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畜禽遗传改良计划稳步推进

（记者　祖祎祎）今年4月，农业农村部发布《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2021-2035年）》（下称“新一轮畜禽遗传改良计划”），提出了立足“十四五”、面向2035年推进畜禽种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是确保我国畜禽种源自主可控、实现种业振兴的一项关键之举。　　自新一轮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发布以来，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改良计划办公室”）抓好工作落实，组织编制了《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实施管理办法》和生猪、奶牛、肉牛、羊、肉鸡、蛋鸡和水禽国家核心育种场管理办法，全面修订了核心育种场生产性能测定技术规范和配套管理表格。为推动新一轮畜禽遗传改良计划深入实施，改良计划办公室在各地分畜种指导开展系列培训，详细解读了新一轮畜禽遗传改良计划的目标任务和技术路线，为新形势下全面实施新一轮畜禽遗传改良计划提供了技术支撑。截至目前，全国畜禽核心育种场和良种扩繁推广基地负责人、技术骨干及全国畜禽种业领域专家学者、育种企业代表等累计600余人参加培训。　　针对生猪、奶牛、肉牛、羊、肉鸡、蛋鸡和水禽等不同畜种，培训班系统梳理了下一步重点工作，解析了当前畜禽种业现状和发展趋势，并针对联合育种机制优化、繁育体系建设、生物安全防控、地方遗传资源开发利用、核心育种场管理、性能测定及遗传评估等内容开展学术研讨及技术培训，为解决我国畜禽种业发展短板弱项、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持续推进畜禽种业创新，扩大核心育种场规模，增强供种能力，农业农村部按照最新遴选标准，已启动新一轮国家畜禽核心育种场遴选工作，目前各省正在积极组织申报。下一阶段，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领导小组将强化技术指导和支撑，面向加大自主创新、夯实育种基础、健全育种体系、强化企业主体四个方面，全面推进各项工作，推动畜禽种业向数量质量并重、资源节约高效方向发展，确保我国畜禽遗传改良工作稳步推进，为推动我国种业振兴形成协同攻坚合力。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08-27

如何看待“三调”比“二调”少了1.13亿亩耕地

（记者 高文）《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已经发布，从“三调”数据看，全国现有耕地19.18亿亩，相比“二调”，10年间我国耕地面积减少了1.13亿亩，那么耕地少在了哪里？怎么才能保住耕地红线？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自然资源部副部长王广华对此作出了详细解答。　　耕地面积减少，少在哪里？　　“从‘三调’数据看，‘二调’以来的10年间，全国耕地地类减少了1.13亿亩，在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严格落实了占补平衡的情况下，耕地地类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结构调整和国土绿化。过去10年的地类转换中，既有耕地流向林地、园地的情况，也有林地、园地流向耕地的情况，总的来看，耕地净流向林地1.12亿亩，净流向园地0.63亿亩。”王广华分析了耕地减少的原因。　　王广华介绍，从“一调”到“三调”，在管理上，耕地和园地一直是两个并行的一级地类。这两个地类，在种植作物、种植方式、种植收益、对耕作层和耕作条件的影响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耕地种植的多为一年一季或多季收获的粮棉油糖菜等农作物，园地则以一次种植多年收获的方式种植果树、茶树等经济作物；耕地上产出的主要满足居民对粮食的基本需求，而园地上产出的主要满足居民饮食结构多样化的需求；耕地流向园地、林地等农用地，有的不破坏耕作层，有的破坏耕作层，再恢复为耕地还要考虑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在“三调”中对“二调”时是耕地、“三调”时已不是耕地的农用地进行了专门标注。全国共有8700多万亩即可恢复为耕地的农用地和1.66亿亩可以通过工程措施恢复为耕地的农用地。如果需要，这两类农用地可通过相应措施恢复为耕地，但要付出必要的成本。因此，从耕地保护来看，严格区分“耕地”和“园地”地类，可以有效支撑对耕地“非粮化”的管控，更好地落实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关于“严格控制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的规定。　　严格耕地保护，严在哪里？　　“‘三调’结果显示，2019年末全国耕地19.18亿亩。国务院2017年印发公布的《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确定到2020年的全国耕地保有量目标为18.65亿亩，2030年的全国耕地保有量目标为18.25亿亩。从全国层面看，目前的耕地数量控制在国家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目标任务内。但综合考虑生态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用地需求等因素，在耕地保护方面，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王广华强调。　　对于如何利用“三调”成果严格保护耕地，王广华表示：一是结合各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以“三调”成果为基数和底图，按照应保尽保原则，合理确定各地耕地保有量，严格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完成国家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护目标。二是压实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实行党政同责。把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任务带位置逐级分解下达，作为刚性指标严格考核。三是对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耕地主要用于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生产，永久基本农田按粮田管理。严格用途管制，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格管控“非粮化”，从严控制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四是规范完善耕地占补平衡，确保补充耕地数量相等、质量相当。　　尊重自然规律，合理布局　　王广华表示：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还要坚持系统观念，在“三调”形成的数据库基础上，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合理安排生态建设布局，纳入各级国土空间规划并严格实施；尊重自然规律，对“三调”发现的不符合自然地理格局的土地利用方式，按照“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湿则湿、宜荒则荒、宜沙则沙”的原则，逐步进行调整；通盘安排未来生态退耕、国土绿化等生态建设，依据“三调”形成的统一底图，按照“宜乔则乔、宜灌则灌、宜草则草”的原则，科学确定并带位置下达新的绿化任务。　　“与此同时还坚持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合理确定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严格规划管控，城镇建设必须严格限定在城镇开发边界之内，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应当在县域内统筹；着力推动城乡存量建设用地开发利用，完善政府引导市场参与的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政策体系，全面提升各类园区集约用地水平；科学编制村庄规划，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盘活农村存量土地；强化土地使用标准和节约集约用地评价。”王广华说。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文见中国农网）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08-27

履职担当凝聚绿色发展新动能

　（记者 李秀萍）农产品质量安全，事关农业高质量发展基础，事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取得积极进展和明显成效。　　与此同时，加快绿色发展，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依然是当下三农领域的重点工作。为此，十三届全国政协紧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议题，多次将其列入年度重点协商议题，2021年“加快绿色发展　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再次入选年度重点协商议题。　　为增强协商实效，全国政协副主席杨传堂多次提出指导性意见；全国政协副主席辜胜阻专门召开调研座谈会，与有关部委、地方部门同志和相关专家线上线下交流讨论；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罗志军率调研组赴山东、江西进行专题调研。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还开通主题议政群，21个界别73位委员围绕农业绿色发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讨论情况、反映问题、出谋划策，共计发言327次，书面建言献策近6万字。　　“加快绿色发展　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双周协商座谈会当天，如何推动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成为委员们关注的焦点。11位委员从不同角度建言资政。　　全国政协委员余欣荣建议，制定出台《“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进一步落实扶持政策，健全投入机制，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取得新成效。余欣荣还关注农业绿色人才培养问题。他认为，当前的人才培养机制已经不能满足现实需要，要加快构建以科技型企业为重点，鼓励各类科研机构和人员积极参与的农业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同时在高等教育体系中设置“农业绿色发展科学与工程”交叉创新学科，以满足乡村振兴、绿色发展对复合型人才和大量现代绿色农民的迫切需要。　　“加快绿色发展　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双周协商座谈会现场，“农药减量增效”也是委员们协商议政的重点之一。“要严格线下线上农药经营许可条件，推进经营门店控量提质，实现农药登记的‘合规性’与‘服务性’并重。”南京财经大学校长程永波委员提出，要将规模经营主体及植保服务组织纳入系统管理平台，落实生产台账制度，细化农药使用信息、作物药害报告，实施用药全程化跟踪管理。　　源头追溯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键环节之一，在宋建朝委员看来，“把好入市关口”同等重要。除市场监管部门将食用农产品合格证作为入市农产品质量安全重要凭证入市必检之外，他建议将合格证制度由单纯承诺制改为承诺制与证明制并存，切实把好农产品批发市场入口。　　座谈会前，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民革天津市委会主委齐成喜委员专门调研了天津市武清区大良镇设施黄瓜生产情况，他发现占比达八成的一家一户分散种植户仍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难点。齐成喜建议当前重点要突破制约家庭农场发展的瓶颈，将农业生产“三品一标”工作纳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提高农业技术服务和质量监管的工作效能等。　　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总工程师乔晓玲委员长期与食品打交道。在乔晓玲看来，标准与安全息息相关，但现有标准仅从安全角度对肉类食品产业进行规范，没有对产品质量进行限定，无法实现优质优价，另外现有标准安全指标不全，缺少微生物和脂肪氧化等限定指标，易造成食品安全隐患。乔晓玲建议，及时梳理整合现有标准，完善指标体系，健全质量安全、营养品质、分等分级等方面标准，推进实施对标生产。　　中国工程院院士麦康森委员认真研究了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隐患。他建议制定国家水产品产量目标，划定1.8亿亩水产养殖水面红线，规划具体的养殖区、限养区、禁养区以及养殖容量。采取许可证准入制度，尽快实现我国传统家庭式经营到规模化现代渔业转型。麦康森提出，同时要加强渔药代谢的基础研究和专用渔药开发，指导科学用药；加强与水产养殖环境、产品质量安全的立法，加大执法力度等。　　尽政协之责，展政协之长。委员们还建议，要立足新时代新阶段加强顶层设计，加快修订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要加快推进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深入实施农药化肥减量行动；要大力推进农业绿色技术创新，开发更多高抗、高产、高质农作物和畜禽新品种，支持低毒、低残留、高效能肥料、农药研发，探索推广生物可降解地膜；要鼓励规模化生产经营，推广“公司＋基地＋农户＋标准”等模式，发展托管农业、订单农业，带动小农户更快更好步入绿色发展轨道；要补齐基层监管能力短板，鼓励探索更多智慧监管方式，实现农产品来源可追溯、去向可追踪、责任可追查等。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08-26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

（龙新）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加强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的意见》，部署推进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工作，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协管员或信息员队伍，夯实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最后一公里”，推动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升。《意见》强调，“十四五”期间基本实现所有乡镇明确监管网格，所有网格明确网格监管员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协管员或信息员，网格监管员年度培训全覆盖，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日常巡查更加规范，生产主体质量安全控制技术指导更加到位，织密监管网络、压实管理责任。《意见》要求，从区域定格、网格定人、人员定责、创新机制、公示公开5个方面推进网格化管理，构建由乡镇到村（社区）再到生产主体的全面覆盖、范围清晰的管理网络，推动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落地落细。同时要求聚焦禁限用药物违法违规使用、常规农药兽药残留超标和非法添加等问题，切实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针对性、指向性和靶向性。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08-26

基层“微”治理 激活“大能量”

四川农村日报讯 左崇年　　农村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近日，有媒体报道，在重庆市渝北区茨竹镇，随着村民积分制的推行，过去的许多难题都迎刃而解。从去年7月开始，茨竹镇就在放牛坪村推行村民积分制，以家庭为考评单位、用积分记录村民的日常行为。村民可以用积分兑换服务、实物甚至是政策奖励。如今的放牛坪村，村民参与共建共享的热情被激活，实现了从“被动管理”到“主动治理”转变，小积分赋能农村基层“微”治理的效果正在这里发酵。　　农村是基层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加强和创新治理模式，是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内在要求。小积分赋能农村基层“微”治理，值得点赞。　　基层“微”治理，是农村社会文明和谐的粘合剂。积分制为村民建立起信用“账本”，大大调动了村民扬美德、施善举的积极性，基本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基层治理的作用应更多体现在以改革激发社会活力，用政策保障社会公平，靠监管规范社会秩序，用精准服务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不断改进基层工作体系，健全因地治理、因需治理机制，优化服务流程，将行政管理、综治防控、监管执法、公共服务等有机整合为“一张网”，不断完善基层社会治理运行机制，用精准服务对接群众诉求，这是基层“微”治理的最终目的。　　让基层“微”治理激活为民服务的“大能量”。基层治理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着力点用在为人民群众的服务上，精力用在为民办实事上。注重民生，落实科学的发展观，从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是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做好事的必然要求。基层治理就是要把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正确把握当前形势下群众的新需求，及时解决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构建科学完善的社会治理体制。搞好“微”治理需要转变基层社会治理理念，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寓治理于服务之中，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实现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良性互动。

四川在线 ｜ 分享： 2021-08-26

今年全国早稻总产量2802万吨 增长2.7%

　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记者 魏玉坤） 国家统计局25日发布数据显示，根据10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1年全国早稻总产量2802万吨（560.4亿斤），比2020年增加72.3万吨（14.46亿斤），增 长2.7%。　　全国早稻播种面积稳中略降。2021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4734千公顷（7101万亩），比上年减少16.6千公顷（24.9万亩），下降0.4%。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李锁强分析，早稻播种面积有所下降，一是因为天气干旱影响早稻适时移栽，华南部分地区春播气象条件较差，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广东、广西中南部等地蓄水不足，部分地块灌溉条件较差，影响早稻适时移栽，农户改种玉米、甘薯等作物；二是种植结构调整减少早稻种植，湖南受污染耕地严格管控区种植结构调整，退出水稻种植，导致播种面积下降。　　早稻单产水平有所增加。2021年全国早稻单产5918公斤/公顷395公斤/亩），比上年增加173.0公斤/公顷（11.5 公斤/亩），增长3.0%。　　李锁强分析，早稻播种以来，主产区大部时段气象条件较好，阶段性阴雨寡照和洪涝灾害发生偏轻，总体有利于早稻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　　“在全球疫情持续演变、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背景下，夏粮丰收和早稻增产奠定了全年粮食稳定生产的基础，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支撑。”李锁强说。

新华社 ｜ 分享： 2021-08-26

推动农村客运由“开得通、走得了”向“留得住、通得好”转变

（胡建兵）近日，交通运输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要求到2025年，基本建成安全、便捷、舒适、经济的农村客运体系，农村交通出行条件显著改善，农村地区基本出行服务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城乡客运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农村客运可持续发展机制基本建立。　　农村客运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农民出行的重要交通方式。推动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乡村振兴重要的基础和保障工程。近年来，我国农村客运事业持续快速发展，到2020年8月底，全国具备条件的3.1万余个乡镇和54.3万余个建制村全部实现通客车，形成了遍布农村、连接城乡、纵横交错的农村客运网络，农民群众“出行难”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但目前农村客运还存在道路基础设施不完善、通达深度不够、经营行为不规范、安全管理不到位、发展不平衡、长效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等问题，城乡客运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我国农村人口占比大，发展农村客运，让农民群众坐上方便车、经济车、安全车，不仅能解决农民群众出行问题，还有利于加强农村信息传播和对外交流，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促进农民增收，改善农民生活条件；不仅有利于强化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提高农业综合效益，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村生产发展，而且有利于加强城乡沟通，缩小城乡差别，加快城镇化进程，改善村容村貌，促进乡风文明。因此，推动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十分重要也十分紧迫。　　农村客运是沟通乡村和城市不可或缺的“桥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经济正在加速发展，大量的购销人员往返于城乡之间，农贸产品外销创收已成为农民群众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也大大增加了人员出行的需要。推动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加快农村客运网络化建设，形成畅通的客运体系势在必行。各地应当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结合当地实际，尽快制定实施细则，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相关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强化人才、资金、规划等政策保障，及时协调解决农村客运发展遇到的突出问题，推动农村客运由“开得通、走得了”向“留得住、通得好”转变，更好满足农村地区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08-25

为乡村振兴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写在《农业农村系统法治宣传教育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出台之际（记者 李婧）全民普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自1986年以来，我国已连续实施完成了7个五年普法规划，取得了重要成果。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对“八五”普法作了全面部署。农业农村部在广泛调查研究、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基础上，研究制定了《农业农村系统法治宣传教育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以下简称农业农村“八五”普法规划），近日已正式印发，力求在继承中创新、在发展中破题。　　2016年，农业农村系统印发法治宣传教育第七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5年来，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多措并举推动普法工作，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法治意识不断增强。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农业农村“八五”普法规划强调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农业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确立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服务大局、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深度融合等6项基本原则，明确到2025年实现普法工作机制体系更加健全完善、“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全面落实、干部职工的法治思维能力明显增强、农民群众的法治意识显著提高、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升等主要普法目标。　　农业农村“八五”普法规划明确了农业农村法治宣传教育重点内容，要求农业农村系统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宪法和民法典等，深入学习宣传乡村振兴促进法、与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治理现代化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党内法规，重点针对农业农村系统领导干部、工作人员、执法人员、农民群众及其他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等群体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并根据不同对象特点分类施策，持续提升干部群众法治素养。　　新技术、巧思路让百姓喜闻乐见，于润物细无声中提升普法效果　　法治建设的根基在基层、薄弱区域在乡村。如何让农民能听得懂、听得进，提升普法效果？近年来，农业农村系统积极创新普法方式方法，充分利用新媒体、短视频和动画技术等，让严肃的法律内容生动活泼起来。　　2020年，微动画《一条鱼拥有的权利》火遍全网。观看3分钟动画就能了解渔业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相关内容。类似的普法微动画，农业农村部还出品过《把一头牛放进冰箱需要几步》，从小切口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据统计，这些普法微动画在网络平台上点击量总计超过百万次，达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普法效果。　　针对基层农业执法人员的实际需求，农业农村部组织专家制作了《动物防疫法解读之动物检疫制度》《渔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等专题微课，点击量超过10万次。农业农村部还制作了《民法典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一分钟带你了解农业法》等短视频，在中国农民丰收节等重要时间节点发布宣传。　　《乡村振兴促进法》是三农领域的一部基础性和综合性法律，构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四梁八柱。该法颁布实施后，农业农村部及时组织制作宣传片和宣传海报，在网络平台进行宣发，播放量1500多万，总阅读量近2000万。组织编写乡村振兴促进法辅导读本，在《农民日报》推出权威专家系列解读文章。编辑出版《农村工作通讯·乡村振兴促进法专刊》，印制15万册赠送给全国3211个省市县级党委书记、约3.9万个乡镇和街道办事处党组织书记以及832个脱贫县村级党组织书记。　　用新手段、巧思路，增强普法的受众面和影响力，在农业农村“八五”普法规划中有更多体现。记者了解到，农业农村“八五”普法规划不仅提出将农业农村法治宣传教育融入立法执法和日常服务管理全过程之中，还明确要求使用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普及法律知识。同时强调，在继续利用传统有效的普法方式基础上，加大对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手段的运用力度，开展精准普法、智慧普法。利用新媒体，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普法宣传，打造“报、网、端、微、屏”一体化推进的农业农村法治宣传教育网络体系。加大互动式、服务式、场景式普法方式应用，增强普法的吸引力。　　进农户、接地气成普法关键词，努力畅通进村入户“最后一公里”　　“七五”普法期间，农业农村部门多次进乡村、走基层，组织宪法及涉农法律法规宣传活动。比如2019、2020年宪法宣传周期间，农业农村部分别在北京顺义、山西清徐组织“宪法进农村”主题活动。组织制作“宪法进农村”宣传视频，在百度、快手等平台播放340余万次，200多万人参与直播互动。各级农业农村部门也因地制宜举办了各具特色的“宪法进农村”活动，让广大农民群众感受到了宪法法律的温度。　　为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农业农村部组织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强化疫情防控法律制度建设，为疫情防控大局作出了重要贡献。各地紧密结合疫情防控形势任务开展有针对性的普法活动，如江苏省农业农村部门编写《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工作宣传标语》，运用农村“小广播”“小喇叭”“小视频”等载体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解读。江西省农业农村部门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百万网民学法律”农业法律法规专场知识竞赛活动。福建省农业农村部门开展支援春耕备耕复工复产普法宣传服务，深入农村“点对点”开展指导服务。在全国普法办开展的第二批“全国普法依法治理创新案例”推荐评选中，“农业农村部上下联动齐发力开展‘防控疫情法治同行’活动”榜上有名，成为9个入选案例之一。　　为畅通普法进村入户“最后一公里”，农业农村“八五”普法规划提出了普法进农村、下基层的多项专项普法行动。　　“八五”普法期间，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将会同司法行政部门开展培育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工作，推动构建农民群众学法用法的工作机制，组织有针对性的学法用法培训，开展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与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结对子”活动，为乡村振兴培养一批农村法律人才。　　在“12·4”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中国农民丰收节等重要时间节点，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将深入开展“宪法进农村”“乡村振兴法治先行”等主题活动，大力宣传宪法、乡村振兴促进法、纳入农业农村部门普法责任清单的法律法规、与农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等，推动宪法法律进村入户。　　此外，农业农村“八五”普法规划还提出，利用农村文化礼堂、法治文化长廊、农家书屋等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和职业院校等具备法治普及功能的单位机构以及线上学法用法平台，依托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农村法治教育基地，更好地服务农民群众学法用法。　　展望未来，一幅普法宣传教育走基层进万家的画卷徐徐展开……　　明责任、抓重点以机制赋能普法落地，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农业农村部党组高度重视农业农村法治建设，把普法作为基础性根本性工作来抓。机构改革后及时调整依法行政领导小组，制定了新的《农业农村部普法责任清单》，明确了涉农法律法规规章的普法责任分工，将普法工作纳入年度绩效考核内容。各地农业农村部门也成立了以部门负责人为组长、相关工作机构为成员的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了分工有序、运行高效的工作机制，为农业农村普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农业农村“八五”普法规划明确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把普法工作摆上重要工作日程，科学研究制定落实本规划的方案举措，明确重点任务，认真组织实施。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健全完善普法工作考核评价体系，探索引入社会第三方评估和社会满意度测评。　　农业农村部法规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八五”普法期间，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将上下协同加大普法力度、创新普法方式，提高普法针对性和实效性，实现法治宣传与法治实践相衔接、法律普及与法律执行相结合，推进法治乡村建设，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08-25

山海同心耕耘田园锦绣——“十三五”时期全国农业援青综述

（记者 孙海玲）八月的高原大地，青山苍翠，流水潺潺。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格拉滩黄果梨种植基地上，上千亩的黄果梨树郁郁葱葱，硕果盈枝。　　而在另一边的青海黄南州隆务庄仁青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机械隆隆，工人正通过一道道工序，将一颗颗黄果梨变成香气扑鼻的金色果汁。　　从一颗梨到一个产业，离不开天津市对黄南州的鼎力相助。自天津援青干部来到同仁后，同仁积极引进企业，签订购销协议，同时，丰富产品类型、延伸产业链。如今，产自高原的黄果梨系列产品走上了天津市民的餐桌，一瓶黄果梨的致富道路正越走越宽。　　青海作为西部偏远落后地区，农业基础底子薄，如何打破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如何在打赢脱贫攻坚这场全民战役中发挥对口援青优势？“十三五”期间，农业农村部和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6个发达省市以及四川、安徽两省分别与青海省六州两市建立了农业援青对口合作关系，按照中央部署要求，积极推动援青机制向常态化制度化发展，“输血式”支援向“造血式”支援转变，多层次、多形式合作交流新局面初步形成。　　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徐宏伟介绍，“十三五”期间，特别是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农业农村部和兄弟省市及时伸出援手，真情帮扶，在项目、资金、人才、科技等多方面，为青海给予了大力支持和鼎力相助，助推青海省提前一年实现全部脱贫的目标任务。　　智力帮扶，打造一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　　2019年8月，随着第四批援青干部踏上高原，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农业农村部屠宰技术中心）副主任杨林也开启了为期3年的援青之旅。来到青海后，她担任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分管动物防疫和渔业渔政工作。　　在防控动物疫病工作中开启打基础、抓基层、练基本功的“三基工程”，积极争取各方资金，免疫注射栏、无害化处理厂等从无到有，乡镇兽医站基础条件逐步完善，村级防疫员补贴得到提高，长江禁渔青海段实现良好开局……从克服高原气候带来的身体不适，到踏遍了青海的山山水水，杨林用真心、用热情诠释着一位援青干部的奋斗历程。　　“既然来做援青干部，就要为青海农牧民办实事，为青海农牧业发展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身负重托，暂别亲人，像杨林一样一任接一任的援青干部背起行囊，奔赴三江源头，开始援建之旅。　　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变“输血”为“造血”，变“扶贫”为“扶智”，是解决青海长远发展的根本所在。“十三五”期间，援青省区不仅输送资金、项目，还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致力打造一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　　为推动中国农科院与青海省高校和农牧科研单位开展“院地合作、产研共建”，农业农村部连续5年为青海涉藏州县遴选推介农牧业适用品种和技术。强化人才援助，农业援青活动开展以来，选派厅级援青干部4名，“博士服务团”专家3名，接收青海挂职锻炼干部19名，培训涉藏州县项目管理干部100余人。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先后两次无偿为青海涉藏州县培训现代农业管理干部80余人，很好地发挥了科技驱动、人才先行的作用。　　支持玉树藏族自治州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强化智力支持，是北京市对口支援玉树的重要举措。通过选派干部人才赴北京学习培训，玉树一大批党政干部、专业技术人才将北京的先进理念、农业实用技术、致富技能带回雪域高原，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明显提高。　　山东省在援建海北藏族自治州的过程中，始终把人才智力援青和受援地干部人才队伍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实施“结对带交流、项目带人才、人才带团队”的“三带”培训模式，放大人才援青效应，不断改善受援地经济社会发展软实力。　　据悉，各对口支援省市通过干部挂职、技术服务、人才培训等方式，为受援地农牧业发展注入先进要素，进一步优化了青海涉藏州县农牧业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结构。通过迎进来、跟上去、资金注入等方式培训各类管理人才、致富人才和专业人才1200余名。　　产业帮扶，强化青海的“造血”功能　　果洛藏族自治州平均海拔4200米，这里环境艰苦，社会经济发展滞后。上海地处长三角，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发达。　　10年前，因为“援青”，雪山之巅的果洛儿女唤来了东海之滨的“家人”，也迎来了发展的高光时刻。　　两年前，在上海举行的“2018中国（上海）国际茶业博览会”上，来自青藏高原的特殊茶叶——藏雪茶获展会金奖。得益于上海市青浦区援青干部的牵线搭桥，这种产自雪域高原的茶叶成为班玛县精准脱贫的有效手段。截至2020年初，藏雪茶种植面积已达1233公顷，共创造产值1718万元。　　携手青海，农业农村部和各援青省区并没有将“援青”简单定义在“给钱给物”上，而是在“输血”的同时，推进特色产业发展，强化青海的“造血”功能。　　2019年，农业农村部和青海签订了《部省共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示范省合作框架协议》，召开省部共建工作推进会、示范省创建工作视频推进会等重要会议，高层次研究、高站位谋划、高标准推进，大力推进创建工作，成效显著。　　农业农村部连续11年支持青海生态畜牧业工程建设，提高禁牧补助标准，年补奖资金达到24.13亿元，受益农牧民达到21.5万户近80万人，有力促进了草原生态保护与牧民群众增收。　　农业农村部持续加大产业支持，创建牦牛、藏羊2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成3个国家现代农牧业产业园，认定2个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5个国家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13个农业产业强镇，在延长产业链条、加快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农牧业生产经营效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规模化集约化高质量绿色发展。　　山东投入援青资金1.6亿元，支持海北州高原现代生态畜牧业发展，建成了集科研、培训、示范、加工、养殖、旅游于一体的海北州高原现代生态畜牧业科技示范园，实施了全州77个牧业村高原现代生态畜牧业示范点建设，进一步完善了“州有示范园、县有产业园、乡镇有优良畜繁育基地、村有示范点”的现代畜牧产业发展体系。　　北京市围绕玉树农牧产业发展实际，结合精准扶贫，因地制宜开展帮扶，支持特色种养业发展，引进企业，通过与青海当地企业、合作社和农户等签订生产订单的方式，围绕牦牛、黑青稞等特色产品，努力带动当地就业，带动产业发展、农牧民增收。　　上海重点加强特色产业扶持，支持当地建设56个合作社并打造龙头企业，帮助果洛实现全州188个村合作社全覆盖，实施了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农牧业产业化建设、特色养殖种植业等6大类40余个项目的投资建设，促进果洛州农牧业向现代生产模式转变。　　搭建平台，让高原特产走向全国市场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产业优势是什么？是资源——农牧资源、日照资源、盐湖资源……“柴达木聚宝盆”名不虚传。但是，一个地区产业要发展、要腾飞，光有资源还远远不够。　　结合海西资源优势，浙江发挥自身在人才、资金和技术上的长处，帮助海西发展特色产业，为其腾飞插上翅膀。　　近年来，浙江企业陆续参加“青洽会”“百名浙商海西行”“浙商走进格尔木”等项目推介会，支持海西在杭州、宁波等地成功举办产业对接、项目推介、经贸洽谈等活动。海西的红黑枸杞、福牛、藜麦等高品质、有特色的农牧产品，依靠浙商投入，种植加工越来越趋于规模化、现代化，产品覆盖范围越来越广，全州农牧业发展迈上了新台阶。　　亲戚越走越近，感情越走越深。合作越走越多，道路越走越宽。如今，通过农业援青，各省市积极设立窗口，充分借助津洽会、浙洽会、农博会、西博会等支援方展会平台，推动青海特色优势农畜产品走出去。　　为扩大青海特色农产品在江苏的销售，通过青洽会、农展会等契机，推动两地在现代农业等方面的合作交流，促进两地农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2019年12月20日至22日，青海省组织多家企业参加第十二届江苏省农民合作社产品展销会，展销的牛肉干、牦牛奶片、枸杞、青稞、藜麦、高寒燕麦等优质农产品，很受当地群众喜爱，特色产品知名度在苏得到提升。　　北京在新发地建立“青海之窗”，帮助青海“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合作社特色农畜产品走进北京，融合扶贫助推农牧业特色产业发展。　　上海市支持果洛州建设标准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打造“雪域果洛”品牌。“5369”牦牛肉成为上海运动员专供肉品，班玛藏雪茶荣膺中国（上海）国际茶业博览会金奖，以品牌打造助推产业发展。　　天津市支持黄南州建成尖扎葡萄育苗基地和泽库有机畜牧业基地，将天津葡萄、蘑菇、冬枣等果品蔬菜在黄南州推广，推进乡村产业发展。　　江苏省大力推进“苏企入青”“青货进苏”，在南京栖霞区和江宁古里设立营销店，导引牛羊肉、青稞、枸杞、燕麦、藜麦等40余种特色产品亮相南京。　　浙江省和娃哈哈集团合作，将枸杞、藜麦带进浙江市场，在嘉兴世界水果城打造了柴达木枸杞一条街。　　山东省实施海北州“千牛万羊”入鲁工程，帮助销售牦牛、藏系羊20万头（只），仅此一项促进牧民增收2000多万元……　　跨越千里，山海情深。如今，来自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理念正在源源不断地输入青海，援青之花已在广阔的高原大地上多彩绽放。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08-24

创制种“硅谷”　强农业根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助力现代种业振兴

（记者　常力强）巍巍祁连，戈壁绿洲，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19万亩玉米制种基地产出了全国所需1/10的玉米种子。　　创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家禽育种核心技术体系，北京市平谷区成功培育出6个家禽品种，其中5个京系列蛋鸡品种国内市场占有率达50％，打破了进口品种对中国市场的长期垄断。　　有“天府南来第一州”之称的四川成都邛崃市，立足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聚焦打造西南地区的种业创新“硅谷”。　　……　　2019年以来，为加快现代种业振兴，探索用园区化理念促进现代种业发展，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将现代种业列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重点支持范围。两年来，已支持创建20个以种业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涉及水稻、玉米、谷子、瓜菜、花卉等作物种业以及鸡、猪、奶牛、牦牛等畜禽种业，推动形成了一批产业特色鲜明、要素高度聚集、生产方式绿色、辐射带动有力的现代种业高地，成为全国制种产业版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种业攻关的新载体。　　“洼地效应”形成资源高地　　集聚现代生产要素，才能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只有优化营商环境营造出“洼地效应”，才能吸引相关资源要素流入汇聚。　　短短两年来，产业规划、政策引领、服务创新、制度保障等一系列措施，已在各种业产业园密集实施。　　“为推动形成科研技术优势，我们建成敦煌种业玉米研究院、田旺玉米研究所等7个新品种研究院（所），并出台政策对符合政策条件的种子生产加工装备及工艺改造提升、区域性种质资源库、科研实验基地、品牌创建等9类项目给予优先支持保障。”酒泉肃州区产业园管委会主任尚建宏说，在园区建设的带动下，全区从事种子生产加工的企业、制种农户和制种品种的数量分别达到146家、5.6万户和5000多个。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产业园建成2.6万平方米的种业总部企业基地，引进种企23家，并打造出全国首家“智慧农业创新中心”，在孵科技型小微企业57家。目前产业园共拥有水稻种业上下游企业30家，占到湖南全省的47％。　　“我们在产业园建设中，从创业创新扶持、用地支持、中小企业扶持、人才引进、金融支持5个方面，制定了七大政策，用于吸引国内外种业企业入驻园区。”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产业园相关负责人傅航说，目前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中国热科院等18家省级以上科研院所，均在产业园建立了长期稳定的科研育种基地。　　天山北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现代农业产业园通过育种创新基地平台建设，带动园内持证种业企业达到21家，制种专业合作社达到15家，制种家庭农场及大户达到18家，推动园内规模化经营比重提升到96％。　　拥有3.5万亩制种基地，年产杂交水稻种子480万公斤的四川省邛崃市，依托产业园探索出“市场资本＋国有公司＋专业运营主体”模式，成功引入重庆农投股权投资基金等金融资源，组建2.5亿元规模天府种业创投基金，形成种业园政策优势和投资方产业资源优势叠加效应。　　“利用产业园种质资源库保存的资源，可以广泛寻找影响水稻高产、稳产和品质的功能基因。”已将办公室搬到邛崃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水稻育种专家，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原所长李平说。　　科技攻关引领育种“革命”　　科技研发是提升现代种业的核心动力。　　在汇聚资源要素的基础上，这20个种业产业园充分发挥产业园产业集聚、主体集中、要素集约的平台载体作用，持续加大种业孵化力度，强化科技支撑，逐步构筑起强大的种业科创体系。　　通过与省级以上科研单位合作，持续增加玉米种业科研经费，昌吉市产业园不断加快新品种研发、新技术推广进程，玉米制种全程机械化率达到97％，推动种业产业农业科技贡献率达到68％。　　为提高育种水平，增强种业核心竞争力，北京市平谷区产业园展开一系列技术研发项目及相关平台建设，包括建立智慧化选育技术体系、完善蛋鸡基因组选择技术平台、推广应用基因组选择等前沿生物技术等。　　在着力构建企业自主研发推广体系的酒泉市肃州区产业园，酒泉市华美种子公司科研部经理，分子育种总监边振每天上班除了下田，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里。“通过分子设计育种，我们要定向改良作物性状，比如新培育的‘华美105’螺丝椒品种的抗病毒能力有了大幅提升。”　　通过科技攻关促进种业发展，是西藏自治区那曲市色尼区产业园创建的重要内容。“我们实施了牦牛种业生产性能测定，疫病防控防治技术服务科研项目和娘亚牦牛高海拔适应性研究项目，为优良畜种繁育推广提供了科学依据。”产业园管理公司负责人康卓央金明加塔说。　　项目创建期内，福建省建宁县产业园先后建立了多个试验站、原种繁育基地、育种科研基地，促进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技术在新品种选育、配套的栽培技术、全程机械化制种等方面快速应用到生产实践中。　　在长沙芙蓉区产业园，分子育种技术平台研发稻瘟病和百叶枯病两大水稻病害抗性的“超优千号”定向改良技术，改良周期由4年至5年缩短为2年，改良品种实现可观的产量增长。而且，产业园种子加工全过程自动化和智能化达到无人工厂水平。　　良种推广加速成果转化　　每十粒水稻种子，就有一粒来自建宁。供应了我国3000万亩杂交水稻种植面积的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作出了卓越贡献。　　“创建国家现代种业产业园，有利于进一步夯实水稻制种基础，提高种子生产能力和质量，进一步保障我国杂交水稻种子保供能力和国家粮食安全水平。”建宁县原县长、产业园创建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陈显卿说。　　北京市平谷区产业园峪口禽业公司创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家禽育种核心技术体系，成功培育出6个家禽品种，其中肉鸡WOD168，是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小型白羽肉鸡品种，开创了我国白羽肉鸡育种的先河，已累计推广4亿只。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产业园杂交水稻常年制种面积占全国的30％以上，杂交水稻供种量占全国的35％。2020年湖南省水稻推广面积前50名的品种中，有34个来自芙蓉区产业园，涉及推广面积2171.3万亩。　　在产业园创建中，三亚市崖州区规划了专门的成果转化区，推动“南繁北种”，加速种质、品种、技术等南繁成果异地转化。　　广东省新兴县现代农业产业园完成对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开展升级改造，建成新兴县内首个楼房式种猪场，实现原种和祖代纯种猪达2.21万头，每年可提供优秀种猪、种苗4万余头。　　地处全球公认最具优势的农作物制种区的酒泉市肃州区，玉米种子和蔬菜种子生产量分别占全国种子总需求的10％和50％，而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创建，正在为良种的进一步推广转化注入新动力。　　在种业产业园建设的推动下，一粒粒优良的种子撒播向广阔的农田，为粮食安全的屏障持续发挥加固作用。　　“十四五”时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再批准创建和认定一批以种业为主导产业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加大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加强制种基地和良种繁育的体系建设，支持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生产性能国际领先的品种，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打好种业翻身仗。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08-24

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断巩固完善

（记者 毛晓雅）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在农村政策的基石。近日，农业农村部有关部门在答复政协提案时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采取有力措施，不断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开展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用5年左右时间，指导全国2838个县（市、区）、3.4万个乡镇、55万个村，将15亿亩耕地确权给2亿农户，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并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落实承包地“三权”分置办法，加快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目前，全国已有1239个县（市、区）、18731个乡镇建立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服务中心），为流转双方提供政策咨询、信息发布、合同签订等服务，全国土地经营权流转面积5.55亿亩。　　指导各地积极探索多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和激励机制。鼓励盘活集体资产资源，推广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经验，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联农带农富农强农。2020年，全国半数以上的村集体经营收益大于5万元。　　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两类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全国纳入名录系统家庭农场超过300万个，依法登记农民合作社超过220万家。大力发展以生产托管为主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全国服务组织总量超过90万个，服务带动小农户超7000万户。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全国县级以上龙头企业9万家，牵头创建7000多个产业化联合体，辐射带动农户1700万户。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08-23

种子法修正草案提请审议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激励育种原始创新

（记者 李秀萍）8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在京开幕，种子法修正草案提请大会审议。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振伟就种子法修正草案的有关问题作说明时表示，此次修正旨在扩大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权利保护范围，延伸保护环节，提高保护水平，加大保护力度，用制度导向激发原始创新活力。　　2015年修订的种子法，对植物新品种的授权条件、授权原则、品种命名、权利范围及例外、强制许可等作出规范，将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从行政法规上升到法律层面，为保护育种者合法权益、促进种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法治保障。但总体上看，我国种业知识产权保护还有短板弱项，国内主要粮食作物品种中修饰性品种比较多，一些品种繁育停留在对主要推广品种和核心亲本的修饰改良上，导致品种遗传基础窄，审定品种多但突破性品种少，同质化问题比较突出，难以适应加强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激励育种原始创新、保障粮食安全的新形势。因此，亟须对种子法进行修改。　　据悉，从2021年3月开始，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牵头启动修改种子法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司法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等部门参与。起草组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种子企业及专家意见，召开评估论证会，反复研究，形成种子法修正草案。　　刘振伟介绍，此次修正重点在于扩大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及保护环节。为加强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品种权人的合法权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修正草案扩大了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及保护环节，将保护范围由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延伸到收获材料，将保护环节由生产、繁殖、销售扩展到生产、繁殖、加工（为繁殖进行的种子处理）、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出口、储存等。草案体现权利一次用尽原则，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对繁殖材料已有合理机会行使其权利，不再对收获材料行使权利。　　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为激励育种原始创新，从源头上解决种子同质化严重问题，修正草案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明确实质性派生品种可以申请植物新品种权，并可以获得授权，但对其以商业为目的利用时，应当征得原始品种的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的同意。在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77个成员中，有68个已经实行这一制度。鉴于实施这一制度是循序渐进的过程，草案作出授权性规定，实质性派生品种实施名录及判定指南等，由国务院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依照本法及有关法律确定。自实质性派生品种实施名录发布之日起申请的植物新品种，按照实质性派生品种相关制度管理，不溯及既往。　　完善侵权赔偿制度。为提高对侵害植物新品种权行为的威慑力，修正草案加大了惩罚性赔偿数额，对权利人的损失或侵权人获得的利益或品种权许可使用费可以确定数额的，将赔偿数额的上限由3倍提高到5倍，难以确定数额的，将赔偿限额由30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为保护种子市场正常交易，增加侵权人合法来源抗辩条款。修正草案规定，不知道是未经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许可的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收获材料，能证明该繁殖材料或者收获材料具有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完善法律责任。为强化对种子生产特别是果树种苗生产检验、检疫的管理，防止携带疫病果树种苗流入市场，修正草案明确，不具有繁殖种子的隔离和培育条件，不具有无检疫性有害生物的种子生产地点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确定的采种林从事种子生产，未执行种子检验、检疫规程生产种子的，追究法律责任。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08-18

胡春华强调 扎实抓好农业防灾减灾和秋粮生产工作

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　全国农业防灾减灾和秋粮生产视频调度会17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要求，扎实抓好农业防灾减灾和秋粮生产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粮食和农业丰收目标任务。胡春华指出，顺利推进农业农村各项工作，必须毫不放松地抓好农村疫情防控，确保农村生产生活平稳有序。要清醒认识秋粮生产面临的风险挑战，加强水肥调控，全面落实好抗灾夺丰收措施，确保秋粮丰收到手。要切实稳定生猪生产，及时把工作重心转到防范和应对新一轮“猪周期”上来，稳定现行生猪生产支持政策，逐步健全市场化的调控机制，持续加强非洲猪瘟等疫病防控，巩固产能恢复成果。要针对今年天气气候的反常性，始终绷紧防汛抗旱救灾这根弦，持续加强气象预报预警和信息传递发布，坚持不懈抓好防汛抗旱，抓紧做好灾后生产恢复，最大限度降低灾害不利影响。胡春华强调，要高度警惕严密防范灾情疫情带来的返贫风险，强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落实，切实运行好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农业农村部、水利部、气象局、乡村振兴局、供销合作总社负责同志分别在会上作了具体部署。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08-18

农业农村部加大对乡村产业发展资金支持

（记者 李志勇）农业农村部16日透露，未来将会同有关部门，创新工作思路，加强工作协调和政策协同，通过财政、金融、引入社会资本等方式，大力推进乡村产业发展，以产业振兴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也是解决众多农村问题的前提。近期，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及各地方政府持续加大对乡村产业集群建设的政策支持力度，聚焦重点产业和资源要素，推进农业全产业链发展，构建乡村振兴产业新格局。自2017年以来，农业农村部、财政部等部门持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累计安排中央财政资金337.54亿元，支持建设10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200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富有特色、规模适中、带动力强的乡村产业梯次推进的发展格局。　　同时，农业农村部协调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等出台支农专项再贷款、生猪贷款贴息、降低担保费率等政策措施。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实施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普惠金融定向降准等政策措施，引导银行金融机构增加涉农投放。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均成立乡村振兴金融部，对口服务乡村振兴，加大对种子行业的信贷支持力度等。中国人民银行创新金融产品，拓宽农村抵质押物范围，牵头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引导金融机构创新开展厂房和大型农机具抵押等信贷业务。　　此外，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还出台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等政策，加快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投资现代种业、现代种养业等13个重点产业和领域。并研究制定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的意见，指导各地细化政策，强化对社会资本的服务和支持。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风田说，推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在乡村振兴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支持农村构建起可持续发展能力有着重要意义。未来应进一步推进政策落地，通过财政、金融、社会资本等多渠道加大对农业产业的资金支持，不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等。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财政投入稳定增加，积极引导金融和社会资本加大投入，落实重大补贴改革政策，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优质粮食工程、大豆振兴计划、奶业振兴行动、畜禽种业振兴行动、现代种业提升等重大工程建设。

经济参考报 ｜ 分享： 2021-08-18

秋粮生产总体稳定 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

国家统计局发布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四川农村日报综合《农民日报》消息“农业形势总体稳定，夏粮实现丰收，夏粮今年增产2.1%，秋粮生产总体稳定，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8月16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介绍，7月份，受外部不确定因素增加和国内汛情、疫情影响，部分主要指标增速有所回落，但是从累计来看，主要宏观指标仍处在合理区间，经济总体延续了恢复态势，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生产稳定发展。农业形势总体稳定，夏粮实现丰收，夏粮今年增产2.1%，秋粮生产总体稳定，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工业持续增长，服务业不断发展。二是需求继续增长。三是就业物价总体稳定。1-7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达到822万人，全国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2%，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6%，均低于宏观调控预期目标。四是创新发展韧性增强。新产业发展向好，新产品、新业态迅速增长。五是新发展格局构建持续推进。改革创新持续深化，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循环在改善。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国家气象局最近发布的数据来看，7月份全国发生过四次区域性的强降雨，其中河南的极端暴雨天气影响是比较明显。河南郑州、新乡等多个城市出现了严重内涝，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面对灾情，地方政府积极推进灾后重建、恢复生产生活正常秩序，减少灾害损失。　　总的看，汛情对当地经济的影响是可控的。对于农业的影响，目前河南的受灾农作物面积大概1600多万亩，部分地区的排涝比较及时，短期积水对农作物影响不大。从全国来看，除河南以外，大部分地区受灾比较少，总体气象条件是有利的。根据遥感监测情况看，7 月下旬，多数地块的秋粮长势好于常年或与常年持平，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从下半年来看，去年经济受到疫情影响，整体趋势是前低后高，今年受基数影响，全年来看主要经济增速会呈现前高后低的状况。从今年上半年情况来看，两年平均增速总体上保持加快态势。综合来看，下半年我国经济仍然会保持稳定恢复的态势，主要宏观指标会保持在合理区间，发展质量会继续提升。　　（农民日报记者 杨梦帆）

四川在线 ｜ 分享： 2021-08-17

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记者 彭韵佳 沐铁城）日前，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发布《关于建立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的意见》，将以全面建成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为目标，逐步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公平适度保障人民群众基本医疗保障权益。　　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包含基本制度、基本政策以及医保基金支付的项目和标准、不予支付的范围。　　在基本制度方面，意见明确保障群众基本医疗需求的制度安排，包括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各地在基本制度框架之外不得新设制度，地方现有的其他形式制度安排要逐步清理过渡到基本制度框架中。　　基本政策主要包括参保政策、筹资政策、待遇支付政策等。其中，参保政策主要包括参保人群范围、资助参保政策等；筹资政策主要包括筹资渠道、缴费基数、基准费率（标准）等；待遇支付政策包括基本医疗保险、纳入清单管理的补充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待遇支付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在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基础上，将统一制定特殊人群保障政策。地方不得根据职业、年龄、身份等自行新出台特殊待遇政策。　　意见明确，各地原则上不得再出台超出清单授权范围的政策。对以往出台的与清单不相符的政策措施，由政策出台部门具体牵头，原则上3年内完成清理规范，同国家政策衔接。

新华社 ｜ 分享： 2021-08-12

在乡村治理中增进农民幸福感

（罗必良 张露）从“让老百姓幸福就是党的事业”“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到“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传递出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乡村振兴的构件，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熟人社会、人情交往与农民幸福感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论，刻画出村社治理结构的重要特征。正是基于“差序格局”，才生成以亲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关系型乡村治理体系。传统村落所特有的社会资本对于维护村庄秩序的传统，是值得重视的制度遗产。在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和由此生成的信任机制中，能够产生情感支持（如尊重和关爱）、工具性支持（如互助和分担）、信息支持（如共享和交流）、评价性支持（如肯定和鼓励）。由此所形成的非正式功能性作用，有助于提高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其安全感和自信心，强化对未来生活的积极预期并增进幸福感。　　但由于人具有强烈行为决策的自我中心性，达成长期合作往往面临着机会主义行为动机的挑战。信任机制的建立要求交易空间的封闭性，且关系的维护面临高昂的交易费用。在反复的博弈中，人们逐步掌握了用传统观念组织社会、用强制控制社会、用市场调节社会等多种促进合作的方式。但传统、强制与市场三类机制有着不同的运行特征，在协调人与人的关系秩序中，并不能一致性地增进人们的幸福感。首先，传统观念能够维护社会稳定，既为集体行动提供合理性辩护，又为个人行为提供规范性约束。但是，村庄的开放与人口的流动，不仅会改变人们的认知体系，也会改变人们的行为规范及其福利函数。其次，作为共同体行动，村落人情互动难以脱离现实权威，宗族组织多为乡村社会的“治理单位”。由此，村庄中占优势地位的宗族可能获得资源支配权，从而侵占公共或他人资源。而处于优势宗族之外的村集体成员则可能产生相对“剥夺感”，造成幸福感损失。再次，对外部市场机会的利用与人力资本高度相关，而人力资本属于个人，具有高度的异质性。这使得人力资本相对欠缺的群体在市场机会竞争中表现出弱势，产生机会不公平的判断与相对“剥夺感”，从而损伤其幸福感。因此，必须重构乡村治理机制，扬长避短地增进农民的幸福感。　　产权明晰、治理转型与农民幸福感　　农地作为村庄集体成员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其产权结构直接决定着村庄治理的有序性。农地确权颁证之前，一是存在土地使用规则的不确定性，使得地权归属模糊；二是存在法律的不完全性，难以囊括所有土地权益类型和情境，使得村庄交易的“关系型”治理格局占一定地位。　　我国农村普遍推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从2009年起试点实施，到2018年基本完成。农地确权的本质是产权界定，由此而明确划清农户之间的地权边界，强化农户农地产权的法律保护。农地确权诱导产权实施尤其是产权交易的重要转换，具体来说：一是弱化社会网络关系。农地确权赋予农户具有排他性的地权，从根本上改善了农户地权安全性与稳定性，传统的以村社集体或村落网络关系保护地权的努力将得以弱化。同时，确权所赋予农户的长期稳定的地权关系将强化农地的社会保障与失业保障功能，降低农民个人和家庭的社会风险，并进一步弱化农户基于风险防范的人情往来和社会网络关系维护。二是改变地权博弈关系。农地确权的基本赋权单位为农户。农户作为独立的产权主体，决定了该农户之外无论亲疏远近的其他主体均被排除在外，并且农户的地权受到法律保护，农户之间交易行为的隐性契约关系和村社集体的传统社会价值将失去存在基础，从而诱发农村治理“差序格局”和基于亲缘地缘维系的传统治理体系的撕裂与瓦解。三是强化农户的经济理性。农地确权旨在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土地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激活农村要素市场，实现农民增收。这意味着，农地确权的政策努力势必强化农民的经济人属性并诱导产权交易的市场化，市场文化和经济思维将逐渐取代传统的非正式社会安排。营利性行为倾向将取代义利性行为取向而在交易活动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农户的目标函数也将从风险最小化转变为收益最大化。　　农地确权颁证制度不仅能够有效激励长期投资与生产性努力，改善资源配置效率，而且能够有效诱导农村要素市场的生成与发育。进一步地，由人地关系松动所引发的要素流动，使得农民获得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和更大的经济增收空间。可以判断，在地权明晰和稳定的制度环境中，产权交易的市场化契约关系，将诱导“契约型”交易秩序并重构村庄治理体系，同时也将通过赋权农民、增加其生存和发展的选择空间而增进其幸福感。　　基层民主、村民选举与农民幸福感　　政治参与是促进民主、正义与公平赋权的关键因素。既有研究表明，人们能够从政治参与中获得积极的心理感受，从而增进幸福感和获得感。原因在于：第一，政治参与能使个体获得组织人脉、识别资源和制定实现目标之策略的经验；第二，政治参与促使个体感到更强的能力感和更少的疏离感，从而缓解沮丧、悲伤的负面情绪和心理压力；第三，政治参与赋予个体直接问责和监督当权者的权利，从而表达个体政治诉求与价值偏好。　　中国的村庄民主具体包含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个方面，其中选举制度是村庄民主的核心。但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村庄的开放尤其是农业劳动力大量的非农转移使村民选举出现了重要的变化。一是自发性参与意愿下降，即长期脱离乡村的生活使得村民对选举的重视程度降低，或随意放弃选举权，或因弱利益关联性而产生投票的随意性；二是更多地关注公共福利的改进，村民在参与投票中不仅关心自己的利益，更期望选出能为所有村民带来公平正义的候选人和真正有能力带领全村人致富的候选人。　　基于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农民参与村庄选举投票对其幸福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低收入农民群体中。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低收入农民群体对基层民主和制度公平的敏感度更高，村庄选举制度及其改进能够有效增进这一群体的幸福感水平。由此表明，即使不能快速提高农民群体的收入，即使存在相对收入差距，赋予低收入农民以民主权利，鼓励其积极参与村民选举，依然能够有效增进农民的幸福感。因此，提升农民幸福感，必须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并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坚强战斗堡垒，为乡村善治提供组织保障。　　促进乡村善治的基本策略　　赋权农民，强化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与基层民主权，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是增进农民幸福感的重要路径。必须把乡村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农村基层治理体系。　　第一，鼓励自治。赋予农民民主权利，在村庄公共事务决策上广泛听取村集体成员意见，调动其参与村庄事务决策的积极性。特别要重视鼓励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农户的自治参与，以弱化其绝对收入相对不高的局限，并增进其幸福感。坚持农民在村庄自治中的主体地位，通过提高农民主动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形成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多层次基层协商格局，将有效契合农民对公共事务与公共福利的现实关切。　　第二，推进法治。推进产权明晰与稳定的法制化，诱导产权实施及其交易的契约化，由此形成的市场化逻辑将成为村庄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线索。目前已完成的农地确权实现的是产权界定，而真正能够有效激活地权交易市场的是产权实施。未来要通过交易制度创新，从产权实施方面盘活地权，挖掘农村土地的资产价值，释放产权改革的制度红利，在增加农民财产性收益的基础上，提升农民幸福感。　　第三，贯穿德治。德治是自治和法治的基础，应当贯穿于乡村治理体系转型的始终。由地权法制化、契约化与市场化所推进的村庄治理结构的转型，在打破原有传统治理体系的同时，可能诱发村庄善治成本增加的潜在风险。因此，村庄秩序的形成、维护与治理，仍需动员传统的组织资源与道德力量，利用熟人社会中的声誉机制、诚信机制和道德机制加以规制，从而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罗必良，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教授、长江学者；张露，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08-11

统一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助推城乡一体化发展

　　（党国英）作为国家重要公共服务项目的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否终结城乡差异性安排，备受社会关注。新出台的最低生活保障政策一举实现城乡一体化制度安排，具有重要意义。消除城乡公共服务鸿沟，让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同样享受公共服务，是国家服务职能回归本质的公正之举。　　近年来，国家连续出台多项推进城乡居民权利平等的重大举措，对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继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实现城乡统一之后，近期国家又颁布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年版）》，其中对最低生活保障这项重要公共服务不再给出城乡之间的不同标准。今年6月，国家民政部印发《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更加明确了城乡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的基本规定。至此，我国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形成。　　作为国家重要公共服务项目的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否终结城乡差异性安排，涉及较大公共财政支出比重，与众多人口的利益相关联，对施政的社会公正目标有重大影响，备受社会关注。新出台的最低生活保障政策一举实现城乡一体化制度安排，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公共服务的本质在于让全体公民共享国家提供的公共利益。由于多种历史原因，过去国家向社会提供的公共品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形成了巨大鸿沟，伤害了农民利益。消除城乡公共服务鸿沟，让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同样享受公共服务，是国家服务职能回归本质的公正之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经济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完成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城乡统一目标具有紧迫性。由于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动，真正的农业从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越来越低，将居住地作为公民身份识别信息并施以管理与服务的差异性对待，已经不合时宜。我国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紧扣这一制度弊端展开，其中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一体化改革是推进最难的一个方面。国家在户籍登记制度方面取消城乡壁垒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维持城乡差异不得不依据乡村居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使这个身份成为一种“隐性户籍”，也使户籍登记的城乡一体化改革的意义大打折扣。仅从制度设计架构上看，国家在完成社会养老与医疗保险制度的城乡一体化目标以后，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城乡统一便成为这一领域改革的最后难题。这个门槛一过，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将不再有明显体现城乡差异的制度安排。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变革，也是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向城乡统一的低收入人群扶助制度转化的重要条件。我国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需要以很多扶弱济困政策继续跟进为条件，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兜底性条件。按官方数据推测，目前纳入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支持的人数超过了我国2020年脱贫攻坚政策的目标人群，这说明目前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已经高于脱贫标准。实行新的城乡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以后，保障水平将更显著高于此前农村脱贫标准。可以乐观预期，此项变革将保证我国农村扶贫制度成功转型为城乡统一的低收入人群扶助制度。　　新的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将加快我国社会关系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进程。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依靠宗法关系对宗法共同体的某些贫困个体给予帮助，这种帮助对于匡正社会风气、增进社会和谐不无意义，但对于一个社会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鼓励个人独立自由发展却有一定负面影响。受惠于小共同体的个体，不得不对小共同体的主导势力产生依附，其行为可能会因小共同体的好恶而偏离社会规范。通过国家力量，并借助国家所倡导的文明价值准则，对低收入人群进行帮助，有助于受益者建立与社会文明准则相契合的个人行为准则。依托全社会的保障制度，获益者不易受类似“报恩”准则的羁绊，使社会互济突破“熟人社会”范围，抵达无边界的“陌生人社会”，形成对人性的普遍尊重，具有根本性意义。此次国家发布的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对家庭成员的认定以及对各种转移性收入的认定，应有助于改善社会关系，敦化社会风尚。　　此次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定办法对于解决既往相关政策执行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也有积极作用。农村低保政策在执行中屡屡出现村干部“选人唯亲”的问题，为农民群众所诟病。对此，新出台的办法重申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最低生活保障的审核确认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最低生活保障的受理、初审工作。办法还规定，已经受理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申请，如果涉及与村（居）民委员会成员有近亲属关系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单独登记备案，以方便核查。实践中有的村庄盗用了农民的家庭账户，把国家低保资金当成了少数干部的“小金库”，新的办法针对类似问题规定村（居）民委会相关工作人员代为保管用于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银行存折或银行卡的，应当与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签订书面协议并报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备案。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可能与必要。　　首先，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一种具有综合性很强的公共服务支出，目前只是从社会平均生活支出上确定了一个底线的保障水平，没有考虑一些特殊情形下的高昂生活支出问题，使一些家庭可能在得到最低生活保障支付以后仍难以解除生活困难。此次发布的办法虽然规定，对获得最低生活保障金后生活仍有困难的老年人、未成年人、重度残疾人和重病患者，政府要采取必要措施给予生活保障，但因为这些补充性救助也多是定额补贴，不免发生总体保障程度不足的问题。今后需要加强各项保障政策的匹配衔接，使低收入人群尽量无遗漏地达到最低生活保障水平。　　其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还可以考虑通过技术性改进，以确保社会平等目标实现的同时，也能兼顾经济效率的增进。从国际经验看，国家所实施的保障平等目标的政策有可能对经济效率的增进发生负面影响。例如，在某些条件下，政府对家庭的转移支付达到一定水准后，有可能降低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意愿，从而减少市场上的劳动力供应。如果能实行类似“负累进所得税”方案，即在一定阈值内劳动者获得工资报酬后可以从政府得到补贴，则可以使领取政府补贴的劳动年龄人口更愿意进入劳动市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的具体实施可以按类似方法予以改进。　　最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具体落实也可以在形式上作出更有意义的探索。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可能用来支持较高的消费目标。从观察看，有的享受低保的城市居民对怡情消费有相当的依赖性，有的农村居民虽然属于低保户，但仍然有可观的人情消费。在这些情形下，想必当事人会牺牲其他方面的必要消费，例如牺牲底线的食品消费，这对当事人的健康十分不利；如果是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则对青少年身心发育十分不利。为此，可以探索用免费食品券来全部或部分地替代低保现金支付，使这些家庭能够得到必要的食品营养保障。类似这样的办法更符合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的初衷。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