运销售，每一个环节的技术突破都推动了农业产业向现代化、智能化方向迈进。持续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不仅是推动特色农业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重要保障。　　当前，地方特色农业凭借其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在促进农民增收、带动区域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其仍然面临产品质量稳定性不足、技术瓶颈难以突破、产业链衔接不畅等问题，制约着特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根源于科技资源的配置与产业需求间的错位，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地方科技资源不足，难以提供有效创新供给。地方高校长期深耕区域特色农业研究，对本地农业资源禀赋、产业特点和发展瓶颈具有独到见解，能够精准把握产业需求。但由于科研条件、资金投入及技术研发能力的限制，地方高校在突破关键技术瓶颈、推动科技成果向实际应用转化方面仍存在一些困难。二是中央与地方科研机构的需求对接不畅，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低，科研成果落地难。中央部属高校和科研院所在一定领域内具备雄厚的科研实力，能够提供高水平科技支撑，但由于地方特色农业的区域性和个性化特征，中央科研机构往往难以精准把握地方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导致科技创新供给与产业实际发展需求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难以实现有效对接。同时，受制于科技资源统筹不足、信息共享机制缺失等因素，中央与地方科研机构对接合作存在障碍，制约了科技创新对特色农业产业升级的支撑作用。　　破解上述发展困境，关键在于打破信息壁垒，创新体制机制，促进科技资源的精准配置与高效利用。应构建央地协同创新体系，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建立联合创新机制，完善全产业链科技服务体系，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推动科技创新更好地服务地方特色农业发展。一是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实现科技资源精准对接。要建立标准化的地方特色农业技术需求数据库，系统梳理，形成分类明确、重点突出的清晰需求清单。同时，整合中央科研机构的创新资源，建立专家资源库和技术供给目录，依托算法匹配，实现科技创新供需的精准对接，提高科技服务效率。在地方设立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构建常态化的信息交流和技术转化机制，确保科研成果的落地应用。二是建立联合创新机制，促进科技要素深度融合。由中央科研院所牵头，联合地方高校、龙头企业等多方力量，组建跨区域创新团队，依托联合实验室开展关键技术攻关。设立产学研协同创新基地，加速科技成果落地应用，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三是构建全产业链科技服务体系，提升科技服务实效。针对特色农业全产业链关键环节，整合央地创新资源，提供一体化科技服务。比如，在育种环节，可以利用中央科研院所的技术优势，选育适应性强、品质优良的品种；在生产环节，研发推广智能农机装备，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在加工环节，开发绿色高效的加工技术，提高产品附加值；在市场环节，加强品牌建设和质量认证，增强市场竞争力。　　完善协同创新长效体制机制，要通过创新管理体制，构建多元化投入体系；建立健全评估激励机制，提升协同创新运行实效。一是构建多元化投入体系，形成协同创新资金保障。要创新财政支持方式，统筹中央和地方科技专项资金，设立央地联合创新专项。同时，通过风险补偿、贷款贴息等金融工具，建立市场化、可持续的科技投入机制。探索新型投入模式，设立农业产业创新发展基金，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多主体参与的资金支持体系。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合理划分各方权益，调动创新主体积极性。二是建立健全评估激励机制，提升协同创新运行实效。要构建科学的创新评估体系，将创新投入、过程管理、成果产出、经济效益等纳入评价范畴。创新评估方式，鼓励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确保评价结果客观公正。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根据评估结果优化资源配置，对创新成效突出的单位加大资源投入力度，对成效不佳的项目进行调整优化，形成优胜劣汰的良性发展格局。完善激励机制，将创新绩效与资金支持、项目安排挂钩，激发创新活力，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落地。　　央地协同创新机制的建立，不仅有助于破解地方特色农业发展困境，也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新路径。通过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提升创新效率，推动农业科技集成应用，能够加快特色农业向可持续方向发展。未来，应进一步深化央地协同创新机制，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模式，为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作者王治国单位系香港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王立霞单位系陕西学前师范学院生物食品与化学学院）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5-04-27

农村厕所粪污与生活污水协同治理的三维路径

　　（申锋 张春雪）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因地制宜选择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模式，推动厕所粪污和生活污水协同治理。当前，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持续推进，取得显著成效。2024年我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75%左右，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到45%以上。但我国农村厕所改造与污水治理工作仍然面临分治困境，在技术体系、管理机制和利益导向三个维度上，尚未形成有效协同机制，导致存在粪污污水用不起来、设备设施转不长久、农民群众参与度低等困境，进而制约了农村厕所粪污和生活污水协同治理工作的高效推进。因此，需要构建“技术-管理-利益”三维协同机制。　　一是技术维度上，耦合处理工艺与资源化利用。传统治理模式下，厕所粪污和生活污水因理化特性差异大，导致处理工艺难以兼容，资源化利用率低。因此，技术维度的重点是开发耦合集成工艺，构建粪污与污水一体化处理利用体系，并向低碳化、智能化升级，实现粪污与污水的协同处理与资源化利用。例如，研发模块化处理装置，集成粪污预处理、污水适度净化、营养物回收等技术单元，开发适应不同气候区的集中协同处理与资源化利用耦合工艺模式。加快制定相关国家标准，实现全过程有标可依，让粪污和污水真正用起来。　　二是管理维度上，建立跨部门统筹管理平台。农村厕所粪污与生活污水处理工作涉及多个部门和环节。传统治理模式下，部门职责分散、协调机制不足，导致存在重复建设、效率不高的现象。因此，管理维度的重点是建立跨部门全链条统筹管理平台，并向开放化、智慧化升级，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例如，推行农村厕所粪污与生活污水协同处理利用“一张图”管理，整合多部门的基础数据，搭建农村人居环境智慧监管平台，并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建立数字化全链条信息管理系统，通过物联网技术对处理设施进行实时监控，实现故障预警的快速精准响应，降低运维成本，进而让设备和设施能够转得久。　　三是利益维度上，激活多元主体参与动力。农村厕所粪污与生活污水协同处理工作涉及政府、企业、农户等多方主体，传统治理模式下的各方利益诉求不一致，导致主体参与动力不足、积极性不高。因此，利益维度的重点是构建“政府引导、市场驱动、村民共治”的多元利益共享机制，激活各方主体参与动力，并向市场化、主动化升级。例如，推广以资源养治理的生态循环模式，将资源化利用收益反哺污染治理成本，推动治理工作从“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加快碳交易市场的规范化建设，将协同处理与资源化利用产生的碳减排量纳入碳交易市场，完善市场体系，为企业创造稳定收益，激发参与活力。推行积分奖励制度，调动农户积极性，解决农民群众参与度低的问题。　　通过技术融合打通模式链条、管理统筹破除部门壁垒、机制创新激活市场动能，推动农村从“被动治污”转向“主动造富”，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技术支撑。（作者单位：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5-04-27

为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划定“硬杠杠”

（四川农村日报讯 林伟）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人、关键在干，必须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高素质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农村基层干部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神经末梢”，其履职表现是确保各项政策有效执行的基础和关键，直接关乎党在农村地区的形象与威望。作为规范农村基层干部履职行为的基础性法规，如同一道坚固的堤坝，不断抵御农村基层治理中的“暗流”，在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促进农村基层干部规范履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形有效地激发了农村发展内生动力。　　公生明，廉生威。促进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是一时之需，而是长久之计。顺应全面从严治党形势任务和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状况的发展变化，新修改的《规定》细化完善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职要求，从制度层面标定“高线”、划清“红线”、注明“底线”、架起“高压线”，为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划定了“硬杠杠”，不仅使基层干部在履职过程中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效避免因制度模糊而导致的违规违纪行为的发生，更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坚强纪律保障。当下，把《规定》落到实处，已成为农村基层治理的重中之重。　　严格监督管理是落实《规定》的重要保障。聚焦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规定》针对农村基层干部廉洁风险，完善了农村权力运行监督机制。重点从内部和外部对农村基层干部进行全面监督。在内部，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监督作用，通过定期开展党内检查、民主评议等方式，及时发现和纠正干部的不当行为，使其在严守纪律规矩的前提下，大胆创新、积极作为。在外部，加大社会监督力度，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大力推进村级事务公开信息化建设，利用微信公众号、村务公开平台等渠道，及时、准确地公开村级财务收支、惠民政策落实等信息，方便群众随时随地监督。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及时调查处理，不姑息、不迁就。　　严肃执纪问责是推动《规定》落实的有力手段。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只有严格执行《规定》，对违规违纪行为严肃查处，才能真正发挥“硬杠杠”的威慑作用，维护制度的权威性。对于违反《规定》的农村基层干部，秉持“零容忍”的态度，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该处分的处分，该追究法律责任的追究法律责任。对典型案例及时进行通报曝光，形成强大的震慑效应。严格落实“一案双查”制度，既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又倒查相关领导的监管责任，确保责任层层压实、制度细细落实，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夯实基层基础，让乡村真正成为充满希望的田野、安居乐业的家园。

四川在线 ｜ 分享： 2025-04-23

城乡融合 双向奔赴天地宽

（彭飞）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城与乡在联通、融合中，展现蓬勃生机、释放巨大潜能，不断创造出经济发展新的可能性和增长点。　　今天，随着交通网、互联网、物流网延伸到广大乡村地区，城与乡的边界不再是阻碍要素流动的屏障，城与乡的融合互动不断催生新模式、新业态、新消费场景。　　近些年，我们看到一种现象，有了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络提供物流支撑，有了互联网、短视频作为展示窗口，很多偏远山乡化身“网红”，从地理意义上的“边缘”走向发展意义上的“中心”。这样的改变甚至“逆袭”，充分证明，我国城乡之间的巨大纵深，为拓展市场空间、巩固经济韧性、激活发展动能提供了广阔腹地。　　在“硬支撑”的基础上，政策、制度方面的“软支撑”更为城乡融合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户籍制度改革按下“加速键”，2014年以来1.5亿农业转移人口平稳有序进城落户，更多奋斗者找到温暖归属；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特色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发展如火如荼，田间地头也可以应用最新科技成果；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构建，城市商超在全国各地建立直采基地、直采农场，让枝头鲜货第一时间成为架上好货……　　人们常说，道路上的障碍易清理，制度上的堵点却不易破除。最大程度激发改革力量，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打通堵点、纾解痛点，必将有效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成就一个更加活力四射的流动中国。　　城乡融合既为发展打开了广阔市场空间，为人口流动提供了便利，也为人们施展抱负、实现梦想打开了更大天地。广袤乡土一样能成为创业的热土、追梦的舞台，一样可以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　　80后海归硕士张丽，放弃外企优厚待遇，带着先进的技术和产业发展理念来到湖北十堰的乡村，开启油橄榄种植之路，一心要把这个产业做优做强。　　在广东广州做茶叶生意的刘建雄，得益于居住证制度改革，住房、子女教育等问题都得到解决，心无旁骛打拼奋斗，一步步从“广漂”成为“新广州人”。　　人是生产力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创新创造的关键因素。城乡融合，拓宽了人生的选择、职业的路径、成才的舞台。人才的双向自由流动，更为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从更大的历史视野看，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一度成为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今天，随着城乡融合发展不断深化，不平衡有望逐步走向平衡。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我们有充足的信心和底气，让希望的田野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以更加平衡更加充分的发展进一步激发经济活力、更好造福广大群众。

人民日报 ｜ 分享： 2025-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