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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凤云)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长期以来,在农村地区由建房引起的邻里纠纷和关系冲突的故事时常上演。矛盾过去就存在,今时今日更加突出、更受关注。此类现象,揭示了农村建房与宅基地矛盾的困境,这种困境具有一定普遍性。将宅基地权属问题的复杂现实简单化归因、情绪化理解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农村宅基地确权的推进、农村建房土地管理制度的完善迫在眉睫。  近期,根据笔者调研发现,一些地方频现农村建房纠纷,已成为不少地区治理的难题。村民内部土地纠纷,在农村由来已久。一是筑墙建屋容易与邻里产生矛盾,这在老屋翻建时尤其容易发生;二是用于耕种的地边地头的纷争,也并不鲜见。这些纠纷看起来鸡毛蒜皮又曲折复杂,与历史演变、民间习俗大有关系。不少纠纷的出现,是由于村民私下订立契约,比如写张字条,找几个见证人,即视同将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转移给另外一方,其他相关利益方甚至并不知情抑或并不同意,这就为日后矛盾滋生埋下了隐患。  而近年宅基地矛盾凸显,跟乡村现代产权意识觉醒有关。尤其是随着宅基地财富预期增加,人们对于附着其上的产权意识逐步增强,更加希望将争议宅基地产权划分清楚。加之如今的乡村人员外流,村庄分化,利益多元,一旦遇有老屋翻建或宅基地确权,一些权属不清的老问题便被翻了出来。倘若处理不当,便会致使矛盾升级。  仔细梳理近年来宅基地纠纷,至少三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产权是否明晰。争论双方往往不能拿出权威的凭证主张自我权利,依靠的多是村民之间的口头述说。这种情况下,各说各话的情况在所难免。二是依法维权不足。为了化解矛盾,乡村各层面调节力量多次介入,相关当事人甚至通过联系媒体等多种渠道解决问题,唯独少见诉诸法律。三是乡村建房管理。如建房过程中涉及的“四邻同意”,原本是一些地方出于相邻权的考虑,为防止在采光、通风、排水方面对邻居有影响所做的设定,在产权不明的情境下反而成了矛盾引爆点。  概括而言,传统乡村调节机制面临困难,持续多年的矛盾如若找不到合适的解决路径,就容易发生打人伤人等极端事件。其中的盲点,同时也是化解的药方,都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上。笔者认为,在农村宅基地纠纷处理上,应朝着以下方面多下功夫。  一是从根本上看,要明晰宅基地权属。2015年以来,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持续推进。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2020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但宅基地制度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农村宅基地涉及农民切身利益,历史遗留问题多,情况复杂,必须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周密谋划,稳慎推进。可考虑借鉴承包地确权登记积累的相关经验,加强权属调查、实地测绘,摸清“家底”,稳妥有序推进试点工作,为宅基地确权全面铺开奠定基础。  二是从长远看,推动传统治理与现代法治有效衔接。调研发现,一些农村建房纠纷,村、镇各级干部曾多次参与调解,问题始终未能解决。说明这些问题不能仅靠自治来解求,需要诉诸其他有效途径。近日,最高法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在规定期限内未能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当事人明确拒绝继续化解、调解的,应当依法及时转入立案程序。”也说明传统治理与现代法治有效衔接的必要。  三是从当下看,完善农村建房管理程序。梳理乡村建房矛盾点,完善农村建房管理程序及相关操作。如“四邻同意”在某些地方操作过程中是否存在跑偏情况?建房审批文件中的四至标注是否明确?乡村建房规划能否更加细致,比如参考城市规划中的采光权、容积率以及建筑高度等因素?纠纷存在的前提下,无房户的居住权如何保障?以问题倒推的方式去思考,关注与居住权相关的民生问题,在减少农村建房矛盾发生的同时,也可以为宅基地制度改革营造相对宽松的环境。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10-28
小屠宰点为啥取消?农村杀猪吃肉成本会上涨吗……今年修订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实施后,带来一些新疑惑(记者 王成栋)“就这样吧。”近日,巴中市通江县泥溪镇大柏树村屠宰户杨波,封存了自家的杀猪刀。千里之外,徐忠云也在逐步遣返部分员工。徐忠云的身份,是凉山州金阳县生猪定点屠宰场法人代表。  今年新修订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被认为是史上“最严”的生猪屠宰条例:明确了建立生猪定点屠宰厂(场)信用档案,并明确进入市场流通的猪肉必须在证件齐全的定点屠宰场点完成屠宰。而杨波和徐忠云的屠宰场点,未能取得全部证件。  业内人士看来,这无疑是对小型屠宰场点命运的“最后裁决”,不仅对生猪第一大省——四川的屠宰产业格局影响深远,也可能对群众的饮食习惯产生影响。  压减小型屠宰场点的逻辑是什么?“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条例》实施后,2个多月来,不少网友通过四川日报全媒体问政四川平台和民情热线(028-86968696)发出疑问,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资料图片压减的背景出于环保和疫情防控需求,四川屠宰场点陆续减少了四分之三  “其实大家心里应该有准备,因为整个过程持续七年多了。”省畜牧兽医局副调研员朱磊介绍,过去多年,从中央到省上,一直在压减小型屠宰点的数量。  从2014年起,四川开始对屠宰点清理整顿、整合重组。根据相关统计分析,这一年,四川尚有在册生猪定点屠宰场点2816家。  “主要出发点是保障卫生水平和猪肉产品安全。”巴中市农业农村局总畜牧师苟斌才回忆,村镇一级的屠宰场点规模普遍偏小、卫生和检验检疫等设施投入有限,因此整改的方向就是对小型定点屠宰场点和私自宰杀场点的取缔退出。  2016年起,这样的清理整顿和整合重组,先后加入了两个元素——环保和疫情防控。  “过去杀了猪,都是拿着自来水管冲一遍地。”资阳市安岳县屠宰户周大杰回忆,2016年前后的省级和中央环保督察中,自家的屠宰点因为无法解决污水处理问题而关门。2016年,全省累计取缔关闭不合格屠宰点1160个,取缔关闭率达39%。  非洲猪瘟疫情传入,则给了剩下的一部分小型屠宰场点“最后一击”。省农业农村厅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李宗林说,感染非洲猪瘟后,生猪的致死率为100%,应对非洲猪瘟疫情,强化生猪屠宰点的管控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将四川列为全国压减小型生猪屠宰场点的15个重点省(直辖市、自治区)之一,并派出专家组来川逐县开展复核小型屠宰场点退出情况。结合疫情防控要求等,四川于去年再压减小型屠宰点180余个,目前全省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还有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群众的疑惑年猪还能不能杀?卖猪杀猪吃肉成本提升怎么办?  “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年猪宴还能搞吗?”……这是《条例》实施后,“前屠户”们和一些群众最大的疑惑。  杨波说,离自家村庄最近的定点屠宰场,远在上百公里外的通江县城。只有在那里,养殖户们才能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也正是因为距离远,过往,不少周边村社的乡亲在遇到红白喜事杀猪或者杀年猪时,习惯请杨波操刀——他自小跟着父亲杀猪,练就了一身手艺。  同样困惑的,还有苍溪县农家乐业主赵元。往年,杀年猪和举办年猪宴、年猪节,是他家农家乐创收来源之一。赵元说,自己在2017年和2018年的春节,一天最多杀过5头年猪,能置办上百桌宴席。眼下《条例》的实施,让这项创收活动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那么,杀年猪、年猪宴等还能继续吗?  “这的确是灰色地带。”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根据《条例》,群众或养殖户的自养自食不受限制。  省畜牧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坦言,从《条例》来看,杀年猪用于自己食用合乎相关规定。但如要上市销售的猪肉或相关制品(含菜肴),销售方必须到定点屠宰场点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才能进入流通环节。照此规定,年猪宴举行之前,农家乐等业主应将生猪送至指定屠宰场点检验检疫和完成屠宰。  不过,相较于杀年猪的问题,群众卖猪杀猪吃肉成本增加的影响波及范围更广。  “太远了,我们不想去收。”近日,达州万源市猪贩刘立本谢绝了几位养殖户和肉贩子的邀请。在国庆节前后的消费旺季,刘立本不愿意“接单”的原因很简单:对方所在的乡镇距离有资质的屠宰点太远,往返的成本太高,“跑一趟好几个小时,挣得还不多,不如就做县城这一带的生意。”  有多高?杨波给出的数据更为直白:此前,运到场镇上屠宰便可就地销售,两头猪的运费最多50元。但眼下运到县城附近的定点屠宰场,运费则要300元,“到最后,还是要买肉的老百姓自己分摊。”杨波介绍,眼下附近场镇的肉价,每斤高于县城及县城邻近场镇1-2元。  很多乡镇的小型屠宰点被取消了,谁来填补这个空白?提升的屠宰成本如何控制?记者采访中,不少基层群众和业内人士都有这样的疑惑。应对的出路重建新的农村屠宰网点,能否引导鼓励大型企业“下乡杀猪”?  “这其实是一次行业转型,希望和出路应该在规模企业上。”谈到眼下群众所反映的困惑,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并非无的放矢——今年以来,在越发严格的管理制度下,小型屠宰场点不断退出之际,大型企业开始大举进场。  四川德康农牧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宜宾市、眉山市分别计划布局年屠宰能力300万头、200万头。而另一家上市企业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公司与成都佳享食品有限公司携手,在成都蒲江县布局生猪屠宰产能。  实力相对雄厚的大型屠宰企业,成了重建乡镇生猪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的希望。在业内人士看来,大企业可以通过布局连锁销售、下沉冷藏库点等形式,附带配套生猪收储、屠宰网点。与传统的小屠宰场比,这些网点最大的特征将是标准化运行。“当然,也要精心选址,以降低运行维护的成本。”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分析:只要区域内的潜在消费者能够达到一定数量,大企业自然就有布局的动力。只是,还需要跨越规划缺位、驱动政策不足等门槛。  “我们想把触角向下延伸,但不知道布局在哪里好。”川内某大型屠宰企业负责人呼吁,业务主管部门应尽快依据养殖产能和居民点分布,合理规划生猪收储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为企业布局提供依据。  此外,不少企业则提到:与城市相比,布局乡镇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利润空间不大。在没有对应的奖补政策前提下,大型企业向偏远乡镇进军的意愿并不高。  对此,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力求尽可能找出屠宰点位覆盖的盲区和边远区域,进而编制解决方案。至于是否鼓励大型企业“下乡杀猪”,前述负责人表示,将会根据相关情况演变而定,政策还在拟定中。
四川日报 | 分享: 2021-10-28
  (娄向鹏)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的抓手则是产业兴旺!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源泉,没有产业兴旺,就没有真正的可持续的乡村振兴。产业兴旺从何抓起,其标志是什么?是品牌!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用品牌经济贯穿和引领。  没有品牌,农产品就无法实现从产业优势转换成市场价值;没有品牌,消费者面对优质产品也不识。所以,品牌是带动整合乡村产业发展的根本抓手,是让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的金钥匙,是乡村振兴和农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道路。总结起来就是“三个抓手”:乡村振兴是三农工作的抓手,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抓手,品牌强盛是产业兴旺的抓手。资料图片  作为地方政府和龙头企业,到底该怎么做呢?  广西横州市拥有茉莉花、甜玉米、双孢蘑菇、蔗糖、桑蚕等多个全国性优势产业,但在品牌建设上,第一步只聚焦在横州茉莉花上。在外脑的协助下,抢占《茉莉花》世界级公共文化资产,推出“好一朵横州茉莉花”的超级品牌口令,创办“世界茉莉花大会”,成功打造“世界茉莉花都”,齐心协力把横州市建设成为世界茉莉花产业中心,推动茉莉花产业向更高质量发展。2020年茉莉花(茶)年综合总产值达到125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乡村振兴和区域经济发展引擎。  在河南西峡,仲景食品通过打造仲景香菇酱这一全国性创新品类品牌,实现了从手工作坊到现代生态食品园的跨越式发展,成为A股市场“中国菌菇深加工第一股”。同时,带动了西峡香菇的产业转型和价值升级,推动区域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做大。目前,西峡香菇总产量突破25万吨,全国出口量第一,综合产值150亿元,成为“中国香菇第一县”,全县农民纯收入的60%来自香菇产业,成为伏牛山区西峡县富民强县的第一产业抓手。  横州茉莉花、仲景香菇酱都离不开农业品牌的策划和塑造。除此之外,宁夏枸杞、寿光蔬菜、盱眙龙虾、容县沙田柚、兴安盟大米、湘村黑猪、三江早春茶、兰格格乳业、新疆果业集团、沁州黄小米集团等品牌,也在福来咨询的智力支持下,以品牌建设为战略抓手,取得市场佳绩,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代表。  但整体而言,农业品牌建设,对于各级政府和企业来说,依然是一项崭新的课题,在理念、路径和方法上,存在很多误区和盲点,走了很多错路和弯路,亟须明道、优术和纠偏。  鉴于此,福来咨询推出《品牌农业4:新时代农业品牌建设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方法》,以福来咨询团队亲身参与的上百例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产品)品牌建设实践为依托,以中国人民大学品牌农业课题组的专项研究为基础,立足中国特色,借鉴世界经验,系统创导中国农业品牌建设的理论体系、战略路径、落地方法和实用工具。  做农业,不走弯路是最大的捷径!《品牌农业4》系统阐释了“双轮驱动”“三极联动”“战略寻根”“品牌找魂”“消费集体意识”“心智公共资产”“品牌图腾”“灵魂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实名制”“激光传播”等福来原创的战略品牌营销思想和方法论,既有全球宽度和实践深度,又有市场角度和理论高度,对中国品牌农业事业正在产生积极的推动力和深远的影响力。我们希望用一本书,透析一个行业的痛点与难点,找到根本解决之道——从根源上纠正理论混乱和道路错乱,让政府和企业少走错路、弯路,为农业品牌的发展贡献一点力量。(作者为福来咨询创始人、中国人民大学品牌农业课题组组长)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10-27
  (张学军)国务院批复同意实施的《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以下简称《规划》),描绘了新一轮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新蓝图,阐明了今后一个时期全国高标准农田建多少、建什么、怎么建、怎么管,为今后一个时期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指明了方向路径,是今后一个时期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要依据和科学指南。尤其是,《规划》中明确要求“强化规划引领”,提出“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建设规划体系”,对于引领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迈上高质量发展新台阶具有重要意义。  以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十二五”时期启动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行动以来,有关部委认真落实中央决策部署要求,加强规划引领,强化政策支持,截至2020年底已经完成8亿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为粮食及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过去不同部委各自牵头编制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在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规划布局、建设要求、投入标准、组织实施等方面要求不尽相同,地方各级建设规划衔接不够准确,使得基层实际工作产生不少困惑,各级规划引领作用发挥不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实际成效。  “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五年。截至2020年底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占耕地面积的比例约40%,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依然十分艰巨。系统谋划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建立健全国家、省、市、县四级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体系,是稳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当前,全国《规划》已经正式发布,各地应全面领会文件要求,准确把握核心要义,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开展地方各级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编制,加快建立自上而下、衔接协调、责权清晰、科学高效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体系,引领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牢记首要目标。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新一轮全国《规划》强调,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首要目标是提升粮食产能,提出了到2022年稳定保障1万亿斤以上粮食产能、到2025年稳定保障1.1万亿斤以上粮食产能、到2030年稳定保障1.2万亿斤以上粮食产能的具体指标。地方规划不仅要落实高标准农田的建设任务,也要落实稳定保障粮食产能的保供任务,应该综合考量资源环境禀赋和农业生产特征,使得本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分配与粮食生产保供任务承担相匹配,遏制“非农化”、防止“非粮化”,共同筑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坚实基础。  二是深入分析论证,注重衔接协同。高标准农田建设涉及面广、影响因素多,规划编制必须经过多角度分析论证、多方面衔接协同。地方规划要深入调研水土资源、生态环境、资金筹措、生产方式、组织管理等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支撑和约束,科学研判国计民生保障、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支持和需求,准确把握本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短板和瓶颈,按照“下位规划服从上位规划、下级规划服务上级规划、等位规划相互协调”的原则,研究提出本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目标任务、推进路径和对策举措,为科学编制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提供可靠依据。  三是找准建设重点,推行分区施策。高标准农田建设内容包括田、土、水、路、林、电、技、管八个方面,投资不足一直是不少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痛点,找准建设重点、推行分区施策是缓解这一痛点的有效途径。地方规划要依据区域气候特点、地形地貌、水土条件、耕作制度等因素,立足提升粮食产能首要目标,认真研究细化本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分区,提出不同分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短板弱项,找准主攻方向和用力点,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切实提升高标准农田建成后的稳产保供能力。  四是谋划示范建设,推动创新发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必须大力引进推广先进实用技术,加强工程建设与农机农艺技术的集成和应用,推动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地方规划要积极探索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引导良田、良种、良机、良艺、良制相结合,推动农田建设与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相融合,因地制宜谋划一批高标准农田土壤改良示范、绿色农田示范、数字农田示范等重点项目示范建设,选择潜力大、基础条件好、积极性高的地区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整县推进示范建设,引领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  五是创新编制手段,提升编制水平。高标准农田建设不仅事关国家粮食安全,还事关农村产业兴旺、农民脱贫致富、乡村田园风貌、农村生态文明等许多方面,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惠及全民的德政工程。地方规划要注重创新规划编制手段,综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优化细化建设布局、建设标准和建设内容,落实落细建设分区、建设重点和建设任务,实现各级规划在底图、底数、目标、标准、方法等方面融合统一;充分发挥科研机构、智库、专家等对规划编制的辅助支持作用,提高规划编制水平;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广开言路,广泛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建议,健全公众参与机制,使规划更好反映时代特色和现实需求。  六是加强组织领导,强化保障措施。高标准农田建设涉及多个部门、多个行业,必须加强地方政府组织领导,强化规划实施保障措施,确保规划批准后顺利实施。地方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具体负责规划编制工作,要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支持,建立政府领导、部门协同、专家指导、公众参与的规划编制工作机制,组建规划编制专班,统筹确定规划的目标任务、建设布局、项目安排、投资标准、资金筹措等重大问题,研究落实规划实施的组织管理、政策协同、资金支持、监督考核等保障措施,确保规划成果能用、管用、好用,为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稳固基础。(作者系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研究员)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10-26
四川将整合农业科研院所,为何整合、怎么整合、如何放大整合效果?整合的目的避免力量和资源分散 破除原有的壁垒整合的做法有“大院制”和“拥入高校怀抱”两大类作参考  (记者 王成栋)“开始了。”9月底,瞅着媒体刊发四川种业发展集团筹建初步方案的消息,赵俊随即发了一条朋友圈。在这位刚刚入职川内农业科研单位的年轻学者看来,四川种业发展集团提及的剥离下属事业单位资产,正是农业科研院所整合的前兆。  自今年6月,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提出整合农业科研院所资源以来,相关领域的工作随即悄然展开。眼下实施方案虽未公开,但业内人士的议论与猜测并未就此停歇。那么,农业大省四川整合农业科研院所资源的缘由是什么?是否有前路可循,又该如何放大整合效果?位于简阳的省畜科院良种繁育基地。资料图片整合的缘由是什么?●基于行业管理设置的科研院所,正在经历“散、耗、弱”的考验  “确实到了该整合的时候了。”常年研究四川涉农科研机构的成都市社科院社会学与法制研究所所长明亮介绍,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四川陆续依托省级业务主管部门设立了省级农业、林业、草原、水利、畜牧、农机等科研院所。“行业区分明显,专业性比较强。”明亮说,前述科研院所的主要作用,是为省级业务主管部门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技术支撑、决策参考等。  但随着农业农村发展,特别是农业科技创新形势的变化,前述涉农科研院所的“线条分类”管理机制不足越发明显。  首先,是科研创新链的孤立化。“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给农业科技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西南交大国家大学科技园董事长康凯宁表示,现代科研是系统工程,不仅强调领域的专业性,还要求链条的融合性,即“创新链”。如此,过分强调专业性而忽略融合创新已经很难走得远。  康凯宁所言非虚。省林科院相关负责人坦言,一项草地沙化生态治理修复技术革新,至少需要湿地、草种、畜牧、野保、水利等十余个领域专家相互配合才能实现。但现实是:草种、畜牧、水利分属三个省级涉农科学研究院,与牵头草地沙化生态治理修复技术课题的省林科院互不隶属,“连行业主管部门都不一样。”  其次,是科研院所的内耗与资源浪费。“用流行的话说,就是‘内卷’。”成都某家禽饲养企业法人张立表示,公司近年来大举进军肉兔养殖领域。但让他想不通的是,常有互不隶属的两家科研单位上门就常见病的防治研究寻求合作,“一打听,两家课题核心内容基本一样,就是叫法不同。”而省林业和草原局草原处调研员彭宽田则承认,在草原科学研究领域,不少科研课题均需要经过相同的实验获取数据。但不同的科研单位之间,根本无法实现基础数据和数据共享。  最后,是科研院所规模偏小。“全院在编人员只有102人。”省草科院党委书记刘汉中介绍,该院下设六个研究所,扣除必要的行政管理人员外,每个所只有十余人。2018年前后,省草科院主动将牦牛所和绵羊所合并成高原动物研究所,目的就是内部优化整合资源。  明亮介绍,根据现行的科研项目管理体制,团队规模、设施设备、人员素质等都是衡量科研团队的核心指标。人少,则代表着设备不多,更意味着参与重大科研项目的竞争力偏弱。省农科院最新研发的马铃薯雾培脱毒种薯技术使产量大增。 记者 吴传明 摄整合的做法有哪些?●强强联手、混合编组,是“先行者”们的经验  问题摆在眼前,那么,到底如何整合?“思路有很多。”成都市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尹宏介绍,此前,广东、山西、湖南、江苏等省份均先后对科研院所,特别是涉农科研院所进行整合式改革。在业内,其宏观改革思路分为两类:大院制、拥入高校怀抱。  前者,广东是典型代表。2015年以来,原广东省科学院、原广东省工业技术研究院(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原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原广东省石油化工研究院等研究院所陆续并入新组建的广东省科学研究院。目前,该院在职员工已达4000余人,规模位居省级科研单位第一。  后者,做得最为彻底是山西。2019年,山西农业大学与山西省农科院进行合署改革成立新的山西农业大学,山西省林科院等随之并入。“机制更灵活、资源也更聚焦。”山西农业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与全国一样,合署之前的山西涉农科研院所均为公益性事业单位,项目、经费和成果转化路径单一。而与山西农业大学合署后,以往“同题竞争”的科研人员实现了联手协作,且经费来源、成果转化途径更加多样化。  在微观层面,首先要做的是平台与资产的统一管理。  四川农业大学原副校长杨文钰介绍,由于种种因素,涉农科研院所办企业和拥有经营性资产是普遍现象,且多数具备科研成果转化与技术推广的平台功能。在机构整合之后,这些企业和资产同样面临着重整版图的压力。  “最好是拧成一股绳。”湖南省农科院相关负责人透露,近年来,该院在整合省内涉农科研院所资源时,将经营性资产统一打包至同一个平台企业管辖。“农业科研必须面向市场,所以没有一个平台跟市场打交道是不行的。”前述负责人介绍,此前各科研院所均有院办、所办企业,但规模普遍偏少,而整合之后的新平台企业,一跃成为湖南省内规模前10的农业创新企业。  其次,还要做好“合并同类项”和“有机混编”。  “改革的目的,就是避免力量和资源分散,破除原有的壁垒。所以,重点就要从这个方向去着手。”江苏省林科院副院长王保松介绍,在整合省内科研院所的过程中,该院有意识地将研究领域类似、关联度较高的单位进行合并重组,从而实现了下属研究所规模和设施设备水平普遍位居全国同行前列。在有机混编上,则明确科研所内,关联学科人员不得低于一定比例且还要具备一定学历和职称,“类似于合成军种的概念,以后遇到跨学科课题,就不需要再去找领导协调批条子。”省农科院水稻高粱研究所泸县试验基地,科研人员在田间进行秧龄调查。记者 何海洋 摄竞争弱化疑虑该咋办?●整合资源方能参与更大竞争,人如何激活才是关键  即便是众所期待,但仍有不少人对整合存在着疑虑。  最大的疑虑,是原有的竞争格局不复存在。在采访中,不少科研人员和科研体制改革研究者提出最多的隐忧是:整合或将弱化创新创造的竞争环境。  事实是否如此?“首先,眼下不是竞争是内耗。其次,真正的竞争是要在全国全球的同行中脱颖而出。”在省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楠看来,整合更是为了更高的平台上迎接更大的竞争。王楠提到一个区域经济学现象:近年来,不少省纷纷祭出“强省会”战略,其目的就是为了做大做强省会,以此为平台聚集资源,以在国家总体发展布局中赢得先机,进而带动全省更高水平的发展。与之相类似,四川如能有效整合既有的农业科研院所,就能在兄弟省的竞争中赢得主动。  王楠的观点,在辽宁的实践中得到印证。“我们就是涉农科研院所整合的受益者。”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孙占祥介绍,2017年和2018年,借助公益性事业单位改革契机,辽宁省农科院进行了两轮“扩编”——先后整合了原省农委、科技厅、原林业厅、原海洋与渔业厅、农垦局5个厅局所属的13家科研院所。  借助“扩编”,辽宁省农科院实现了平台资源的聚集。最为典型的是,原林科院与原海洋研究院的珍稀鱼类研究人员、设备、经费“合并同类项”后,相关领域博士生导师就达到10人,创建国家级实验室“一路绿灯”。目前,辽宁省农科院共拥有36个国家、国际科技平台,综合实力从2017年前的全国中游跃居全国前列。  “当然,内部的激励奖励机制还是要有。”作为西南交大科技成果混改的“操盘手”,康凯宁认为,整合能否真正成功,关键还在于对科研人员积极性、创造性调动上。他建议,趁着整合的契机,分门别类对不同领域科研院所和科研人员建立差异化的考核机制,以鼓励科研人员更大程度参与创新创造。特别是,对于从事基础性研究的科研人员和科研单位,要有更多的耐心与包容。而对于以实用技术(含品种研发)为主的科研院所和人员,则打通个人贡献与成果收益之间的联系,“让大伙更有干劲。”  省委编办相关负责人透露,我省将结合兄弟省市经验做法,结合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加快方案编制和实施农业科研院所整合工作,最终确保涉农科研院所资源整合工作顺利进行。四川省林科院实验中心,专家在清点野生动物标本。资料图片他山之石陕西  陕西是全国最早整合涉农科研院所机构与资源的省份之一。1999年,原陕西省农科院与原陕西省畜科院、原陕西省农机院等科研院所合并后,携手原西北林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等组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并之后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一跃成为全国农林领域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涉农高校,并先后成为211工程大学、985工程大学和“双一流”高校。  同时,为服务所在陕西省农林领域的科技支撑和决策参考需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组建完毕后,专门内设陕西省农林科学院(西农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而背靠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这棵大树,陕西省农林科学院科研项目和经费、重点实验室、人员团队与素质等均位居全国省级涉农科研院所的前列。广西  广西是全国最近一个整合涉农科研院所的省(区)。去年,广西提出重点优化提升广西科学院、广西农科院、广西林科院科研实力,打造面向东盟、国内一流的地方科研院所。  同时,聚焦全区研究资源相对集中的中医药、畜牧水产、海洋等领域试点整合重组或重新剥离组建若干具有广西特色优势的科研院所。最终,组建广西产业技术研究院、医学科学研究院等。此外,广西还明确,将梳理经营状况较好、资产较为庞大的院所,在整合资源后,逐步转制成涉农科技型企业和科技成果转化平台。  目前,广西已初步完成省级涉农科研院所二级单位的合并与裁撤和资产清理工作。广西产业技术研究院和广西医学科学研究院等新的科研平台已全部挂牌成立,部分涉农科研院所的经营性资产正在划转之中。
四川日报 | 分享: 2021-10-26
(记者 孙眉)今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开启碳中和征程的起始之年。沼气利用厌氧发酵技术处理各种有机物生产清洁能源、优质有机肥,一直在为中国减排固碳、循环利用、绿色发展、环境保护、能源安全做着应有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历届领导都对沼气建设与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与支持。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央加大了对沼气建设与发展的支持力度,累计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过700亿元,专项用于户用沼气池和各种类型沼气工程建设补助,支持村级沼气服务网点建设,并开展了农村沼气转型升级试点项目。截至2020年,全国已推广户用沼气3900万户,建设各类沼气工程超过10万处,形成年产沼气200多亿立方米的能力。可以自豪地说,经过多年长期的发展,中国的沼气技术水平已经站在了世界前沿,推广规模全球第一,应用领域实现了农业农村、城市和工业的全覆盖。  就地、就近、循环有机  农村沼气工程“转型升级”  在农村沼气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种原料底物的沼气工程,如以秸秆、畜禽粪污、城乡生活垃圾及混合原料为底物的沼气工程都已具备工程先进性。各地规模化生物天然气示范项目充分利用生物废弃物为原料,生产沼气和有机肥,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较好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针对高含固率物料,干式发酵已逐渐成为新型的农业农村有机废弃物厌氧处理技术。针对厌氧消化过程中仍存在大量沼液消纳困难和北方地区保温性差的工艺问题,黑龙江省林甸畜禽养殖生物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项目做出了较好的示范作用,在处理高寒地区畜禽粪便和秸秆的同时,利用干式厌氧发酵大大减少了沼液的产生量。  近年来,农村沼气工程依托农业废弃物资源利用和循环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形成了多种发展模式,为农村沼气工程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定的基础。比如,梁家河沼气示范项目形成以果、沼、畜为核心的区域农业农村绿色有机循环模式,以畜禽粪污为生产原料,每年可处理1800吨原料,年产沼气7万立方米,年发电量约12万千瓦时,年减排约800吨二氧化碳;年产沼渣100吨,沼液1500吨。沼渣沼液作为有机肥用于千亩现代生态果园,实现了农业废弃物的能源化利用及后续沼渣沼液的肥料化利用。  除厌氧消化沼气产物可进行能源化利用外,在农村沼气工程中沼渣沼液产物综合利用成效也较为突出。经厌氧消化过程消毒灭菌及虫卵等处理,沼渣沼液富含多种营养成分,是优质的农用有机肥。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南王镇建有8个体积为3200立方米的沼气发酵罐,日处理鸡粪300吨、冲刷鸡舍的污水300吨,日产沼气3万立方米,日均发电量6.5万千瓦时,年发电并网2200万千瓦时。该项目每年产生8万吨温室气体减排量,该减排量通过国际第三方核查机构核证及联合国签发后,通过世界银行进行碳交易,每年可获700万元碳减排收益。沼液直接就近还田利用,或给沼液膜浓缩项目提供沼液原料,沼渣与鸡粪混合可以做有机肥。  变废为宝 绿色生产  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我国是世界最大农产品生产和消费国,农业废弃物的资源量极大,对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由于秸秆等固体废物就地焚烧产生大量的废气,同时,在自然条件影响下,固体废物中的一些有害成分转入大气、水体和土壤,参与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具有潜在的、长期的危害性。因此,对农业固体废物进行综合治理是十分必要的,它们均可作为厌氧生物发酵的原料。  农业废弃物是指在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被丢弃的有机类物质,包含农业生活生产和畜禽养殖业中产生的废弃物,主要包括农作物秸秆、果蔬废弃物、畜禽粪便和农村生活垃圾。厌氧发酵的产物为高热值的能源——沼气,属于可再生能源,具有绿色、低碳、清洁等特点,可替代传统化石燃料燃烧,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能源紧张的矛盾,实现温室气体减排。  根据《中国有机肥养分志》数据分析,我国畜禽粪污产沼气能力为100-480立方米/吨VS,基于当前总体不超过10%的资源沼气化利用率,按照单位粪污可产沼气16立方米/吨鲜重计算,当前畜禽粪污的沼气生产量约为26.9亿立方米。2030年畜禽养殖规模化率和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分别达到75%和85%以上,预测畜禽粪污可利用量可达29.9亿吨,按照资源沼气化利用率50%,单位粪污产沼气30立方米/吨鲜重计算,可获得沼气生产潜力约为447.8亿立方米。预期至2060年,我国畜禽养殖的主要畜种将实现全部规模化养殖,即粪污可利用量为35.7亿吨,按照资源沼气化利用率80%,单位粪污产沼气50立方米/吨鲜重计算,可获得沼气生产潜力约为1428亿立方米。  2015年全国范围内已建成大中型秸秆沼气工程共458处,每个沼气工程日产气量大约为1000-2000立方米/天,全部秸秆沼气工程全年运行的沼气产量为2.5亿立方米。我国农作物秸秆产沼气潜力为200-350立方米/吨VS。2030年,全国将建立完善的秸秆收储运体系,形成布局合理、多元利用的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格局,资源沼气化利用率增加到20%,可用于沼气生产的作物秸秆资源量为1.9亿吨,单位秸秆产沼气能力为300立方米/吨,估算农作物秸秆可获得沼气生产潜力为513亿立方米。预测到2060年,资源沼气化利用率约为40%,可用于沼气生产的作物秸秆量为3.6亿吨,单位秸秆产沼气能力为320立方米/吨,估算农作物秸秆可获得沼气生产潜力为1094亿立方米。  在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要求、“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双碳”目标的背景下,包括沼气在内的生物质能行业将会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能源革命与高质量发展、绿色低碳清洁能源体系构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绿色宜居村镇建设将成为“双碳”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着力点。与此同时,由于产业政策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行业发展不均衡、现有政策补贴机制待完善、市场化动力不足等因素,需要整个沼气行业迎接挑战,砥砺前行。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10-22
  (记者 颜旭)相对于农药的家喻户晓,农药废盐对许多人来说,或许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它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危险废物,是农药原药及中间体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以无机盐类为主要成分的物质。农药废盐含有一定量残留的反应原料和农药及反应副产物等有机污染物,这些污染物大多数毒性大、积累性强、难降解,需要严格管控。“化工废盐每年产生量约为2000万吨,其中农药废盐是产生量最大、特性最复杂的一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郝雅琼告诉记者。  农药废盐处理刻不容缓  我国是农药原药生产大国和农药使用大国,农药行业健康发展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农药废盐的无害化处置则是农药产业链的重要环节,利用处置受阻将反向制约行业可持续发展。  此外,盐类是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也是极为宝贵的国家战略资源,目前我国每年工业用盐的缺口达200多万吨。“将农药废盐预处理,去除其中的有机污染物后作为工业原料,不仅可以消除对环境的污染,还可以充分利用宝贵的盐类资源,实现循环经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徐亚说,然而废盐综合利用带来的环境风险不明,并且缺乏相关的污染控制标准或技术规范,致使综合利用受阻,废盐已成为制约农药行业健康发展的主要瓶颈。  “当前农药废盐主要去向有三种。”郝雅琼指出,一部分进入刚性填埋场填埋,这种方式处置费用高昂,加之刚性填埋场库容有限,难以满足农药废盐处置需求;一部分废盐被暂存于产废企业仓库中,这种方式致使企业“胀库”现象频现;还有部分废盐用于氯碱、纯碱、融雪剂、水泥添加剂等生产。但由于各企业废盐产生工艺的差别,废盐中杂质含量差异明显,并且缺乏相关的污染控制标准或技术规范,废盐综合利用带来的环境风险不明,致使废盐综合利用受阻。  资源化利用有路可循  “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资源化利用回收农药废盐中的有益成分。”郝雅琼告诉记者,需要通过预处理去除废盐中的有毒有害物质,保障后续利用过程的环境安全。但传统高温热处理存在设备腐蚀问题,而深度氧化技术难以适用不同类型的农药废盐。  记者了解到,徐亚团队近日在环境领域国际著名期刊发表论文,另辟蹊径探索中低温去除废盐中有机有害物质的可行性和普适性。研究结果表明,超过一定温度后,农药废盐中有机组分去除率对温度不敏感,中低温预处理在大部分条件下可达到高温预处理的效果。  “该研究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是预处理温度的准确识别,在解决融盐问题的同时实现有机有害组分的高效去除;二是揭示有机组分的残留水平和形态,以准确评估预处理后的环境风险特征。”徐亚告诉记者,从实践角度来说,希望通过上述科学问题的解决,掌握中低温预处理的适用废盐类型和工艺参数,为后续中低温热处理的工程应用提供指导。  徐亚表示,团队将围绕国家固体废物环境管理的需求,重点突破固体废物环境资源属性识别、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污染物协同控制、智慧填埋技术、工业窑炉协同处置技术等关键技术,构建支撑固体废物环境管理的技术和标准体系,助力提升我国固体废物污染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  有效处理还需多方共治  持续有效的处理离不开标准的技术规范。“我们研究所受生态环境部委托,目前正在承担《农药废盐利用处置污染控制技术规范》的制定工作。”郝雅琼告诉记者,该技术规范将给出农药废盐主要利用方式及其预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要求和预处理产物技术要求。该技术规范的出台将使得农药废盐综合利用项目的建设、运行以及相关部门的审批和监管有据可依,从而防控农药废盐综合利用全过程中的环境风险,促进农药废盐的有效利用。  “实现农药废盐的综合利用,需要多方互动、共同努力。”郝雅琼建议,在环境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可制定农药废盐的利用方案,建立废盐“点对点”定向利用模式,推动提升废盐的利用率。  此外,农药废盐预处理和利用属于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大、技术含量高、建设运行难度大,难以做到每个企业建设一条生产线。“建议以园区为单位,建设农药废盐资源化利用中心,对废盐进行统一的预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实现废盐利用的专业化和规模化。”郝雅琼说。  最后,不同农药产品的废盐所含杂质的成分和含量都不同,预处理技术路线和参数也不一样,且不同成分的废盐综合利用方式不同。“因此建议在产生节点将不同成分的废盐进行分类收集,形成单盐,避免产生混盐,降低废盐预处理的难度。另外,研究开发成熟的农药废盐中有毒有害物质去除关键技术,提高废盐综合利用水平。”徐亚说。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10-22
(杨海成)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农产品贸易规模高速增长,农产品市场愈加多元,产品结构更加多样。我国逐步成为全球农产品贸易大国。  贸易规模持续增长,地位显著提升  入世前的1996-2000年间,我国农产品贸易额年均增速为2%。入世后,我国农业高度开放,农产品关税大幅削减,市场准入门槛显著降低,同时面临的外部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享受到WTO其他成员国给予的优惠关税和市场准入机会,农产品贸易进入快车道。2001-2020年,农产品贸易额由280亿美元增至2468亿美元,年均增长12%。  2001年入世时,我国农产品贸易额约占农业增加值的15%。入世后,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的影响日益加深,2020年农产品贸易额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升至21%。大豆、肉类、植物油、食糖等大宗产品进口成为重要的供给来源。我国农业与世界的融合度逐渐增强,农产品贸易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不断提高。2001年,我国农产品贸易额约占全球的3%,2020年提高至8.5%,排名由第11位上升至第2位,仅次于美国。  贸易顺差转为逆差,大宗农产品全面净进口  入世前,我国农产品出口常年高于进口,贸易基本保持顺差。入世后,进口以高于出口的速度迅猛增长,贸易由顺差逐渐转为逆差。2001-2020年,农产品进口额由119亿美元增至1708亿美元,年均增长15%;出口额由161亿美元增至760亿美元,年均增长8.6%;自2004年起,由顺差转为逆差且逐年扩大。2004-2020年间,逆差由47亿美元增至948亿美元,年均增长21%,高于同期进出口增速。  贸易逆差的背后是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净进口激增。入世之初,我国大宗农产品中只有油籽、植物油和部分畜产品净进口规模较大。入世后,除原有这些产品净进口继续扩大外,谷物、棉花、食糖、肉类、乳制品等农产品也实现大规模净进口。20年间,大豆净进口量由1000余万吨增至1亿吨;食用植物油从100余万吨增至1000余万吨;谷物由净出口500余万吨转为净进口3000余万吨,其他大宗产品净进口也成倍增长。  贸易圈子不断扩大,产品结构愈发多样  入世前,我国属于没有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圈外人”,进出口市场很多但贸易集中度较高。2001年,我国与198个国家和地区有农产品贸易往来,而前10位的贸易额占比达70%,主要集中在东亚和美洲地区。入世后,我国农产品进出口市场更加多元,贸易集中度进一步降低。2020年,我国农产品贸易伙伴增至216个国家和地区,前10位贸易额占比降至58%,地域范围扩展至全球各地。  产品方面,入世前,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产品贸易侧重出口创汇和品种调剂,主要出口水产品、蔬菜、禽肉等产品;进口油籽、植物油、羊毛、生皮、冻鱼等产品。这些产品中,初级产品和原料型产品占比较高。入世后,农产品贸易的功能逐渐转向保障国内粮食安全、满足居民多样化消费需求和促进农民增收。水产品、蔬菜、水果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具比较优势,成为出口主导品种,但谷物、肉类等出口逐渐减少。进口结构中,油籽、谷物、植物油等原料型产品进口继续增加,而肉类、水果、乳制品、对虾、葡萄酒等直接消费品和深加工产品进口逐渐增多,品种也更加丰富。  市场主体日趋多元,出口示范效应更加突出  入世后,我国履行承诺,逐步开放外贸经营权,将管理制度由审批制转向备案登记制,同时取消外贸经营的门槛限制,扩大外贸经营者的范围。在外贸环境持续宽松的背景下,外贸经营主体的数量和类型不断扩大,涉农民营及外资企业数量和比例也大幅提升。  出口企业的不断壮大给产业和地区带来的示范作用越来越突出。入世后,农产品出口企业纷纷建立起一套与国际接轨的质量安全和标准控制体系参与国际竞争。这些高于国内的标准和领先的技术体系为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来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同时出口企业集中的沿海地区为内陆省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借鉴,带动了其他地区贸易的发展。(作者单位: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10-22
四川农村日报讯 记者 洪瑜 王爱琳  深秋,清晨,天刚刚亮,小石村里一排青瓦屋檐长廊下,已经三三两两坐满了早起的村民。喝茶,聊天,摆摊,家长里短抑或张罗生计,各得其乐。  外来游客在隔壁的共享民宿里醒来,呼吸山里的第一口清新空气,也第一眼感受到这乡野生活的浓郁气息。  这是地处成都之北、从平原刚刚扎进龙门山地的一个小山村,现已改名为金城社区,但人们大都习惯称呼它原先的名字——小石村。  金城社区隶属彭州市桂花镇,曾经是个普通而凋敝的小山村,如今,村民对外都能自信而清晰地自我介绍:“我就是彭州那个大屋檐村的。”  这是怎样的一片屋檐?如何成为村民的情感认同和身份识别?它的意义又在何处?  我们走进桂花镇金城社区发现,这和乡村建设和治理实践相关,这和如何做好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相关,这和乡村振兴大课题相关。村民和游客,在“屋檐”下和谐共处。壹 碰撞:切中要害  故事首先发生在2017年。年初,41岁的岳付飞被“强行”邀请回家乡选为村支书。岳付飞曾在外经营餐饮,非常成功,精明能干,思路开阔,无论是村民还是上级党委政府,都对他寄予厚望。  小石村曾经有过自己的“黄金年代”,所在地有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国有跃进煤矿,一度比较富裕。汶川大地震前后,煤矿彻底关闭,灾后重建虽然让村民住进小楼,但产业消失也让小石村一时找不到出路,陷入低迷。  岳付飞接手之时,小石村已经人心涣散,发展滞后,选不出合适的人,村支书空位一年多。他对家乡知根知底,对症下药,首先在乡村治理、凝心聚力方面动了不少脑筋,下了不少功夫。  大半年后,和所有人一样,他积极思考:还是得有产业支撑。  他想到了时下正火的民宿,于是上门找到从清华、哈佛毕业的设计师李烨,踌躇满志地说要做一个“顶尖的民宿”。  李烨受邀而来,进小石村一番调研了解,很快反驳了这个提议。  “这里不能先建一个商业建筑,在条件没有成熟的情况下,会做得非常疲惫,而且会把整个计划拖垮。”李烨建议首先建一座公共文化建筑,通过重建公共形象,去找到这个村庄的身份认同,唤醒村民的风貌、文化,把自信心、凝聚力提升起来,从而唤醒村子的内生动力。  岳付飞幡然醒悟,这和他最初的思路一脉相承,只是他在把握产业项目进入的点上急于求成了。小石文化大院,是第一个“屋檐”作品。贰 试验:豁然开朗  但,公共文化建筑怎么建?“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李烨来到村上思考的第一个问题。  小石村是震后重建的村落,这里的村民基本都是由四周搬迁至此,在统建起来的小楼里居住。所有人之间其实是一种陌生状态,村里也缺乏像样的公共空间。  建筑设计师是如何让老百姓感到幸福的?有没有一种方式,能够同时解决社区、人文、自然、物理空间乃至资金的问题?“同一屋檐下”概念在李烨大脑中孕育而生。  于是,在上级经费支持和帮助下,他建造了第一个建筑——小石文化大院。一个“包容一切活动的瓦屋顶”,包含了日间照料中心、乡村卫生站、乡村夜校、健身房、忠孝文化展厅等多重公共功能。  有了这个“大屋檐”,村民生活状态一下子来了大变化。村民们纷纷走出家门,自然地聚集起来,在文化大院的屋檐下喝茶、吃饭、打牌、买卖等。  “大屋檐”在小石村的成功建造,引起上级党委政府更多关注。在更多经费资助下,“同一屋檐下”主导理念进入整村规划设计,小石村逐步营建了“五统一”(农具存放、谷物储存、洗衣晾晒、红白喜事、谷物晾晒等)、文化长廊、岳飞广场等公共空间。  传统乡村里那种“屋檐下的生活”重新上演,整个村子都焕发着久违的生机。此时,产业引入时机成熟,屋檐同时在共享民宿、麻饼厂、蜀中糖门工坊等建设中延续。“如今,整村屋檐已绵延600多米。”岳付飞感叹。  10月间,我们在村上正好遇到在村上考察的浙江某集团公司负责人,他们在村里的项目已经签约,计划投资5.01亿元,打造占地236亩的集日常休闲、旅游体验、假日训练、乡野赛事为一体的运动康养基地。这在小石村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共享民宿的“屋檐”是小石村的亮点。叁 启示:活力焕发  如今,当你走进改名后的金城社区,你会不自觉地被这些蜿蜒多姿的屋檐吸引,它们向外伸展,充满善意和温暖,村民们就在下面忙着生计,或者生活。  “乡村的公共空间是乡村民众在长期集体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区域文化和集体记忆的共同载体,同时是民众文化意识和精神力量之源,也是重要的‘文化记忆场所’。”李烨感叹,屋檐是老百姓传统的沟通空间,借屋檐,转化为公共空间,将原本的传统生活带回乡村。  同时,屋檐下,村里人与外来者,也能在这里沟通。通过交流产生新的文化,让外来者也能看到乡村生活的样子,让村庄成为一个任何人都能参与的生活。  同一屋檐下,是一种“共享”,这又成金城社区乃至桂花镇的发展模式和思路。岳付飞介绍,村中三分之二的项目,都是由村集体、运营公司、老百姓三方占股。  金城社区不是孤例。金城社区原先隶属磁峰镇,在我省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两项改革”实践中,磁峰镇与桂花镇合二为一。  合并后的桂花镇全力做好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从“屋檐下”得到启发,提出的发展思路是——“民宿点亮乡村,共享促进振兴”。在镇上的一份材料中,他们总结出“一二三”工作法,即“坚持一条主线,把‘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率先实现乡村振兴’作为做好‘后半篇’文章的‘主导线’”;“用好两大资源,把盘活闲置资产和引进人才作为做好‘后半篇’文章的‘关键点’”;“开启三轮驱动,把开启国有公司片区开发、社会资本广泛参与、村级集体发展共享作为做好‘后半篇’文章的‘发力点’”。  目前,彭州的民宿产业发展异军突起,业内有“东有莫干山,西有龙门山”之说。就资源禀赋而言,金城社区及桂花镇偏于一隅,在彭州并不醒目。然而,谈及彭州民宿业,桂花及金城社区却是主角。  今年国庆节前,2021中国民宿产业生态大会暨第四届龙门山民宿发展大会在彭州举行。同步举行的还有“乡村建设,建筑、文艺与地方营造实验”展,诸多建筑设计师们就乡村建设提供更加多元的视野,为我们提供乡村振兴的不同思路,会场就在金城社区。这是“屋檐”的魅力,也是桂花的作为。(受访者供图)
四川在线 | 分享: 2021-10-22
(陈学渊)耕地细碎化问题是当前造成耕作成本高、生产效益低的主要问题,对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农民增收有较大制约,也不利于新型机械、信息技术的应用。破解耕地细碎化问题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产业兴旺的重要举措。资料图片  近年来,国家法律政策层面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在实践中探索破解耕地细碎化问题的解决。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鼓励农民采取互利互换方式,解决承包地块细碎化问题”;2014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农民在自愿前提下采取互换并地方式解决承包地细碎化问题;2015年,原农业部、中央农办、原国土资源部、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印发《关于加强对工商资本租赁农地监管和风险防范的意见》,为工商资本给农业带来资金和现代生产要素以及保障农民权益提供政策保障和依据;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从法理上充分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2021年农业农村部发布《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重点关注防止流转土地“非粮化”、保障流转双方权益以及规范工商资本流转耕地。相关政策出台确立了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框架,规范了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赋予土地经营权融资担保等权能,建立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流转土地经营权准入监管制度,为破解耕地细碎化问题的解决奠定了法律和政策依据。  据此,各地也进行了一些探索。比如,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推行“按户连片耕种”模式,严格保护农户的土地承包权,以农户为单位调整耕种土地位置,通过村组内部经营权流转、承包权互换和承包地重分等形式,使每户耕种土地连成一片、最多不超过两片且“不插花”,同时不改变农地性质,守住耕地红线。安徽省怀远县徐圩乡殷尚村村民,自发提出了“小田并大田”的建议,采用两个村民组整合在一起合并地块办法,以农户土地确权面积为基数不变,合并地块采用抽签方式分配到户,形成“一户一块田”。在此基础上,徐圩乡又探索小田并大田、建设“大块田”改革,探索土地托管经营新模式,进一步提升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有资料显示,截至2018年底,全国承包农户自愿互换承包地面积超过3000万亩。  鼓励有条件区域积极开展试点,探索破解的新路子和好办法,为乡村振兴释放持续的“土地红利”。结合调研,笔者认为,各地在破解耕地细碎化问题中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稳妥有序推进。耕地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是农民的生活资料和保障资料。完善和健全农地承包经营权自愿流转制度,促进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能有效改善耕地细碎化的状况。其间,尊重农民主体地位,保护农民合法权益是基本前提。充分了解和反映农民心声,在完善农地法规政策中充分体现农民意愿,建立明确的流转纠纷解决机制,始终把保障农民利益作为重中之重。  第二,加强土地综合整治。地方政府部门应以农业现代化为导向,整合涉农资金,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首先,从“田、水、路、林、村”层面进行土地综合整治,挖掘土地生产潜力,增加耕地面积,根据本地实际,“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渔则渔”,促进耕地规模化经营;其次,注重农户地权的整合和地块的调整或置换,扩大农民单位耕作面积的规模,充分发挥土地整治应有作用。在土地整治过程中,注重扩大公众参与度,不仅有助于实现土地整治从根本上满足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需要的目标,还有利于土地整治工作的顺利实施。  第三,建立健全服务保障机制。在土地流转中首先要明确土地产权,为土地整理中的地块互换、权属调整奠定坚实的基础。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中介组织,发挥市场机制在农村土地资源再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土地规模经营。建立扶持发展专项资金,加大金融部门的贷款支持力度;  总之,破解耕地细碎化的问题要着眼于乡村振兴,提升土地规模化经营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进而为农民增收释放持续动能,提升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率和水平。 (作者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主任)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10-19
(记者 张艳玲)“这次培训给我们驻村帮扶干部提供了一次‘充电蓄能’的机会,培训时间虽短,收获的却是对今后工作的启发和方向,增强了我们办实事、开新局的能力和底气。”近日,2021年四川省及眉山市相关部门选派驻村干部培训会在眉山市丹棱县举办,在课堂教学、实地调研后,眉山市交通运输局驻村干部邱星面对乡村工作,信心满满。  近年,四川省眉山市脱贫攻坚工作取得累累硕果,为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迈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中,面对将脱贫攻坚积累的强大势能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巨大动能的新形势,眉山多管齐下,齐头并进。四川省眉山市丹棱县桔橙喜获丰收  衔得准  2015年,洪雅县东岳镇桥口村贫困户郑超一家达标脱贫。2019年,因郑超不幸身患重病,治疗费用高,返贫风险陡然增大,帮扶干部冯秋文及村“两委”决定继续深化帮扶。冯秋文经常来到他家,了解郑超病情,帮助其妻子争取公益性岗位。  脱贫攻坚战圆满收官,乡村振兴如何接得上?眉山市组成专题调研组,深入基层一线调研,对接中央、省有效衔接相关政策出台情况,构建了《全市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以及各部门行业政策的“1+N”政策体系。同时,对全市2597户共6299人开展动态监测防止返贫,落实帮扶措施,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为了确保衔得准,今年8月,眉山市进行了大梳理——将已经达标退出的316个省定、市定贫困村进行再分类,确定了脱贫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48个;乡村振兴任务繁重村、集体经济薄弱村等184个。  以此为基础,眉山市对此前建立的部门帮村结对关系进行调整优化,坚持定点输送,每个单位选派一名年轻干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或工作队队员,驻村工作队队员参照第一书记管理,全脱产驻村工作。市、区(县)319个机关单位结对帮扶232个村,选派了694名机关干部驻村工作。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兰沟村竹里巷子  扎得牢  初秋时节,走进仁寿县虞丞乡同意村,郁郁葱葱的果树下,一条整洁的乡村栈道蜿蜒曲折向前延伸,劳作之余,村民们在新建的广场上愉悦地歌唱、舞蹈、散步。谁也无法想象,这里曾经全是泥巴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的村子,竟会变成这般模样。  放眼眉山全市,在村容村貌提升工程和农村垃圾、生活污水、厕所“三大革命”推动下,眉山全市100%的行政村生活垃圾、79%的行政村生活污水得到有效治理,农村户用卫生厕所普及率达90%。  硬件设施齐全了,乡村产业的根也扎得更牢了、更深了。这两天,眉山市东坡区思蒙镇平山村的村民正忙着栽种榨菜,他们要在10月底前完成2000亩的种植任务。平山村原本是个贫困村,依托榨菜种植产业,在2016年退出了贫困村序列。  在眉山,一碟小泡菜,早已做成了年产值近200亿元的大产业,为助推乡村产业振兴作出了不小的贡献。2020年,眉山市泡菜产业直接带动相关就业人员人均增收1500元。  泡菜只是眉山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眉山市紧盯成渝双城经济圈市场需求,打出了一套做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组合拳:建设全球泡(榨)菜出口基地、长江上游柑橘产业带、国家优质粮油保障基地、国家优质商品猪战略保障基地、美丽竹林风景线,一批高水平农业园区、一批高质量农业项目、一批国省一流农业产业逐渐成形成势。  据统计,眉山全市耕地亩均农业综合产值由2000年的2156元,提升到2020年的10517元,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7个百分点,有效带动了乡村发展。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虞丞乡同意村的柑橘产业园内,该村新上任的驻村第一书记张尹正在和果农一起进行柑橘秋季管理  留得住  走在丹棱县幸福古村绿树成荫的小道上,望着夕阳映照下别有一番韵味的小村庄,“小桥、流水、人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等别具画面感的诗句便会自然浮现在脑海中,淡淡的乡愁油然而生。凭借“乡愁”这张文化振兴牌,幸福古村“火”了。  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灵魂。近年来,眉山市以乡村文化振兴为抓手,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着力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依托当地丰富的乡村风情、民俗文化、生态康养资源,眉山推出的“东坡文化·味在眉山”“森林度假·生态康养”等多条精品旅游线路迅速蹿红;稻香湾等40余个乡村景点成网红打卡地。  乡村美了,城里人忙碌之余想要回到乡村,为心灵寻一方净土;乡村旺了,外出打拼的乡村年轻人动了归巢的念头,想要在家乡的发展中谋一份前程。恰逢村(社区)“两委”换届,眉山市对全市847个村(社区)“两委”成员进行了优化强化,确保“头雁”选强、队伍配优。  换届后,全市村(社区)“两委”成员呈现出学历提升、年龄下降的变化趋势,干部队伍实现了年轻化、知识化。与此同时,机关部门选派的驻村第一书记和干部也为乡村治理带来了新鲜血液和新的理念。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10-15
四川农村日报讯 刘纯银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也是基础。然而,蔬菜水果等农产品经常出现滞销,这与我们传统农业先生产、后销售的经营方式脱不开干系,从而严重影响了农业从业人员的生产积极性。为拓宽销售、增收的渠道,近年来,全国各地在发展订单农业上都进行了有益探索,而且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要明白:订单农业不是一劳永逸的事。要想做好订单农业,还需在差异化和管理上持续发力,从而增强产品的竞争力,实现富农民兴乡村的目标。  首先,需要加大科技投入,抛弃传统生产方式,走差异化发展之路,要实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人特我精”的目标。同时,想获得更多的收益还必须要上规模。这就需要种植户改变过去单打独斗的传统方式,成立合作社(协会),抱团竞争,或与大型的集团化公司、现代化农业经营公司等有背景的大公司签约,接受他们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品牌保护水平,并利用多种手段宣传推介公共品牌,打造专属农产品,形成影响力和竞争力,促使订单农业由“我为你生产”转变为“你为我销售”。  此外,还要加强监管。近些年来,虽然订单农业取得了较快发展,但在订单签订时,农民并无多少话语权。而一些企业利用手中的资本优势和信息优势,常常把利润的大头拿走,只把小头留给农民。在市场形势好的年头,农民还能得到一点好处;如果市场形势不好,农民基本上就是微利甚至也可能出现亏本的情况,这势必影响农民兑现订单的积极性。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及职能部门加强监管,保护好双方权益,不能厚此薄彼。要通过订单农业让农户与企业建立紧密联系,让资本、技术、信息更加有的放矢,也使农民收益稳定、干劲十足,不断推进乡村振兴进程。
四川在线 | 分享: 2021-10-14
四川农村日报讯 徐珩  当前,脱贫攻坚战役已取得全面胜利,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是现阶段的重大任务。乡村振兴,人才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要紧盯人才“引育留”三个环节,聚焦产才融合、分类施策、机制完善,激活乡村人才“一池春水”。  聚焦“产才融合”,打造引才“强磁场”。产业与人才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当前,一些乡村人才外流严重,大量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人口空心化、老龄化,究其原因便是没有产业支撑、岗位支撑。各级党委政府要立足乡村资源禀赋优势,科学规划产业布局、优化产业项目包装,坚持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同步推进,探索项目、人才、技术“打包引进”;要当好企业与群众的“桥梁”,建立“企业+专合社”“企业+农户”等利益联结机制,创造更多乡村就业机会;要大力引导扶持创业能人、高校毕业生等返乡创业,帮他们找政策、想点子、跑手续,涵养乡村振兴人才“蓄水池”,形成“产业聚人才、人才兴产业”的良性循环。  聚焦“分类施策”,释放育才“强动力”。人才工作,基础在培养,难点也在培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指出:要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人才,实施差别化政策措施”。不同岗位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人才也有不同的成长规律,唯有分类施策,才能提高乡村人才培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对于科技人才、管理人才,要加强理论培训,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等方式帮助他们提升,鼓励他们考取证书、申请专利;对于技术人才、种养人才,要加强实践培训,依托产业基地、产业园区打造实训基地,开展全产业链培训,加强训后技术指导,通过分层分类的培训,让各类乡村人才竞相出彩,造就“百花齐放春满园”。  聚焦“机制完善”,筑牢留才“凤凰巢”。栽好梧桐树,自有凤凰来。机制好则环境优,环境优则人才安,要留住乡村人才,各级党委政府需建立健全政策保障、服务优化、激励关怀等机制,以环境好促进人才聚、事业兴。要建好人才之家活动阵地,常态化、多样化地组织开展活动,给予乡村人才集体感、归属感;要加大对人才的关心关爱力度,定期走访、及时倾听他们的心声,解决居住环境、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后顾之忧;要加强表彰奖励,开展形式多样的人才评选活动,选树优秀乡村人才典型,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关心、爱护乡村人才的良好氛围。
四川在线 | 分享: 2021-10-14
四川农村日报讯 鱼予  常言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干。”民生工程本就是政府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民心工程”和“德政工程”。然而,近日有媒体报道,在国务院第八次大督查中发现,一些地方“户户通”工程质量堪忧,且存在强行摊派出资修路现象,甚至有的低保户也被摊派;或者是厕所成摆设、污水无处去、垃圾被随意处置……作为乡村振兴重要一环的民生工程,落实环节走样变形,利民政策反而给群众“添堵”,这样的“烂尾”,伤害的又何止民心?板子又该落在谁的身上?  民生工程何以才能成为民生工程,说到底当直抵民心。民生工程落不到实处,不仅浪费国家资源,更会影响民心。而衡量一项民生工程是不是民心工程,关键要看它是否符合老百姓的利益,符合老百姓的意愿,有利于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恰如一条巷子里的道路有两种“样式”,有的家门口硬化了,有的却是土路,一块黑一块白的,被村民戏称为“钢琴路”,还有乡镇污水主管网铺而不用,沦为村民眼里的“摆设”,生活污水没地方去,村民们只能将污水直接排到地面上,临街的住户则直接排到大街上等,损害的是党和政府的威信和形象。  政之兴废,在乎民心。当然,涉农民生工程理想与现实未能“同框”,也说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还没有完全做到。归根结底,民生工程就是一个民心问题,只有把实事办好、好事办实,办到群众心坎上,才能成为民心工程,否则,就事与愿违。应当看到,民生工程在“最后一米”遇阻,折射出部分领导干部作风漂浮,是部分党员干部未能担当、作为,一心为民,未能实现民众参与、民众监督、民主决策,将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落到实处,让民生工程成为“镜中花,水中月”。  让涉农民生工程理想与现实“同框”,监督到位是有力的法宝。这需要在项目规划之初,就进行充分论证,吸纳民意,避免决策的“想当然”和“一厢情愿”。同时,应考虑将民生工程的执行效率和群众满意度纳入官员政绩评价体系。此外,有必要加大对决策执行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监督力度,确保项目工程进度与质量,让每一项民生工程都能善始善终。同时,还得加大惩戒力度,严查民生工程烂尾背后的腐败问题、不正之风,防止项目“一建了之”,让民生工程在“最后一米”遇阻。  最后,为了让涉农民生工程理想与现实“同框”,相关部门真该好好反思反思,如何对每项民生工程实施针对性强的监管措施?必要之时更应“量身定做”,设置相关的岗位风险等级,制定科学、严密的制度法规,加强跟踪问效,完善资金项目绩效评估制度,对于虚假工程和劣质工程严惩不贷,用“ 踏石有印、抓铁留痕”的毅力,以“刮骨疗毒、壮志断腕”之法,堵住监管缺口,挽回民声。
四川在线 | 分享: 2021-10-14
新华社记者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记者日前深入江西、山东、浙江、四川等地乡村采访发现,各地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留住人才,引进人才,用好人才,激励他们把业绩写在大地上。在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三家镇,农民驾驶收割机在田间抢收稻谷(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刘昌松 摄于8月20日)留下了、回来了农村渐成年轻人创业成长“沃土”  在江西省丰城市秀市镇雷坊村,记者在一间新建的厂房工地上见到忙得满头大汗的“粮王”雷应国。他今年筹资1000多万元,上马一条现代化大米加工生产线。  荣获过“全国十佳农民”称号的雷应国一直在村里种粮,现在自种面积达 3400 多亩、订单面积达 29200 多亩。  历经脱贫攻坚的不懈奋斗,随着国家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密集落地,乡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才。  在四川省仪陇县铜鼓乡蚕桑现代农业园区,36岁的蚕农张高春正带着村民采摘桑叶。张高春从深圳一家电子厂务工返乡后,投资30多万元,承包了260多亩桑园。他告诉记者,桑园到丰产期后,一年可养5季蚕,预计年收入将达70万元、纯收入20万元,在家门口就能致富。  不管是留下的还是回来的,农村涌现出一大批“新农人”,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血液”。  直播珍珠开蚌、更新珍珠养殖基地日常工作视频……“90后”女孩林益坤成了一名农村职业网红。大学毕业后,林益坤来到浙江省诸暨市山下湖镇创业,从珍珠挑选、成品设计到开辟网上销售渠道、创立个人品牌,她的淘宝直播间平均每天吸引5万多人次观看,2020年珍珠线上销售额突破1亿元。  积极变化令人欣喜,但记者采访也发现,当前仍有不少制约人才扎根农村的“短板”。在地处偏远的江西省资溪县石峡乡,大量农民走出大山外出经商务工,不少村民进城买房定居,一些村小组人很少。  山东省临邑县富民家庭农场负责人魏德东向记者诉说了内心的矛盾:“作为企业家,我希望年轻人留在农村为我所用;可很多农村父母还是希望孩子能到城里安家落户,享受更好的教育、医疗、文化资源。”有活力、有干劲带头人为乡村振兴带来新气象  年龄大、学历低、素质不高……这是不少人对农村基层干部的固有印象。然而,记者采访中发现很多地方镇村干部的学历层次、综合素质有了明显提升。  江西省鹰潭市委组织部部长肖国军告诉记者,当地换届后乡镇领导班子成员学历更高、更加年轻化。其中,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有219名,比上届增加129名;换届后乡镇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年龄为35.9岁,35岁以下的有202名,占56.42%。  2020年底,江西省宜春市公开招考了1000名本地籍大学生任专职村干部。“这批大学生有见识、有活力、有干劲,为农村基层工作带来新风尚、新气象!”宜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湛海涛说。  在宜春市明月山脚下的温汤镇水口村,记者见到了专职村干部张拯。他曾带出境旅游团,9年足迹遍布世界各地。  来到村里张拯发挥专长,把精力聚焦到乡村旅游上。他引导村民在村口开设农产品“无人售卖点”,在民宿打造“庭院咖啡馆”,在山腰经营“日落晚餐”,并且线下线上全方位营销,为大山里的村民带来一股“世界风”,预计今年全村旅游综合收入将达5000万元。  在山东省临邑县德平镇,曾任大学生村官的“90后”副镇长董思寒这些年硬是把自己从一个“门外汉”逼成了“行家里手”。在推动当地“冷棚葡萄套种甜瓜项目”试点过程中,她从选择地块、协商承包到邀请技工……一道道流程都自己上手。甜瓜喜获丰收后,她又忙着组织大家开网店卖甜瓜。  一方面年富力强有活力,另一方面刚出校门阅历浅,一些年轻基层干部不适应农村。贵州省石阡县本庄镇葛闪渡村半脱产干部安超说,大学生村官要丰富基层工作经验,处理问题避免“理想化”“片面化”。吸引人、培养人让他们把业绩写在大地上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乡村人才供求矛盾将更加凸显。当前要处理好‘吸引外来人才’和‘用好本土人才’的关系。”江西省丰城市委常委聂勉说。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关系农村对人才的吸引力。如今,一批“秀美乡村”惊艳亮相,农村地区吸引力有所增强。  乡村有呼唤,人才有期盼。回乡创业开办家庭农场的浙江省诸暨市“80后”王森说,现在农村物流、快递等基础设施仍待提升,一些好的农产品卖不出好价钱,“丰产不丰收”影响人才创业积极性,希望政府进一步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事业留人是根本。在浙江省缙云县,“80后”农场主陈诗洁承包了255亩野生茶园,注册了商标,利用大学专业所学设计包装,野茶能卖到每公斤三四百元。陈诗洁说:“希望政府大力引导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现代农业,用事业把年轻人留在乡村!”  感情留人也很重要。江西省宜春市宜阳新区管委会主任蔡伟琴认为,要重视本土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近年来宜春市发挥自身优势,打好“乡情牌”“乡愁牌”,用感情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江西省铜鼓县打出一套“组合拳”。当地农业、商务、妇联等部门近两年培训种养、农村电商等人才4000多人次;通过“请进来,送出去”的人才培养模式,把基层“土专家”进行“升级”……县长熊小亮说:“当前政府需要尽快搭建人才培育平台,让农业经营管理、科技、电商等各类优秀人才喷涌而出。”  江西省委农办秘书处处长黄文新说:“要通过政策倾斜、金融支持、职称评定等举措,保护好、激发好乡土人才服务乡村、振兴乡村的积极性。”  重庆市近日从乡村产业人才培育、农业科技人才培育、乡村公共服务人才培育等6方面出台26条重点措施;山东省试点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工作,激励一大批“田秀才”“土专家”“带头人”将业绩写在大地上……  “这些探索有利于转变传统观念,增强职业吸引力,让更多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进入乡村、服务乡村、留在乡村。”山东农业大学地方政府与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陈国申说。
新华社 | 分享: 2021-10-13
(陈遇春)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工作进入新发展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现代农业必须紧紧依靠科技创新,必须培养高素质农民,特别是推进高素质农民培训的标准化、体系化和精准化。  深刻认识构建高素质农民标准的重要意义  培养高素质农民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进一步加快,迫切需要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高素质农民。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高素质农民培育和培训工作,将其作为一项重要工程逐步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擘画了“十四五”时期以及到2035年的农民教育培训工作蓝图。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培育高素质农民,组织参加技能评价、学历教育,设立专门面向农民的技能大赛”。  培养高素质农民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命题。农民职业化是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由非专业化向专业化发展的动态变化过程,也是农民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职业精神的提升过程。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小农户的劳动生产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64%,在大宗农产品生产上劣势明显,加快推进农民的职业化进程刻不容缓。这就需要建构一套适宜的分层分类的职业标准,涵盖知识、技术、技能以及职业精神等。这个职业标准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需要一套完善的教育培训体系来实现。  标准化是我国高素质农民培训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需要。从农民培训实践来看,现行培训仍处于“大水漫灌”粗放型培训阶段,培训目标泛化、培训内容错位、培训绩效难以有效评估,教育培训后难以与职业有效对接。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针对现代农业产业类型构建完整的教育培训体系。要着力从现代农业产业的高素质需求入手,研究建立一套与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分类分级管理相协调的岗位设置,通过岗位任务分析,形成分层分类的职业标准,建立规范化的培训方案及标准,完善教育培训认证制度。  着力构建高素质农民培训的标准体系  构建高素质农民培训标准的总依据。农业生产具有生物多样性和生产区域性特征。如何解决农业生产的多样性与农民培训的统一性,是一个现实难题。我们通过反复实践调研,不断调整研究方法,找到了一条切合实际又比较有效的方法和流程,这就是“两系契合”与“两法归一”的研究路径。所谓“两系”就是指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国家中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分类体系。将农业产业体系划分与专业设置体系进行契合,为构建教育培训标准找到基本参照点。  构建高素质农民培训标准的岗位分类体系。按照“两系契合”方法,我们将农业产业体系的分类与中职、高职的专业设置,以农林类为对象,采用“类型+产业”的组合形式,根据当下各地区培训的类型划分,分为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社会服务型及资源依托型4个大类、10个专业类,计76个职业岗位。  构建高素质农民培训标准的职级分层体系。参考技术工人相关职业分类以及英国资格与学分框架的职级标准,本研究将高素质农民等级划分为4级,分别为初级、中级、高级和专家级。其中初级主要面对农业生产中相对简单的任务;中级要求能够解决相对复杂的任务,并能够担任一定的管理工作;高级要求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下解决问题,并能够领导其他人完成复杂的任务;专家级主要负责技术研发及知识创新。每个级别从总要求、知识学习、实践能力、责任意识4个维度分别规定了应达到的要求。在培训中,可依据行业要求将职级标准具体化。  积极构建高素质农民培训的实践体系  准确把握高素质农民培训的主体需求。遵循主体需求是实现培训目标的逻辑起点。坚持分层分类的基本原则,聚焦产业,深入调研、深刻分析、深化论证,着力确定初级、中级、高级、专家级4个层次培训需求。在各阶段,都明确基础知识、职业素养、技能水平、观念与视野等。把职级岗位标准,分层分类,知、情、意、行有机结合,并以能够实施教育培训为基准,能够根据行业属性,规划职业产业知识体系,规划并开展产业培训等目标。  系统构建高素质农民培训的优质课程。优质课程是培训的关键所在。坚持以高素质农民的岗位职级分类与培训标准构建存在内在的统一性的基本原则,整合高校、企业等多学科专家,组织开发适应标准化要求的精准课程,编写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操作性强的教材读本,充分运用互联网等技术发展微型视频课程,构建理论讲授、现场示范、音频辅助线上线下结合的教学模式,为开展培训提供支撑。  全面建设高素质农民培训的实践载体。涉农高校是培养高素质农民的重要力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以新成立农民发展学院为依托,以高素质农民培训为研究样本,持续跟进,边研究边试点,研究制定培训总体方案,运用“两系契合”方法调研培训的主体需求,运用“德尔菲法”等研究制定课程设置及教学方案,不断改进研究路线,丰富研究内容,并及时将研究成果运用到培训的实际中,有效提升了培训的质量,为陕西等省市高素质农民培训提供理论指导。(作者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10-12
(李孝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要鼓励和扶持农民群众立足本地资源发展特色农业、乡村旅游、庭院经济,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深刻领会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必须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用乡村振兴统揽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以产业振兴促进重庆乡村全面振兴,努力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坚持因地制宜,让乡村产业更有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坚持精准发力,立足特色资源,关注市场需求,发展优势产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更多更好惠及农村农民。近年来,重庆立足当地特色资源,因地制宜地培育发展特色产业,推动了乡村产业发展壮大。下一步,一要立足地域禀赋,持续培育壮大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在产业选择、规划、品种选择上,充分考量当地的资源禀赋,依据当地的自然条件、自然资源、产业基础等有利条件、潜在优势,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将区域禀赋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产品优势。当前,要坚持“小规模、多品种、高品质、好价钱”路子,大力发展柑橘、榨菜、柠檬、生态畜牧、生态渔业、茶叶、调味品、中药材、特色水果、特色粮油、特色经济林等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集群,让农民群众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二要挖掘文化资源,大力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要充分挖掘当地农业文化资源,依托特色美食、特色工艺、特色旅游等区域特色优势产业,通过“聚焦效应”打响品牌知名度,实现农民有增收、产业有增效,使地方性、民族性各类特色产业成为引领乡村振兴的好路径。三是尊重市场规律,提高产业发展的持续性和有效性。农产品“卖难”,群众很敏感,也很揪心。产业选择时,既要顺应市场规律,精准确定和细分目标市场规划产业布局,又要帮助农户了解市场、开拓市场、适应市场,让生产的产品能经得起市场的“检验”,以确保农产品有市场、售得出。  突出利益联结,让乡村产业红利惠及农民群众。近年来,重庆在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利益联结机制上迈出坚实步伐。下一步,要持续坚持好做法、好经验开展有益探索:一是通过农村“三变”改革带动。截至2020年底,重庆市共591个村开展农村“三变”改革试点,有效盘活农村闲置资源资产,有效提升集体经济,提高农民收入。试点村集体经营性收入1.33亿元、村均21.9万元,农户人均增收510元,原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增收850元。今后,要蹄疾步稳,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三变”改革,探索资源性资产定价机制,完善“收益共享、风险共担”“保底收益+效益分红”等利益联结机制。二是通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大力培育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鼓励新型经营主体通过订单收购、股份合作、村企对接、利润返还等多种形式,加强与小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三是通过股权化改革项目带动。要持续用好用活农业项目财政补助资金股权化改革这项政策,有效衔接好农户、市场、产业间的关系,将各利益主体的责、权、利有机结合,调动农民群众发展产业内生动力,保障市场主体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性,让农民群众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  厚植绿色本底,推动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生态治理和发展特色产业有机结合起来,走出一条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近年来,重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化“上游意识”、担起“上游责任”,坚持以“生态+”的理念谋划发展,以“+生态”的思路发展产业,推动农业绿色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下一步,要继续学好用好“两山理论”,走深走实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两化路”,推行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让生态美起来、环境靓起来。一要大力推动生态产业化。总体来看,就是用好用各地区丰富生态资源,围绕山、水、林、田、湖、草等潜在经济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让土地长出“金元宝”,让生态变成“摇钱树”,让田园风光、湖光山色、秀美乡村成为“聚宝盆”。具体而言,就是要念好“山字经”,依托山地、森林避暑纳凉等资源,突出春赏花、夏消暑、秋摘果、冬玩雪,唱响乡村旅游四季歌,把宝贵的“凉资源”变成优质的“热产业”;就是要种好“摇钱树”,发展柑橘、脆李等林果产业,发展林下种养殖业;就是要打好“生态牌”,把“绿色+”融入乡村产业发展,培育种养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大健康产业。二要大力推动产业生态化。就是要在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实现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发展一个产业、带动一方经济、富裕一方百姓。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要切实把加快发展乡村产业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和工作重点,千方百计让富民的产业兴起来,让广大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  (作者单位: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办公室)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10-12
(涂圣伟)接续推进从全面小康迈向共同富裕,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命题。理论和实践表明,个体富裕与集体富裕并不是非此即彼互相排斥的关系,而是相互依赖和关联。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需要把握好个体富裕与集体富裕这一对关系,充分发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优越性,通过集体共同奋斗实现广大农民更全面地发展。  发展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  世界上没有普适的共同富裕道路,一个国家以何种方式迈向共同富裕,必须是基于本国历史、现实和国情出发所作出的选择。就我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道路而言,集体所有制是不可突破的底线,同时也具有强大制度优势,将集体优越性与个人积极性相结合,走集体强和农民富相统一的路子,必然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也肯定不同于城市居民。  实现农村生产力“第二个飞跃”的重要动能。生产力发展并不必然带来共同富裕,但共同富裕一定建立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统”与“分”都是发展农村生产力的重要途径,“统”与“分”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当前不论破解农业低效率困境,还是促进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都需要在稳定“分”的基础上更好地实现“统”的功能,通过更有效的“统”来促进统分结合迈向更高水平,农村集体经济在这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的重要物质基础。发展和民生是相互牵动、互为条件的关系。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必须建立在农村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其中,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尤为重要。现实中,凡是集体经济实力比较强的乡村,凝聚力和发展活力就比较充足,没有集体经济的充分发展,乡村治理、公共产品供给等往往缺乏物质基础。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渠道。提高人均收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长期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主要依靠家庭,集体经济在农民收入增长中的作用发挥还不充分。从地方实践看,只要农村集体产权明晰了,集体经济的运营机制对路了,集体资源资产就能有效转化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来源。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形成家庭性增收与集体性增收“双支撑”格局,农民增收致富的基础也会更加稳固。  提升小农户创富能力的重要依托。集体经济并不排斥个体的发展,相反还是个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小农户大量且长期存在,是我国的基本农情,家庭经营的基础性不可替代。但也要看到,小农户分散经营抗御风险的能力不强,自我发展能力不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村各类市场主体中组织化程度最高的主体,通过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多样化的联合与合作,有利于提升小农户组织化程度,将小农户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发展新型集体经济促进共同富裕  农村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并不是必然的,也不会恒定不变,根本上取决于其是否契合时代发展要求。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绝不是复归“归大堆”模式,而是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有三个特征需要把握:  多样化的实现形式。所有制实现形式相对所有制具有相对独立性。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应当多样化,同时也会随着时代条件变化不断发展变化。具体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不仅包括共有产权、共同劳动和共同收益的集体共有经济,也包括通过让渡部分权利形成的股份制等资本组织形式和经营资本的间接经营方式。也就是说,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不应该是唯一的,将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单一化或固化,要么导致集体经济不具备经济上的合理性,要么造成集体经济被弱化甚至忽视。当前不断深化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特别是“三权分置”改革,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多样化形式得到实现创设了产权基础。  有效的治理机制。我国传统集体经济之所以走向衰败,源于治理体系上的两个先天性缺陷,一方面,表现为其与村级组织在身份上混同、功能权责上不清,造成公共服务目标与盈利性目标存在内在冲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背负的公共负担过重;另一方面,在于其内部管理过于依赖村干部的权威和高度集中化的模式,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以及监督和约束机制缺位,造成集体行动陷入困境。当前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地位,使其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奠定了法律基础,但现代治理体系的建设依然任重道远,事实上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农村集体经济的成败。  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一个现代利益共同体,其吸引力在于通过合作能够形成比个体经济更多的收益,并且收益的分配是公平的。各类主体因利益而进行联合或合作,利益的创造与合理分配使其得以维持和发展。传统社区型集体经济,正是由于缺乏经济合理性和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导致发展效率不高。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而言,不论是基于劳动的联合还是资本的联合,既要做大集体经济“蛋糕”,还要有效解决各类要素参与分配机制问题,特别是要理顺与农民的利益关系,有效保障农民利益,确保所有必有所得、所劳必有所得。  提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四个能力”  围绕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集体所有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何种形式得到有效实现,依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不会一蹴而就,应尊重规律、关照现实,着力提升“四个能力”,推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市场化运营能力。依靠财政补贴或外部帮扶的集体经济是不可持续的,只有适应市场,才能在竞争中获得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能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要发展壮大,必须向真正的市场化主体转型。一方面,将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组织组织功能混同而不加区分,必然会损害集体经济效率,但二者功能在实际运行中事实上又很难截然分开,需要厘清与村级组织的职能,因地制宜推动村委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分设,化解公益性目标和经营性目标的内在冲突。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形成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决策机制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提高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效率。  开放发展能力。完全封闭的系统是不可持续的。从封闭走向开放,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传统社区型集体经济相对封闭,成员资格以地域和血缘产生的身份关系为基础,成员边界不清晰、资产权益流转受限。随着城乡发展格局和人口流动变化,集体经济的地域封闭性需要也必然会被打破。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需要探索开放成员权,并且赋予成员有进退的自由;同时,逐步扩大集体资产可交易的对象范围,加快推动集体经济组织由传统社区共同体转向现代利益共同体。  联动带农能力。集体的价值在于为农民个体提供基本保障和发展机会,否则就会失去吸引力。增强集体经济组织联农带农能力,要充分发挥其“统”的功能,提高资源整合能力,通过领办创办生产类、服务类、资源类等各类合作社,带动新型经营主体、服务主体和小农户共同发展。更为关键的是,要优化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关系,完善收益分配方式,建立与经营效益挂钩、以股份份额为基础的分配机制,加强收益分配的监督管理,确保集体成员公平分享集体收益。  风险抗御能力。抗风险能力是提升集体经济组织竞争力的关键,在宏观层面侧重于促进集体资产的保障增值,微观层面体现为经营风险、财务风险等风险应对能力的提升。当前,尤其要重视农村集体资产流失、集体经济债务上升等问题,加快完善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与监督机制,建立村级负债动态监管、预警等机制。同时,健全政策支持机制,完善集体经济组织“抱团”机制,鼓励打破地域界限共同发展;健全社企合作长效机制,鼓励组建混合所有制经营实体,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促进集体经济多元化发展。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10-12
据新华社长沙10月11日电(记者 周楠)我国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96%,自主选育品种占95%,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子,但种业发展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较明显差距。如何力推种业振兴?部分业内人士提出,要从加强种业资源利用、加快育种创新攻关、推进种业基地建设等方面发力。  这是记者从日前在湖南长沙举行的岳麓种业峰会上了解到的。  科技部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主任邓小明说,从种业创新体系来看,目前还存在四类问题:重眼前需求轻长远规划,长期系统布局不够;重品种审定轻场景应用,产业导向不明;重项目实施轻体系建设,资源配置不优;重种子创新轻种业创新,全链条创新不足。  “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存在着最大短板之一就是创新要素分散,开放协同薄弱,存在产学研用对接难、项目基地平台人才融合难、协同创新跨界难和社会资本资源进入难等‘四大难题’。”他说。  今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种业振兴行动方案》。中国种子协会会长张延秋对此表示,方案提出种业振兴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任务重点和保障措施等一揽子安排,为打好种业翻身仗,推动我国由种业大国向种业强国迈进提供了路线图、任务书。  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说,种业振兴要加强种业资源利用,重点开展好资源的普查收集,加快发掘利用。同时,加快育种创新攻关,重点是加强育种的基础性前沿性研究,推进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和畜禽遗传改良计划。  一些业内人士表示,要支持种业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促进产学研结合,育繁推一体化;推进种业基地建设,重点要支持现代化制种基地建设,提升良种供应链产业链水平;净化种业市场,重点保护好种业知识产权,从种业立法、司法保护、监管执法等层面打好组合拳。
新华社 | 分享: 2021-10-12
——专家谈提高油菜生产机械化水平保障食用油供给(记者 颜旭)油菜是我国重要的油料作物,占国产食用植物油总量的一半以上,但我国食用油自给率不足35%,发展油菜生产,提高产量,扩增面积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虽然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居世界前列,但我国油菜的机械化生产水平一直较低,其中收获环节的机械化率为44%,种植环节仅为32.54%(截至2019年数据)。其实,阻碍油菜机械化生产发展的技术堡垒基本上都被攻克,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将大大提升我国食用油数量和质量。油菜分段收获技术展示现场。 资料图  分段机收可减少损失、提升品质  “油菜收获机械化发展较为缓慢,不仅因为油菜联合收获损失率一直较高。油菜的实收期比较短,仅为稻麦的三分之一左右,也不便于搞社会化服务。”农业农村部油菜机械化专家组组长、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研究员吴崇友指出,我国多年来一直推广的是联合收获,对油菜成熟度的一致性要求比较高,对油菜的田间状态适应性比较差。比如田间有倒伏,收获损失率就会上去。另外,油菜种植比较分散,单机作业量要比稻麦少得多,联合收割机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机型,回本周期比较长,也是阻碍油菜机收发展的原因。  “这几年开始推广油菜的分段收获,它的优势在于可以将实收期拉长,从而增加作业面积。此外,分段收获先割倒晾晒,利用油菜后熟作用使其成熟度几乎达到完全一致,从而降低收获损失率,而且收获损失率变得可控,不会因为油菜的田间状态不同而起伏变化。”吴崇友摆出一组数据:联合收获的损失率一般在10%-30%之间,而分段收获目前一般可控制在7%以下,甚至可以达到5%。“不仅如此,分段收获的菜籽品质也要更好。”吴崇友告诉记者,“主要因为油菜分段收获经晾晒后熟后,就没有青籽了,全是黑籽。油菜青籽里的叶绿素不易清除,会导致油品品质下降,且会产生有害物质。”  “但其实这两种收获方式各有利弊。”吴崇友坦言,联合收获虽然损失率高,但它最大的优势是方便快捷,特别对于小田块来说,这方面优势更加明显。分段收获虽然损失率低,但机器要两次下地,把一个收获过程分成两个阶段来完成,从而拉长了收获历程,作业成本也会增加,规模小的田块收起来也会比较麻烦。“但随着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近些年油菜种植的集中度一直在提高。随着种植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分段收获将会迎来比较好的发展。”吴崇友充满信心。  攻克油菜机械化生产最后一关  在油菜全程机械化的各环节中,移栽机械化之前长期为零。谈及原因,吴崇友指出:“传统育苗移栽是低密度育苗,裸根苗移栽,苗的形态不稳定,无法进行机械高效移栽;另一方面是国内外现有的旱地移栽机完全不适应黏重土壤移栽。这两大技术障碍,导致稻油轮作油菜机械移栽问题长期以来无法解决,极大地影响了我国油菜产量和面积。”我国90%的油菜种植是冬油菜,主要采取“稻油轮作”的种植方式,育苗移栽必不可少。“因为水稻收了之后再种油菜,本来茬口衔接就比较紧张,近些年人们对稻米的品质和口感的要求越来越高,水稻的生育期不断拉长,更加挤占了油菜的生育期,油菜的播种期不断推迟,导致产量降低、面积缩减。而移栽是通过苗床育苗,一般都在30多天以上,通过这30多天弥补了迟播的生育期不足,很好地解决了稻油轮作茬口矛盾的问题。”  为破解这一难题,从2010年起,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和扬州大学联合开展技术攻关,先后攻克油菜毯状苗育苗技术,创造了切块取苗+对缝插栽的移栽方式,2020年成功研发出油菜毯状苗联合移栽机:通过提前在秧盘中育苗“成毯”,再用高速移栽机将“苗毯”切成苗块栽插到田里,使得油菜移栽像水稻插秧一样方便快捷,特别是联合移栽机,将旋耕整地、开箱作畦、平畦压缝、对缝插栽、覆土镇压多道工序一次完成,耕整一体,即收即栽,极大地提高了作业效率和田间条件的适应性,突破了油菜机械高效移栽的难题。  吴崇友是研发团队首席专家。他介绍说,这项技术一是通过苗盘育苗(30-40天)解决稻油轮作油菜生育期不足问题;二是能在重壤土、轻壤土、沙土等多种壤土甚至秸秆还田条件下解决移栽,解决了移栽机对土壤的适应性问题;三是栽植频率最高可达300次/分钟,解决了作业效率问题。该技术的育苗密度每平方米可达2400-2800株,比传统育苗提高了20-30倍;作业效率是人工移栽的60倍以上;相比同期直播,产量可提高30%以上。吴崇友认为,油菜毯状苗育苗和高效移栽,能够实现稻、油两种作物无缝衔接、产量效益共同提升,该技术在我国总面积约1-1.2亿亩的双季稻区、再生稻区和一季晚粳稻区都有迫切需要,其中包含已经形成的6400万亩的冬闲田。仅以6400万亩冬闲田利用发展移栽油菜,可以使我国油菜总产量提高80%,这对于提高我国食用油自给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补贴政策、技术推广有待创新  全面提升油菜机械化还有一些工作要做。吴崇友说,从不同生产区域看,丘陵山区油菜机械化的发展还需要进行创新研究,尤其是丘陵山区油菜机械化收获。“首先要解决机器底盘的问题,也就是行走的问题,机器如何才能顺利到达丘陵山区的田地里去?”特殊地形还要求机器适应田块坡度的变化,不管何种收获方式,都应适应坡地小块田的作业。  政策方面有待创新。“油菜机的购置补贴政策应该更加灵活,手续更加便捷,能够适应机具的创新发展,起到鼓励创新的作用。”吴崇友说,当前仅有油菜直播机和联合收获机在补贴的范围内,近些年诞生的大量油菜高效实用机械,比如移栽机、分段收获割晒机、捡拾机等,均不在补贴范围。“随着主要粮食作物全程机械化实现,希望补贴政策对小品种机具或者填补领域空白、补齐短板的机具有所倾斜。”吴崇友呼吁道。  “最后,还应解决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吴崇友说,当前的技术示范推广囿于一些程式化的方法,要想吸引到真正的技术使用者,还需要用一些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希望今后不局限于从上到下的推广方式,让技术管理部门和农民关心的东西不再错位。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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