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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工程”经验是开启新时期乡村全面振兴的一把金钥匙:切口小,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场景大,具有广阔的迭代升级空间;得民心,老百姓支持度高;机制活,充分凝聚和调动了全社会的力量  (叶建亮)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构建产业互补共促、要素畅通对流、基础设施一体、公共服务均等的城乡融合发展格局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推动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城乡融合发展的短板在乡村,乡村发展滞后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区域不协调的主要因素。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因此,必须深刻认识乡村振兴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全局性、长远性和基础性地位,举全社会之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资料图片把乡村全面振兴作为城乡融合的指向与依归  城乡融合的根本目的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由于技术进步和空间集聚带来的要素生产率提升,要素尤其是劳动力在非农部门和城镇的生产效率高,从而报酬高于农业和乡村,因此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其外在表现就是经济的部门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迁,也就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并且两者相互协同,相互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资源要素部门和空间转移的同时,也伴随着传统乡村的衰落,但这个进程并不以传统部门和乡村的消亡为终结。实际上,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和社会以及城市的转型,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和乡村宜居性升级,城乡在产业结构、空间格局、要素流动、服务共享上达到了一种新的均衡状态,也就是城乡一体化的状态。  而由于特定历史背景和初始禀赋原因,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采取了分离的路径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其主要表现是采取城乡分割的方式,通过控制城乡商品、要素的流动,控制农产品价格,为资本紧缺条件下低成本推动工业化提供支撑,其结果就是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大力推进,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已经大为缓解,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根本性扭转,城乡协调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也不得不看到,我国乡村的发展仍然面临一系列突出的问题。乡村产业单一,生产效率不高,难以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导致乡村留不住多少劳动力,缩小城乡差距的长效机制仍然缺乏,等等,这种情况在中西部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显得更为突出。从全国层面来看,东中西地区乡村之间的差距大大超过城市之间的差距,是造成区域差距的重要因素,可见,乡村发展仍然是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的短板和难点。因此,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必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把乡村全面振兴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指向和依归。  一方面,从理论上来说,城乡融合是城镇和乡村双向互促的过程。但是从我国当前城乡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主要问题来看,城乡融合的瓶颈在乡村,重点是推动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有效机制和持续发展局面,这既是对过去长期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遗留问题某种意义上的“补课”和“矫正”,也是常态化背景下,促进农业农村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没有乡村的全面振兴,依靠城镇的单边突进难以实现真正有效的城乡融合。  另一方面,检验城乡融合是否取得成效的重要考量标准,就是看乡村发展的活力是否提升、城乡差距是否缩小。城乡关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从党的十六大提出“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到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从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并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到党的二十大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处理好城乡关系,将乡村振兴作为协调城乡关系的重中之重,成为全党农村工作的主线。  此外,城乡融合发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补齐乡村发展短板,不仅有助于促进乡村振兴,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而且城乡融合通过乡村建设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助于进一步增加市场需求,促进国内循环,为经济增长提供可持续的内生动力。以“千万工程”经验为钥开启乡村全面振兴  如何更加有效地开启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地都在进行积极探索和实践。而这其中,浙江省以“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千万工程”)为抓手,探索出了一条以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突破口,通过不断持续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造就美丽乡村、造福农民群众的乡村振兴路径,成效显著,影响深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借鉴。  “千万工程”是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立足浙江省情农情和发展阶段特征,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亲自谋划作出的战略决策。整个工程在浙江近4万个村庄中遴选1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并将其中1000个左右村庄建设成全面小康示范村。工程以乡村整治为切入点,持续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断实现迭代升级,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到“千村精品、万村美丽”再到“千村未来、万村共富”,打造了万千美丽乡村,绘就了城乡共富画卷。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38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  “千万工程”为浙江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驱动形成了浙江省城乡协调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局面,可以说,“千万工程”经验是开启新时期乡村全面振兴的一把金钥匙。  切口小,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乡村环境整治是乡村治理中比较具体和常规的工作,对广大基层行政治理主体而言,是再熟悉不过的事情。“千万工程”以基层治理主体的日常工作小切口为突破口,针对性强,工作具体,易于执行,无疑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利于更加方便的调动基层工作积极性。特别是对于广大乡村基层干部而言,其在熟悉的具体事务上展现出来的能力禀赋和主观能动性更强,更能准确贯彻政策意图,并取得良好的政策效果。  场景大,具有广阔的迭代升级空间。村容村貌治理看似小工作,但是其后续的累积效应可持续放大。通过村容村貌的改善,不仅大大提高了乡村在留人引人上的吸引力,遏制和扭转了农村人口外流的局面,同时通过高效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注入,极大夯实了乡村经济基础,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实现了美丽生态、美丽经济、美好生活的有机融合。  得民心,老百姓支持度高。“千万工程”把整治村庄和经营村庄结合起来,把改善村容村貌与发展生产和农民致富结合起来,农民不仅生产生活环境焕然一新,而且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农民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从而全心全意支持配合政府推进相关工作,降低了政策实施难度,提高了政策实施成效。  机制活,充分凝聚和调动了全社会的力量。“千万工程”以乡村为载体,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政府作用,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汇聚全社会资源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推动生态价值转化,政策引导企业打破行业和区域边界,积极投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源源不断地注入动力。畅达城乡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  借鉴“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落脚点是要着力构建畅达的城乡融合发展助力乡村发展的体制机制。  城乡要素优化配置体制机制。破除妨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壁垒,促进各类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在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信息汇聚的良性循环,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通过大力推动乡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以城带乡,以工促农”,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加强乡村发展资本支撑,以提升乡村产业发展的市场基础和外部环境。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机制。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社会事业向农村覆盖,健全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促进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健全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完善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  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推进城乡建设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护。重点加大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推动乡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实现城乡基础设施无缝对接。特别是加强数字乡村建设,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应用,夯实数字赋能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  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体制机制。巩固农业基础地位,不断提高农业和乡村其他产业生产效益,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完善农企利益紧密联结机制,实现乡村经济多元化和农业全产业链发展。加强农业支持保护,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体制机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持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差距。大力促进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拓展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渠道,完善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机制,强化农民转移性收入保障。  (作者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四川日报 | 分享: 2023-12-11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评论员)在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谈到农业强国建设时强调:“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一些农村发展乏力,关键在于缺人才,缺发展引路人、产业带头人、政策明白人。”总书记的论述指明了人才建设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中的重要意义,也为全方位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资料图片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进入新发展阶段,以乡村振兴为重心的三农工作任务更加艰巨繁重,人才培养至关重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层党组织要成为群众致富的领路人,确保党的惠民政策落地见效,真正成为战斗堡垒”,“要着力培养一批乡村人才,重点加强村党组织书记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训,全面提升农民素质素养,育好用好乡土人才”。这些重要指示表明,人才软实力是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需要育好用好一批引路人、带头人、明白人,最大限度激发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支撑和持久动力。  发展引路人定目标。所谓“选准一个人、带好一支队、振兴一个村”,乡村要发展,引路人至关重要。各村党组织及干部处在农村工作第一线,直接面对农村大事小情,最了解村庄实际情况,最能正确理解和把握村庄的发展目标。要积极培育“头雁”,打造能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相适应,能够引领一方、带动一片的乡村振兴“头雁”队伍。发展引路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关注农民利益、尊重农民意愿,做到心中有村、心中有民。面对乡村发展难题,既要有敢想敢干的勇气,也要有能干可干的谋略,积极整合资源,制定科学规划,为村庄发展定目标、定方向。  产业带头人帮致富。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村庄产业发展离不开一批致富带头人。他们可以是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负责人,也可以是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农民工等,只要有意愿、有想法、想干事,就要积极为他们提供平台,使其在产业发展中能够切实“扛大旗”“挑大梁”。同时,也要建立更加有效、更加长效的利益联结机制,以利益捆绑联农、以经营主体带农,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带动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持续增收。  政策明白人释红利。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国家出台大量惠农政策,涉及农业生产、农村建设、农民发展的方方面面,如何用好、用活、用足这些惠农政策,需要一批“看得懂、讲得出、用得通”的政策明白人。作为政策明白人,既能上接“天线”,也要下接“地气”。首先要吃透“上情”,了解政策背景、导向,哪些是能干的,哪些是不能干的,哪些是和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比如各类惠农补贴、乡村振兴用地负面清单等。还要摸清“下情”,找到农民关心的问题和政策的结合点,用农民听得懂的话把政策讲活,让政策红利直达每一位农民。  人尽其才,百事俱举。惟有大批发展引路人、产业带头人、政策明白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活力充分涌流,成为乡村振兴源源不竭的澎湃动力,农业强国建设才能跑出“加速度”。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3-12-07
(余瑶)11月开始,北方地区白菜、萝卜、土豆等应季蔬菜大量上市,丰收的喜悦尚在,田间菜农却先感受到了阵阵“寒意”。北京新发地市场价格监测显示,整个11月大白菜批发价一斤最低两毛钱、最高也才四毛五,土豆价格降幅达三成,圆白菜、芹菜价格也降到近年来的最低点。而在地头,大白菜、萝卜等蔬菜“身价”更低,也就几分钱一斤,让大家对“白菜价”有了更清晰的认知。资料图片  今冬蔬菜为何大降价?主要原因是产量增加。2022年冬季蔬菜价格相对较好,菜农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整体种植面积有所增加。再加上今年秋冬气温偏高,利于北方蔬菜生长,且入冬后气温没有明显下降,使北方菜上市周期延长,与陆续上市的南方菜迎头相撞,以致短期内蔬菜市场供给量大增。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夏季华北地区遭受洪涝灾害,不少农民为了降低损失,临时补种易种植、好管理的白菜、萝卜等,也使得华北一带蔬菜种植面积增加,导致供过于求。  那么,如何看待这轮菜价下跌?从市场的角度看,蔬菜价格下降有一定的合理性。北方地区初冬应季菜本就集中在几个品种,往年11-12月上市时,市场一时难以消化,价格出现季节性下降也是有的。近年来,我国蔬菜种植面积稳步增长,2022年全国播种面积达3.37亿亩,而且随着蔬菜生产水平的提高,品种在丰富,单产在提升,总量也在逐渐扩大。这为市民提供了更加多元的消费选择,但同时也稀释了人们的消费能力。毕竟,市场需求是有限的,生产端供给多了,销售端价格自然就会有所下降。  我们不妨给市场一点耐心。虽然当前菜价处于低位,但随着气温持续下降,北方露地蔬菜逐步退市,市场供给转向南方蔬菜和北方设施蔬菜,随着种植、运输的成本增加,菜价将逐步回升。即将到来的元旦和春节,也会进一步抬高蔬菜消费需求,带动菜价上涨。销售末端的“风吹草动”,将快速传导至生产链各环节,调动各方主体特别是农民适时调整下一茬的蔬菜生产,推动菜价恢复正常。  菜价涨涨跌跌,虽说是正常的市场现象,但价格大幅下跌对于农民的影响,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据媒体报道,在山东、河北、内蒙古等地,一些蔬菜低价贱卖甚至滞留在菜地中无人采收,农民迫不得已只能将蔬菜直接翻地还田。蔬菜种植是一部分人务农增收的重要来源,一季蔬菜的亏损对他们的影响不言而喻。值得思考的是,如何避免此类“菜贱伤农”现象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  需求侧的变化应当引起更多重视。不只冬季蔬菜价格下跌,今年以来,大闸蟹“跳水”、猪价“腰斩”等农产品价格波动也引发关注。市场的微妙变化,并非仅受单一产量因素的影响,往往还受消费习惯、市场预期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就拿大白菜来说,在现代交通物流和成熟种植技术的加持下,消费者可以一年四季随吃随买,冬储白菜的市场需求大大降低,人们消费观念也更加理性。同样,除了猪肉,牛羊肉、鸡鸭鱼等也广受市场欢迎,折射出居民膳食结构的变化。此外还要看到,近年来农产品越来越受到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价格走向愈发难以预测。  无论是捕捉这些市场信号用于指导生产,还是防范应对自然风险,抑或是提高地头议价能力,单靠农民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需要政府、新型经营主体等各方携手努力。一方面,要更好发挥政府这只手的作用,加强对农产品市场的监测和调控,为农民提供科学决策依据,减少种植的盲目性。要加快推进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促进农产品错峰上市、均衡供应,尽量防止扎堆贱卖。在市场价格低迷时,及时加强产销对接,帮助农户拓展销售渠道,提高流通效率。另一方面,要帮助农民主动适应市场变化,合理控制种植规模,适时调整种植结构,选育优质品种,树立品牌意识,提升竞争力。在今年大闸蟹“跳水”大环境下,阳澄湖、洪泽湖大闸蟹价格波动不大,正是因其质量、品牌两手都硬。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还要积极联结小散户,指导他们开展标准化生产,同时利用自身优势直接对接商超、社区等销售终端,减少中间分销环节,帮助农民提升定价主动权。  据了解,为帮助菜农减轻损失,各地纷纷使出了硬招实招,比如河南省临颍县及时摸排蔬菜滞销情况,加强与批发市场的联系,直接到田间地头组织货源,努力缓解农民卖菜难。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我们期待各方迅速行动起来,和菜农一起扛过这股“寒流”,共迎春暖花开。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3-12-06
(何向东)明代黄凤池辑有《梅竹兰菊四谱》,由此,梅竹兰菊被称为“四君”。《集雅蔡梅竹兰菊四谱小引》记载“文房清供,独取梅、竹、兰、菊四君者无他,则以其幽芳逸致,偏能涤人之秽肠而澄莹其神骨”。从此,梅竹兰菊被称谓“四君子”首次出现在画谱中。“四下基层”是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重要抓手,是守人民心的真实写照,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实践。党员干部要深学、深悟、深践“四下基层”的伟大创举,谱写“四君子”实景图。“怎得梅花扑鼻香”,以梅的“献心”,谱写“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实景图。党员干部“上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下接”人民群众,是平衡“上接”与“下接”这一天平的“砝码”。党的政策宣传好不好、深不深、细不细、实不实是党员干部在人民心中的“晴雨表”“试金石”。作为党员干部要先当“学习者”,对于政策要归类、要吃透、要转化,发挥敢于在浩如烟海的政策中精准“捞针”精神,实现政策学习由“大海捞针”到“精准出击”的转化,实现由“有字之书”到“无字之书”的转化,做到胸有成竹、心中有数,成为熟悉政策的“百科全书”。要再当“翻译者”,政策条款多用专业术语阐述、表达,而基层宣讲是传递政策的“第一信号”,为此,党员干部要扮演“信号转换器”角色,实现政策由“书面语”“专业语”“学术语”转化为“家乡话”“土语化”“龙门化”,促使政策“飞入寻常百姓家”。“千磨万击还坚劲”,以竹的“韧心”,谱写“调查研究下基层”实景图。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法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是部署落实党的政策、方针的“压舱石”。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要创新调研方式,坚持少看“展板”多看“后院”、少听“A4纸汇报”多听“人民所诉”、少走“规划路线”多走“遗忘角落”,采取“四不两直”的调研方法,真正听到一线问题、收集一线资料、落实一线效果。要夯实“零距离”调研方法,坚持问题导向,开展“坝坝会”“院落会”“火炉会”等多元式、直接式、渐进式的亲民、爱民、敬民、为民的交流会,助推急难愁盼的问题主动“浮出水面”。要检视整改贯穿始终,面对能够即刻整改、即刻解决、即刻落实的问题,要集中优势力量,解锁解决问题的“金钥匙”,达到立竿见影、吹糠见米的效果。对于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要分类“销号”,力行“背水一战、挂图作战、协同作战、挑灯夜战”四大战术,定期调度整改进度,让一项项、一条条、一类类的惠民政策根更深、叶更茂、花更香、果更实,让群众满意度成为衡量整改效果的“度量衡”。“不以无人而不芳”,以兰的“耐心”,谱写“信访接待下基层”实景图。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是体现党和政府为民办事的重要抓手,是直接知民情、察民意、解民忧的“最后一米”。信访接待下基层是变“被动上访”为“主动下访”的“转换器”,是变“被动服务”为“上门服务”的“服务器”,是变“被动坐诊”为“主动出诊”的“拔锚机”。要厘清“来龙”,对于信访问题要做到“事前预习”“温故而知新”,找准矛盾“易燃点”“切入点”,敢于到矛盾集中、问题突出、呼声较高的一线去,促使问题一个一个问、一个一个解。要延续“去脉”,信访的重要意义在于给信访群众开“一剂良方”,服“一粒定心丸”,坚持信访问题“回头看”“反复看”“满意看”,让信访群众由“锁眉愁”转向“开心颜”,以人民脸上的“颜”度为信访接待“上分”。“菊残犹有傲霜枝”,以菊的“决心”,谱写“现场办公下基层”实景图。现场办公下基层是直插现场、直听民意、直解问题的“一线工作法”,在一线疏“堵点”、在一线破“难点”、在一线融“冰点”,切实提高办事效率。要秉持求真务实的工作初心,列出问题诉求清单,分类集群、分类管理,立下“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在基层一线用心、用情、用力推动现场办公落实见效。要树牢“一线”办公理念,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实效,树立哪里有问题、哪里有矛盾、哪里有挑战,就将办公地点搬到哪里的“现场流动办公”机制,坚持急事急办、特事特办,找准产业发展、医疗服务、教育服务等所面临的问题、短板、不足,实现号准“病脉”在一线、找准“症结”在一线、开准“方子”在一线的“愿景图”变为“实景图”。
四川三农新闻网 | 分享: 2023-12-05
(四川农村日报讯 孙一琳)乡村文化渗透在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个村子最具辨识度的名片。村名的背后,可能藏着一代代人的故事;村庄的建筑布局、生产方式,彰显着先祖生存的智慧。深挖文化资源,提炼出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创造性地融入乡村农文旅产业的发展中,能够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名片,激发乡村发展的活力。  发展文化产业,就要从文化的视角看产业。所谓“高兴而来,满载而归”,游客带走的是物质产品,更是精神体验。例如,天津市蓟州区小穿芳峪村与“津门老字号”渔阳酒业合作,复兴“小穿烧锅酒”品牌,为传统品牌寻找现代载体,把传统民俗传承下去。找准文化与产业的结合点,在保留乡村文化原有特色的基础上,开发土特产和其他文旅供给,有利于激活乡土文化的生命力。  当然,如果没有丰富的产业形式,文化也很难成为大产业。所以,加强文化与产业融合,也要换个角度,从产业的视角看文化。在研学基地,手艺人的“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孩子们亲身体验,让文化成为“带得走”的产品。发掘文化产业新业态、新形式,催生文化消费新模式,打造更多文旅融合精品和独具魅力的文化旅游项目,乡村文化就能更好满足人们的期待。  文化是乡村的“魂”,是乡村振兴的“软实力”和内生动力。传承好文化,带动产业振兴,以历史记忆和文化脉络托起更多人的诗和远方,乡村振兴之路将走得更稳更好。
四川在线 | 分享: 2023-12-05
四川三农新闻网绵阳讯(通讯员 长河川淼)朴实无华的行动、生动鲜活的故事。好榜样引领好时代,创先争优、见贤思齐。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创新理论,运用“枫桥经验”,敢于善于斗争。不断走好群众路线,以忠诚干净担当,争做人民好公仆,让群众满意,奋力书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答卷。你看,点亮残疾人体育梦的张家口残联体育部主任杨光燕,守护民众健康的广东疾控传染预防所长康敏,勇探产业富民的广西柳州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扎根治沙前沿的甘肃民勤退耕还林办主任姜莉玲,赴汤蹈火的内蒙呼和浩特玉泉南二环消防救援站长巴特尔,为中国饭碗装进更多优质粮的黑龙江农业厅种植处,均彰显出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的好风貌。“模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感动、感慨、感同身受!”人民满意公务员就像一座座灯塔,照耀着从今天到明天前进的路。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捍卫“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对标先进、学习先进、争做先进,点燃精神火炬,闻令而动、冲锋在前,党的干部重在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真正践行为民造的福根本宗旨。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强使命当好人民满意公务员,初心如炬辉映复兴之路。当前,我们应科学把握发展机遇、锲而不舍拓展“双循环”经济市场。立足急难愁盼,明晰发展举措,在绿色安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破解民生难题。把为党为民精神延续下去,让党更放心,让人民更满意!
四川三农新闻网 | 分享: 2023-12-04
一级市场 预备蛋糕摸清家底,进行原始定价,适度议价,让村民参与,做股到户二级市场 做大蛋糕入市交易,价值显化,通过做出二、三产业来,实现价值增值三级市场 切分蛋糕创设场外市场,引入股票、期货、做市商和村内回购者等,使股权溢价不断实(川观智库研究员 李媛莉)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会专题研究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扎实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问题并作出《决定》,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目的是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通往目标的道路有许多,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对川观智库介绍了其中一条——通过三级市场构建让农民“租利两得”,钱包可以更鼓一点。农民要更富,需要“租利两得”  川观智库: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会后,四川紧接着高规格举行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工作推进会议,要求推动我省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你怎么看待四川的部署?  周立:不实现农民富,就不可能带来农业强和农村美。农民不富、农业不强、农村不美,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乡村振兴。  川观智库:怎么抓住“农民富”的关键?  周立:农民的钱包要鼓起来,就要让农民享有租值经济,而不只是利润经济,要做到“食利”和“吃租”的“租利两得”。  “租”是来自资产的自然增值和社会增值,前者比如说绿水青山四季更新、树木生长生命繁衍、空气光照和矿物质产生等,财富增值过程中,不需要人类劳动投入,或者劳动投入比重极小。后者是社会变化带来的,比如股票低买高卖、房产增值等。“租”是非生产性获利。“利”是通过人类的劳动投入换取的利润收益,是一、二、三产业中劳动及各项要素投入,带来的生产性获利,比如农民种粮产生的利润或者打工获得的工资。  “租”和“利”相比,有着生生不息的特点,是财富的主要来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主要说的就是“租”。  川观智库:农民的“租”从哪里来?  周立:农村可以产生“租”的资源有很多,我们常常称之为空间资源,比如乡村里面的一草一木,一栋房子,甚至乡村的生活方式、文化氛围,都是城市稀缺的资源。政策层面所说的“山水林田湖草沙”通过“立体综合大开发”,就能将全域的空间资源整合起来,产生“金山银山”的价值倍增。  农村空间资源可以分为三层:顶层的资源是市场最直接需求的产品,比如花卉苗木、瓜果蔬菜等农林产品,甚至砂石木材,它们都能直接卖出去,但挣的是一、二产业的微薄利润,参与的是红海市场竞争,以“走出去”为特征;中层的资源是提供生态服务,如生态旅游、观光游学、康养度假,还有林权、碳汇等,面对现在顾客的潜在需求,吸引人到乡村消费,第三产业和“吃租”开始显现,以“请进来”为特征。更深层的资源,是山水林田湖草沙在内的整体生态空间资源全域开发,比如把空间资源中的生态价值、美学价值、教育价值开发出来,面对未来顾客的潜在需求,开辟一片蓝海,如同挖矿一般把“租值”经济发展起来,以“挖下去”为特征。  “吃租”的办法,就是想法子像挖煤、采油、挖矿那样,把乡村空间资源中的多元价值进行设租、创租、分租,把“租值”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实现空间资源的资本化转换。创建三级市场,推动乡村资源资本化  川观智库:那怎样让村民去实现农村资源“吃租”呢?  周立:把乡村的空间资源纳入生态价值化、价值生态化的范围内,就可以推动资源资本化。具体而言,可以创建三级市场。  一级市场,主要是村内市场,通过对乡村空间资源进行普查,成立组织,整合资金,村内投资;二级市场是通过县乡两级搭建平台,如县级产权交易中心,让外来资本能够投资入股,参与乡村空间资源开发中;三级市场是开放给金融和更多的场外交易者,使得资产证券化的交易功能有双边市场和做市商,甚至有内置金融托底回购。  更通俗地说,一级市场我们叫“设租”,实际上就是给农村资源定一个原始股的价格。通常按照当地标准定价,比如说一块农地的年租金是多少,一栋房的转让价格,当地村民心里都有杆秤,据此设定交易或者租用价格,就能满足村民的价格期待,并且也可以有适度的溢价,让村民尝到甜头。  但农村的空间资源常常很难切分,比如说一个村庄、一处林盘,需要整体开发定价,才能综合利用,拆分开了就没有吸引力,失去了空间价值。这种情况下,很难由农民个人或者家庭定价,就需要将整个资源单位组织成为集体,也可以引入外部力量,比如创设二级市场,通过内外协商,实现一级市场的价格发现。二级市场就是经过村内资源整合和原始股定价后,引入外部力量。通常不太建议工商资本的介入,最好是有钱有闲的城市中产阶级,或者是乡村文旅运作团队等社会资本介入。其实就是不需要竭泽而渔的资本力量,需要的是能与乡村形成一种共生关系,能够在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把乡村特色产品、服务充分发挥出来的外部力量,比如通过社区营造式的造人、造景、造产。所谓造人是改造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一批乡村新主人,造景是把乡村景观净化美化亮化,吸引一批乡村新客人,造产是把乡村的产品、服务做出提升,把产业发展起来,产生更多乡村新价值。  二级市场建设过程中,自然而然就产生溢价,少则几倍,多则十几二十倍。溢价的过程中“谁入股谁受益”,农民和村组像原始股股东一般,投入一处山林、一棵树木、一间农宅、一块农地等,就参与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价值增值过程,外部力量依靠其劳动、资本、创意等投入,也能够享用到价值增值。乡村满足了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美好生活享用过程中的价值增值,也就参与者共享了,这种就是二级市场的好处。  三级市场是在二级市场创设的基础上,引入金融交易和场外交易,若难以理解,一开始不用考虑三级市场,就在二级市场内附设金融交易,设租、创租、分租,自然而然地在乡村价值发现过程中实现乡村振兴,在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过程中实现共同富裕。  川观智库:是不是可以说,创建一、二、三级市场,是为了逐级推动资源资本化?  周立:是的,可以做一个基本总结:一级市场是摸清家底,进行初始的原始定价,并且适度的议价,让村民参与,做股到户,这是预备蛋糕的过程。二级市场是入市交易,价值显化,通过做出二、三产业来,实现价值增值,做大蛋糕。三级市场就是创设场外市场,甚至通过引入股票、期货等,引入资本市场的做市商和村内回购者,使得股权的溢价不断实现。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三级市场体系的主角  川观智库:三级市场体系的建设需要各级政府部门做什么?  周立:落实到一级市场,政府部门至少要做好农村资源的普查,到底有多少家底值多少钱,老百姓愿不愿意参与?要确定成员,折股量化到每个人,实现内部定价。政府也可以以公益性资产,如村村通的公共设施投入、项目支持,以及规划主权地位,折股量化,以支持一级市场建设。  在二级市场建设中,政府起到的作用是平台功能,做统筹规划、搭建交易平台和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服务。  在三级市场建设中,政府要做“球场”的建设者,让村庄作为主体下场“踢球”。政府要建好这一场外交易市场,支持包括一对一、一对多的场外交易,甚至回购、衍生品交易。  川观智库:你提到“让村庄作为主体下场踢球”,是指让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三级市场“唱主角”?  周立:不只是三级市场,一、二、三级市场的主角,多数情况下都应该是村集体经济组织。理想情况下,村民只有拥有资源主权、资本主权和信用主权的地位,才能进入到租值经济中。  在一级市场,必须按做股到村、到户、到人,同时还可以吸纳农民的资金入股,让“农民变股东”;在二级市场,重点是组建多种合作社或者其他经营主体,通过再组织化,以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单位,提高农民的对外谈判地位,保护农民权益;在三级市场,最应该让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主体来承担“回购商”角色,在交易终止或投资人不能交割时做托底回购,因为乡村标的物具有在地性、不可分割性和不易交割性,不会产生资产流失。  川观智库:建设各级市场有哪些注意事项?  周立:三级市场的建立可以总结出十二点原则,其中建立一级市场有五点原则:一是着眼立体空间,立体空间的资源价值是无可估量的;二是明晰三权,就是要理清农村集体产权结构的内部关系,这是资源资本化的重要前提,只有明晰了产权,才能做到对资源收益的清楚分配;三是创新确权,就是创新村集体资产确权做股的方式;四是坚持对农民提供民营经营主体待遇;五是有序开发立体空间资源,不能竭泽而渔。  二级市场的建设坚持四点原则:首先是由县域统筹综合规划与要素回流,比如试点县域为单位的生态产品产权交易市场;其次是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且多方利益持续共赢;再者是着力价值增值,比如形成资源的多样性开发和组合性投资;最后是改善税基,让转移支付或项目投资转化为县财政的税基财政。  三级市场强调活化金融,后引入外部资本;托底回购,旨在防范金融风险和集体资产流失;还有清晰交易,这是三级市场形成的基本路径。  川观智库:你说“立体空间的资源价值是无可估量的”,但资源匮乏型村庄却真实存在,四川也有一些条件不太好的村庄,三级市场的建设能适用吗?  周立:现实中不是所有村庄都拥有丰富资源。资源匮乏型村庄如何内生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我们从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袁家村的发展上找到了突破口——资源共建。首先,以村庄成员间的彼此信任为资本,通过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网,发现并汇聚资金和人员资源;接下来,建设有形和无形的公共池塘资源,作为新型集体经济起步、转型的资源基础。有形的比如一条老街景观点、村寨景致,无形的比如村名、土特产品牌等。实际上,在公共治理的视野下,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资源匮乏型村庄,每个村庄都有社会关系和社会信用等资本,有共有的信息、理念和基本物质条件等资源,这就可以迈出第一步。
四川日报 | 分享: 2023-12-04
(杜志雄)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乡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全局高度,科学研判我国城乡发展新的历史定位和发展特征,提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大命题,推动我国城乡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就四川而言,既有大城市、又有大农村,城乡差距与区域差距交织叠加,城乡二元结构尤为明显,以县域为切入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尤为必要和紧迫,也具备为全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探索先进经验的潜力和优势。  完善我国城市城镇体系的必然选择。城镇化是人类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型的必然过程。地理分布合理、空间规模适度的城市城镇体系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根本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了以发展大城市、城市群为主导的城镇化战略,充分发挥了城市规模经济效应、促进了产业聚集、提升了居民生活水平,但也出现了资源过度集中、环境污染、城乡差距扩大等诸多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镇化是涉及全国的大范围社会进程,一开始就要制定并坚持好正确原则。原则之一就是“优化布局”。县域范围内的县城和中心镇是城市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过渡地带,更是联结广大乡村地区的中小城市。以县域为切入点推进城乡融合就是要把县城和中心镇等微观城镇化载体激活,推动形成多层级城市体系,既能有效缓解大城市病,同时,充分发挥好县城的综合服务中心以及中心镇的专业服务中心功能又能更好地带动乡村发展和振兴。  落实“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必然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县域城乡融合是解决旧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务实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城镇化要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目前我国仍有2亿多农业转移人口长期在城市工作居住,仍面临落不下去进而无法同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等问题。以县域为切入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以就近就地城镇化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思路,具有多重好处。一方面,受户籍制度、社会保障、文化适应和融合问题等影响,县城和中心镇等县域城镇是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安居最现实、最可行的选择。通过提升县城、中心镇等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使农民就地过上现代化生活,能够显著降低城镇化成本,使他们在经济上有更多获得感,同时,对于解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这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常年在大城市就业和生活,积累了较好的产业发展思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如果能回到户籍所在的县域就近就地市民化,对当地的县域经济、乡村振兴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县域城乡融合是解决未来新增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恰当选择。城镇化正在推进,农民进城还是大趋势。以人为本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要义。新型城镇化强调城乡协调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让全体人民共享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现代化成果,让有意愿的农村人口逐步融入城市生活,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城市化。以县域为切入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意味着新的农业转移人口可以就近就地在城镇安居乐业,不但有上述经济成本和社会融入成本低的优势,还具有文化传承优势。  协调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最佳空间单元。县域连接城乡,是统筹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的战略支点,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切入点和关键环节。县域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关键环节,是各类政策、法规等国家意志执行的最基础、最有效的行政单元。与其他行政单元相比而言,在政策落地方面,县域通常规模较小且相对稳定,不失完整性,具备较强的连续性和一定的区域经济自然特征,能够有效保证政策实施到具体实践中。在政策衔接和反馈方面,以县域为切入点,便于政策的统筹整合和协同推进,且更容易评估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实际效果,及时发现问题,便于动态调整和整体优化既有政策。县是功能完备的行政单元,使得对两大战略协调推进的政策制定、机制建立和组织推动具有了可行性和高效性,能有效破除妨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的壁垒。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有序推进县域城乡各要素、各功能、各体系之间的多元整合,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地实现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良性互动。  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空间的必要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可以说,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城镇化方面的集中体现,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城镇化目标正确、方向对头,能走出一条新路,将有利于释放内需巨大潜力,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而且世界经济和生态环境也将从中受益。以县域为切入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空间具有重要意义。县域位于城乡两头的交汇点,不仅能够为城市产业转移、农业人口转移提供空间,还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拓展新空间、增添新动能。一是以县域为切入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能够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通过承接城市产业转移,推动县域产业转型升级,不仅能够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还能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近就业岗位;二是能够拓展县域发展新空间,通过推进县城和新城镇建设,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盘活闲置宅基地等资源,优化城镇空间布局;三是能够拓宽新的投资消费空间,我国现有的5亿农村常住人口大部分居住在县域内的乡村地区,通过构建完善县域商业体系,有助于畅通要素和消费品下乡渠道,改善县域消费环境,促进农村内需潜力进一步释放。  因此一方面,要重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提高政府宏观调控和科学管理水平,积极推动在人口、土地、资金等重点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整合县域内不同生产要素,优化县域经济结构,实现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另一方面,要将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与扩大内需战略相结合,挖掘县城和乡村的内在市场潜力,以县域发展推动乡村发展,推动县域小循环与国内大循环相互嵌套,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中国县镇经济交流促进会会长。本文系国家成都农业科技中心地方财政专项(NASC2021NR09)资助课题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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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祖君 高洁)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拓展高质量发展空间、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县域是密切城乡连接、实现城乡共荣的关键环节,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的同时,提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凸显了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在我国城乡融合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四川是全国县级行政区数量最多的省份,全省共有128个县域单元(不含市辖区),其常住人口占全省的54.7%、经济规模占全省的42.7%,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关键支撑作用。资料图片  但是,四川县域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问题依然突出。县域空间规模、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大部分县域尚不具备大规模承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产业和基础设施条件。常住人口在30万以下的县域多达64个,占全省的一半;128个县(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4.6%。全省经济总量超五百亿元的7个县域中,5个分布在成都平原经济区;山区及高原地区县域,受自然禀赋条件制约,发展受限,城乡发展差距相对较大;而丘陵地区受成渝双核虹吸效应影响,人口规模收缩、产业升级滞后,经济发展较为缓慢。  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会强调,必须准确把握“重点在县域、难点在乡村”的重大判断,按照“抓好两端、畅通中间”的工作思路,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扎实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这是在深刻把握我国城乡关系演进规律、四川城乡发展现实基础上,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把握和处理城乡关系,坚决把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一项一项落到实处的重大战略部署。四川亟需立足县域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现实,以做强做优县城为路径,带动县域高质量发展,开拓城乡融合发展新局面。  集成推进县域体制机制综合改革,全面激发县域发展活力。县域是宏观调控与微观管理的衔接处,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关键节点,要提高县域经济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充分整合发挥改革举措的倍增效应。一是深化扩权强县改革。扩权强县是赋予县级政府更大发展自主权的必然选择,是破解县级政府权责不对等问题的关键一招。立足四川县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扩权强县范围进行综合评估,优化扩权对象,实行分类管理。清理和调整赋权目录,理清事权的下放范围和程序,理顺财权与事权的关系,探索提升县级政府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协调、自主科学决策和公共服务能力的有效途径。强化扩权强县效果评价,探索建立更加便捷畅通的“省—县”信息交流与反馈机制,在省县间实现信息直通共享,使省政府及时了解扩权强县改革情况,加强对扩权强县工作的领导。二是集成推进要素双向流动等重大改革。从城乡功能融合、产业互动的现实需求出发,以土地产出水平为导向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增进金融机构和农户、农业经营主体的双向有机衔接,将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流动改革与构建产业协同发展平台机制结合起来联动推进。结合乡村区域迭代升级发展需要,探索城市落户农民农村权益退出与城市人才引进的联动实现路径,创新新村民、新乡贤进村入户权益保障体制机制,构建“人财一体、权随人转”的良性发展格局。把握数字经济驱动下乡村生态、人文、景观等价值发现与转化新趋势,以农村电商发展为驱动和纽带,突破城乡数字鸿沟和数字孤岛困境,探索数字平台嵌入应用、城乡供需信息对接及营销模式数字化创新等新路径。  分类推进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聚力提升县城人口集聚能力。县城是促进就地就近城镇化的重要载体,事关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成败。要立足实际、分类施策,拓展优化县城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着力提升县城对人口的吸纳和服务功能。一是分类实施县城补短板强弱项行动。尊重县城发展规律,统筹县城生产、生活、生态、安全需要,按照大城市周边县城、专业功能县城、农产品主产区县城、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人口流失县城等类型,进行分类引导、分类施策,补齐县城城镇化短板弱项,更好满足农民到县城就业安家需求。推动县城有机更新,实施县城精修细补十项民生工程,精准补齐县城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基础设施、商业配套设施等短板。二是促进不同类型县城特色化、差异化发展。聚焦县城区位特征、经济基础和资源禀赋等特色差异,推动财政转移支付、建设用地供给、公共资源配置进一步倾斜,实施县城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优化、人居环境质量提升优化行动,增强县域人口集聚服务能力和综合承载能力,推动人口净流入县人口集聚效应的加速释放,以及人口大县农业人口转移基数优势的进一步凸显。三是强化农业转移人口权益保障。探索在城镇落户农民自愿将其承包地经营权、宅基地和农民的房屋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进行合法的、有条件转让的实现路径,消除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的隐性约束。按照“人钱挂钩、钱随人走,人地挂钩、以人定地”的原则,全面落实“人地钱挂钩”机制,完善农业转移人口跨域流动成本分担机制。  加快推进特色产业扩规提质,着力提升县城产业承载能力。依托县城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打造特色优势产业,以县城为龙头培育壮大县域经济,夯实做强做优县城的基础支撑。一是积极培育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从自然禀赋、历史人文、产业基础等实际出发,按照比较优势原则确定产业细分方向,将扶持本地产业和承接外部产业转移结合起来,突出发展容纳就业人数多、与其他行业关联性强的产业,培育一批工业强县和制造业先进县。以县域特色资源为依托,高质量构建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推动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创新要素全方位嵌入产业发展,提升县域特色产业创新策源能力。二是加快推进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以县城为主要节点,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质扩容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新型消费集聚区,不断增强县城功能品质。挖掘特色农产品发展潜力,大力发展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和精深加工,高度重视农产品仓储、加工、品牌培育等环节发展的要素保障和扶持政策,以全产业链发展促进业态持续迭代和能级显著提升。挖掘乡村多元价值,建立“县域—新型村镇—新型经营主体”产业联动机制,配套推进村镇建设与产业发展,加快特色产业与旅游休闲、餐饮娱乐、文化创意、加工制造等业态融合发展,持续壮大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三是培育壮大县域百亿产业集群。差异化配置要素资源,形成“核心城市引领、县域梯次配置”的发展格局,培育壮大县域百亿主导产业集群,打造县域经济增长点。促进农产品精深加工,依托新型工业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建设“川字号”农产品加工园区和优势特色产业基地,构建具有特色优势的现代农业体系,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示范基地。积极发展文化体验、健康养老等文旅融合产业,推动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建设天府旅游名县,提升县域特色文旅品牌影响力。  积极推进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有效提升县城辐射带动能力。做强做优县城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充分发挥县城在城乡融合中的龙头作用,以其为核心打造“县城—乡镇—村”多层级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节点,形成功能衔接互补、梯次带动的发展格局。一是推进县域国土空间一体规划。城乡空间功能互补互融是城乡融合的重要形态。围绕“县城—乡镇—村”不同层级的功能定位,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为契机,进一步优化县域一盘棋的城乡融合空间体系。健全县域空间规划衔接协调机制,引导乡村产业链、基础设施网络、服务设施在“县城—乡镇—村”形成梯度布局。二是推进县城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建立健全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投建运管机制,推进乡村路网与交通网主骨架高效衔接。以乡村公路、农村水利、能源保障为重点,分级、分层、分类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道路、供水、供电、信息等关键设施城乡同质同标。积极发挥县城溢出效应,加强县域商贸物流设施建设,完善县乡村三级商贸物流配送体系,建设重点乡镇商贸流通节点和建制村物流服务点,发展连接城乡的冷链物流、配送投递、电商平台和农贸市场网络。三是推进县城公共资源向乡村覆盖。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补齐县城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短板,努力让城乡公共服务无差别、生活品质无落差。统筹教师编制配置和跨区调整,促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鼓励县级医院与乡镇卫生院建立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依托中心镇规划建设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构建县域普惠、便捷可及的健康服务圈。健全县乡村衔接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发展乡村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  (作者分别系四川省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四川省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四川日报 | 分享: 2023-12-04
(记者 王小川 侯雅洁)天寒地冻,猪业似乎也迎来了漫长的冬季。  近期,“猪肉价格大降超40%”的话题,频频冲上热搜。作为消费者“菜篮子”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这些年,猪价时而一飞冲天,时而“跌跌不休”,起起伏伏备受社会关注。  作为生猪生产和消费大国,我国每年消费近7亿头猪,生猪出栏量约占全球一半。猪价“腰斩”,消费者在实现“猪肉自由”的同时,无数养殖户正在苦苦寻找越过寒冬、走向春天的道路。  “腰斩”的价格  犹如近期北方的冷空气,下跌的猪价让养殖户感受到了阵阵寒意。  “养殖成本约8.5元/斤,养一头就多亏损约二百元。”山东省沂南县金厂峪村养殖户王恩宝自繁自养育肥猪,原本2000头规模的养殖场,目前只存栏200头。  按理说,随着气温降低,猪肉市场会迎来传统消费旺季,但总体来看,今年猪价旺季不旺。据农业农村部数据,目前全国猪肉批发均价逼近每公斤20元关口,同比下降超过40%,生猪价格逼近每公斤15元关口,猪粮比价已连续多周低于6∶1的盈亏平衡点,早已处于过度下跌的橙色预警区间。  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猪肉供应过剩,生猪集中抛售,加之消费需求不足,是此轮猪肉价格“腰斩”的主要原因。  去年下半年,国内猪肉价格曾经历了一轮显著上涨,养殖户纷纷“跑步”进场扩充产能。生猪出栏量从去年一季度不到2亿头,猛增至今年三季度的5.4亿头,较去年年初增加了1.7倍。  出栏量的猛增,将价格压力通过终端市场传导至养殖户。农业农村部猪肉全产业链监测预警首席分析师朱增勇介绍,国庆节后,部分养殖户为回避市场风险,加快了生猪出栏节奏,大量母猪流入市场,国内冻品库存也进入季节性出库高峰,加大了猪价下跌势头。  猪价的持续下行,引发了管理部门关注。11月2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宣布将会同有关部门,启动年内第三批中央猪肉储备收储工作。  “以目前的猪肉供应格局来看,母猪和生猪的存栏量仍处于高位。”朱增勇表示,虽然猪肉消费需求将逐渐进入高峰期,但在猪肉供应充裕的前提下,猪价短期内上涨空间不大。  对于肉食爱好者而言,今年过年期间应该可以大口吃肉了,但对于生猪养殖行业来说,亏损压力与日俱增。  相较于2022年猪企利润报表“高歌猛进”,今年猪企盈利困难重重。公开数据显示,牧原股份、温氏股份、新希望、天邦食品等头部猪企前三季度全部亏损,部分上市猪企甚至面临债务加剧的风险。  相比于养猪巨头,中小规模养猪场成本高、效益低、抗风险能力差,生存压力更是不言而喻。  “1月中下旬就开始亏损了,7月底刚有点微幅盈利,10月下旬再次进入亏损。”王恩宝说,养猪不赚钱甚至亏钱,身边养猪的人越来越少,养猪人的日子越发不好过。  失灵的周期  说起猪肉价格涨跌,与猪周期不无关系。但此轮猪周期在短暂上涨后快速下跌,势头切换之快让业界措手不及。  “猪价去年4月份才开始上涨,11月份就开始下跌了。”四川省金堂县良园村的生猪养殖户陈长安感慨道,以往所谓四年一轮的猪周期似乎失灵了,去年一整年几乎经历了过往一个猪周期的变化。  什么是猪周期?简单说就是养殖行业做出的生产决策往往具有滞后性,导致生猪产能和实际需求错位,引发猪价波动。具体呈现为“猪价下跌-养殖亏损-一哄而下-产能不足-猪价上涨-一哄而上-产能过剩”的周期性变化怪圈,最终导致“价高伤民,价贱伤农”。  有周期,往往就意味着多多少少有规律可循。过去,我国猪肉行业有非常明显的周期性特点,通常上涨时间为一年半,下跌时间为一年半,每隔三四年为一个轮回。从最近十几年来看,我国几次明显的猪周期分别开始于2007年、2011年、2015年以及2018年,在这几个年份,猪肉价格都开启了大涨序幕,持续一两年时间后再大跌。  也就是说,按照以往猪周期的规律,此轮价格上涨至少持续一年半的时间,但此次反弹仅仅持续了5个月就开始新一轮下跌,这是为何?  生猪基础产能变化愈发平稳,是猪周期逐渐被“熨平”的主要原因。从供给端看,猪周期的核心影响因素依旧是能繁母猪产能。朱增勇介绍,9月末,全国能繁殖母猪存栏4240万头,比正常保有量4100万头高出3.4%,生猪产能仍然处于高位。能繁母猪产能近年波动幅度较小,因此本轮猪周期,猪价亦呈现出窄幅震荡特征。  特别是经历了2018年非洲猪瘟这轮“超级猪周期”后,生猪行业规模化水平、市场集中度快速提升,中小养殖户逐渐离场,意味着以往猪周期的市场自我调节模式,已发生了较大改变。  对龙头企业而言,猪价下行周期也可能会逆势增加产能或者保持产能稳定,这将导致猪周期的波动不如以往那么规律。甚至可以推测,未来随着生猪养殖规模化程度继续提升,猪周期时间或继续拉长,波动幅度趋向平抑直至消失。  错配的产需  导致猪价上涨周期难以持续的,还有消费层面的转变。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1-9月累计,规模以上生猪屠宰企业屠宰量24247万头,同比增长15.0%,其中,9月份屠宰量2775万头,环比增长4.9%,同比增长31.6%。  生猪屠宰后绝大部分都是要进入市场流通,被消费者吃到肚子里。根据屠宰量来看,9月份城乡居民比去年同期多吃了三成的猪肉。这样的消费增幅,事实上并不算弱。  那么,猪肉价格的持续下跌,需要更多从供应端找原因。究其根本,主要还是产能持续处于高位,导致生猪供应阶段性宽松。  再来看看点上的数据。以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例,11月6日-12日,新发地市场白条猪日均上市量为1918头,而去年同期白条猪日均上市量为1552头,年同比增加23%。  说白了,猪价下跌的一大原因就是产的比吃的多,市场消化不了、库存容量有限,导致价格缺乏支撑。  按照国际消费发展规律,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会带动肉食消费占整个饮食品类的比重不断提升。  但奇异的是,我国猪肉的消费比重,却画出了一条不寻常的曲线。作为中国人餐桌上的绝对主力,猪肉消费量占肉类的比重曾一度超过65%。然而近年来,国人猪肉的消费比重却持续下降,目前已降至不足六成。  消费偏好的转变,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对此作出解释。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者不再像过去一样盯着猪肉吃,海鲜、牛羊肉等高蛋白、低脂肪的肉类,正逐渐成为餐桌上的新选择。  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猪肉消费量达到历史性高峰,当年猪肉消费量为5865万吨,人均消费猪肉42.6公斤。2022年,全国猪肉消费量只有3766万吨,人均消费猪肉26.9公斤。和8年前的高峰相比,人均猪肉消费量大幅减少了36%。  《中国农业展望报告(2023-2032)》显示,未来10年,预计猪肉消费量先增加后稳步回落。具体看,随着老年人口持续增长,老龄化程度加深,肉类消费量中,猪肉等红肉的消费量将下降。  行业寒冬之下,从业者正在展开自救,在降本增效上持续发力。比如,牧原集团今年第三季度全集团平均成本已降低到14.5元/公斤,从饲料、育种、健康管理、养殖、屠宰5个环节进行测算,每头猪都有600元的成本挖潜空间。  那么对于处在寒冬中的生猪养殖业而言,如何才能降低猪周期的影响?究竟该保持多大的供给量才是适宜的?  “基于整个肉类消费结构和产能变化来看,7亿头左右的出栏量可以达到供需基本平衡的状态,能够使生产者有一定的利润,消费者也能拥有充分的选择权。”朱增勇说。  牧原集团毕竟只有一个,亟待养殖户们处理的难题却还有很多。  有专家预测,随着经济持续恢复向好,肉类消费将继续明显好于去年同期,北方地区大幅降温将使猪肉消费季节性复苏更为明显。  猪业的春天,或许不会太远。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3-11-30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评论员)在2022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如何强化干部队伍能力时强调:“要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经常到农民群众家中走一走、看一看,深入群众、扎根群众,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关心群众安危冷暖、急难愁盼,从农民群众的喜怒哀乐中检视我们的工作。”总书记的论述鲜明地指出了我们做好三农工作的出发点,也为各级党政干部如何增强工作本领、改进工作作风指明了方向。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带领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历史经验反复证明,群众观点树得牢不牢、群众路线贯彻得好不好,直接关系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顺利与否。这也是站在新发展阶段,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进程中,总书记特别强调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方面,总书记率先垂范,35年前,他在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时,就对坚持群众路线进行了实践创新,倡导实施“四下基层”工作制度,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通过与群众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从群众的需求出发宣传党的好政策,获得那些在办公室难以听到、不易看到和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把矛盾化解在源头,化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拉近与群众的距离,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群众路线是一条永无止境的路,要根据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不断丰富和发展。“四下基层”既赓续了群众路线一以贯之的精神血脉,又赋予群众路线新的价值内涵,才能在35年后的今天依然显示出旺盛生命力。  当前,第二批主题教育正在深入推进。第二批主题教育层级下移,同群众联系更直接,面对的矛盾问题更复杂,群众期待解决的问题更具体。因此,党中央强调要把学习推广“四下基层”作为第二批主题教育重要抓手。基层是离群众最近的地方,也是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地方。用好“四下基层”,脚步向下走,身子往下沉,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是新时代各级党政干部走好群众路线的必经之路。  具体来说,各级党政干部下基层要多到农村去、多与农民沟通。这不仅是因为农村地区占全国土地总面积90%以上,更是因为在乡村能看到百姓生活的“底情”。一是要多去农民的家,问需于民。去农户家里、田间地头走一走、看一看,了解农情、社情、民情,从农民生产生活的琐碎“小事”中,找到三农工作的具体方向。二是要多听农民的话,问计于民。一些困扰干部已久的问题,或许在农民这里早就有了妥善的解决方案。三是要多看农民的表情,检视工作成效。工作完成并不是结束,还要继续到农民中间去走一走、问一问,通过农民的喜怒哀乐来衡量政策实施的效果。  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说到底,我们做好三农工作是要让广大农民过上好日子,农民群众脸上的笑容就是对三农工作的最高评价,也是我们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不竭动力。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3-11-29
(贾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推进乡村振兴发展。城乡融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四川作为国家战略腹地孕育内生发展动能的重要牵引。纵观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波澜壮阔的历程,从分田到户、撤社建乡到农工商联合体,从农村“专业户”、乡镇企业到农民工外出务工,从统筹城乡、城乡一体化到城乡融合的试验探索……四川的城乡融合改革探索不仅在治蜀兴川的伟大历程中肩负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逐渐蹚出了一条具有巴蜀特色和天府气象的城乡融合发展新路,为全国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贡献着经验和智慧。新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2019年,成都西部片区和重庆西部片区又被列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名单,承担起探索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等关键性体制机制变革的任务四川幅员广阔,地貌复杂多样,县域数量位居全国前列,既有大城市,也有大农村,是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天然试验地。新世纪以来,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和安排下,四川广泛而持续地开展了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改革试验。在探索统筹城乡改革阶段,2007年,成都市和重庆市就被国家批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9年,四川省又确立了自贡、德阳和广元3个省级以及17个市级统筹城乡改革试点区域。试点区域围绕城乡规划、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和城乡社会治理等方面进行了统筹城乡改革探索,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城乡规划一体化等方面取得了宝贵经验。在城乡一体化改革阶段,四川一方面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继续围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进行改革探索,探索出了“小组微生”、田园综合体等建设模式;另一方面,四川又创造性地将统筹城乡改革经验运用到灾后重建和脱贫攻坚伟大实践中,实现了跨区域间“城”和“乡”的联动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2019年,成都西部片区和重庆西部片区又被列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名单,承担起探索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等关键性体制机制变革的任务。四川在城乡融合改革的一些领域,例如农民职业化改革、宅基地退出体制机制、跨乡镇片区的国土空间规划等领域都已经取得了在全国范围内较为领先的经验。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又赋予四川和重庆共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重任。多年广泛开展的城乡融合发展探索,广大干部群众熟悉改革、相信改革,通过体制机制的变革来实现福利和收入增长,容易较广泛地形成集体共识。良好的改革氛围有效地降低了进一步推进城乡融合改革的交易成本。同时,多年的改革探索,使得城乡融合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触碰到了可以突破,又能够突破的关键领域和核心变量,为进一步推进城乡融合改革明确了方向。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特征区域的实践探索,为不同类型区域推进城乡深度融合发展,实现差异性的内容表达和推进方式积累了经验。新机遇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调研时强调要在乡村振兴上全面发力。“全面发力”要求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上全面推进。同时,各类乡村都要因地制宜,探索适合当地资源禀赋和特色方向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一是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表述的微调充分肯定乡村发展新价值。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2017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将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界定为“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又将“全面融合”微调为“协调发展”。可以看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更加注重工农城乡之间的双向互动,更加强调和尊重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功能差异。特别是“协调发展”将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协调纳入到城乡融合发展的框架内,为未来工农城乡关系的进一步优化指明了方向。二是窗口期和关键期叠加赋予城乡融合新的动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后15年(到2035年)是我国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窗口期。这不仅意味着前期城乡融合改革为进一步全面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创造了良好机遇,更意味着很多阻碍城乡要素流动的深层次矛盾如果不在窗口期内解决,后期会面临更高的改革成本和遗留问题。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和美丽中国建设进入关键期。未来五年,不仅美丽中国建设进入关键期,数字经济业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借助数字经济和美丽中国建设赋能城乡融合,可以为四川加快乡村发展提供重大的战略机遇。三是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战略以及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新的发展空间。新型城镇化战略突出以人为主体的城镇化,在新型城镇化空间载体上提出两个重要方向:一方面,以都市圈和城市群为重要载体,这就将乡村纳入到城镇化发展的空间版图中。另一方面,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城乡融合试验区为突破口。今年9月召开的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工作会议提出:“坚持传统产业升级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两手抓”“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引领产业合理布局”。这对仍然处于工业化中期向中后期转型的四川尤为重要。四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夯实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本底。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党的“三农”工作重心全面转向乡村振兴。特别强调通过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夯实“村”这个乡村振兴的本底。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调研时强调要在乡村振兴上全面发力。“全面发力”要求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上全面推进。同时,各类乡村都要因地制宜,探索适合当地资源禀赋和特色方向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新思路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会明确提出以县域为重要突破口,以协调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为抓手,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为目标,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思路日前召开的四川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城乡融合发展,明确提出以县域为重要突破口,以协调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为抓手,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为目标,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思路。这符合中央政策精神,契合四川发展实践,符合城乡融合发展规律,为蹚出一条具有巴蜀特色、天府气象的城乡融合新路子指明了方向。第一,巴蜀特色、天府气象的城乡融合新路子体现在四川城乡融合发展新目标:“2027年形成新型城乡形态,2035年形成城乡发展共同体。”新型城乡形态是一种全新的工农城乡关系,在“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城乡关系建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的交相辉映。城乡发展共同体强调乡村和城市发展的相互依存,在功能上强调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第二,巴蜀特色、天府气象的城乡融合新路子体现在城乡融合发展规律新研判:“重点在县域、难点在乡村”。从省内看,183个区县中有116个区县城镇化率没有超过50%,有27个区县城镇化率低于30%。县域是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主战场,也是资源要素集聚和优化配置的主阵地,城乡融合发展必须紧紧抓住县域这个以最小成本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所在。同时,广大乡村依然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亟待提升的区域,还有大量低收入人口居住在乡村,这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难点所在。第三,巴蜀特色、天府气象的城乡融合新路子体现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思路:“抓好两端、畅通中间”。人、地、钱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双向畅通流动依然面临着诸多体制机制障碍,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就是要打破城乡地域和区域的限制,在更大空间范围内优化配置生产要素,实现城乡间多个生产要素之间的协同耦合流动。第四,巴蜀特色、天府气象的城乡融合新路子体现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点任务: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和服务功能,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高效配置,提升城乡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这为进一步制定城乡融合发展的各项政策找到了着力点。第五,巴蜀特色、天府气象的城乡融合新路子体现在聚焦城乡融合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四个融合”。城乡融合的重点指向是在较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下,城乡生产要素充分自由流动基础上的城乡协调和差异化发展,是一个多层次、多领域、全方位的全面融合概念。其中,要素融合、产业融合、设施融合和治理融合既是城乡融合系统中的重要任务,又是重点和难点所在。聚焦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是实现高水平城乡融合的关键路径。城乡融合发展事关四川现代化建设全局,城市和乡村的共同繁荣关系着天府之国每一个老百姓的民生福祉。巴蜀特色、天府气象城乡融合的改革探索将会找到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终极密码,为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贡献力量。(作者: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成都日报 | 分享: 2023-11-29
(常晓鸣)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指出,要把乡村振兴摆在治蜀兴川的突出位置,在推进乡村振兴上全面发力。刚刚闭幕的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会明确提出,要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作为中国最具活力和幸福感的特大超大城市之一,要想在乡村振兴上全面发力,就要更加注重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渠道,让资源和要素更多下沉到农村,更好激发农业现代化强大动力与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活力,切实推动现代都市与大美乡村融合发展。新津区委宣传部供图坚持底线思维推动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建设作为农业大省的核心区域,成都拥有世界级的都江堰、玉溪河等灌区耕地555.9万亩。立足新发展阶段,以城乡融合发展为支撑,在推进乡村振兴上全面发力,要始终牢记“国之大者”,筑牢底线思维,从主动服务农业强国、融入农业强省建设的高度着眼,发挥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的优势,积极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一是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成都片区,以全面建成高标准农田为目标,打造“一带十园百片”高标准农田集聚区,力争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能排能灌、宜机作业”的高标准农田,切实守护好“天府之国”这片良田沃土;大力开展育种攻关,建设一批种业创新中心、现代种业园区、育种创新联合体和“育繁推”一体化大型种业企业集团,为种源自主可控贡献成都力量。二是实施全域范围的产业“建圈强链”行动,围绕高端种业、粮经统筹、精深加工等关键环节,打造链条健全、联结紧密、业态扎实的粮食产业全产业链,创新发展功能性农副产品种养,提升粮食产业链的复合功能价值;全面推行“田长制”,促进农业共营制、多类型生产托管等粮食生产经营机制推广应用,不断健全面向农村、面向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三是强化农业数字科技创新供给,扩大“蔬菜工厂”“棚联网”“数字鱼”等应用示范,推广“无土栽培”“智能温室”“智慧田间”“联网农场”等新模式新业态,支持机械化、智能化、深加工农业装备推广应用;推动乡村冷链、仓储、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大型商超、物流企业与合作社、农户开展点对点合作,鼓励和支持大型电商平台建立产地仓、直采基地等,加快实现小农户融入大产业、对接大市场。坚持系统观念持续厚植城乡融合发展优势坚持系统观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方法论。立足新的发展阶段,以城乡融合发展为支撑,在乡村振兴上全面发力,动力在创新,关键靠改革。作为全国城乡融合发展的试验区之一,对标上海、浙江等先发地区发展实践,迫切需要我们协同推进市场化改革与机制创新,进一步激活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制度优势。一是畅通要素城乡流动机制,通过财政、金融、社会保障等政策吸引高校毕业生、新生代外出农民工、社会贤达人士等回乡返乡创业,支持工商资本以产业发展、技术转化等形式助农下乡,鼓励科技人员以科技成果入股涉农企业与产业发展;畅通农村居民办理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对口帮扶等网络通道,健全线上教育培训、科技咨询、卫生健康等服务体系,实现城乡全域数据信息服务普惠共享。二是高质量推动片区开发,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十大行动”;分类建立乡村规划导则,形成以“镇—村”为单元的乡村产业、空间、生态保护规划机制,扎实做好镇街改革“后半篇”文章,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更好保护和传承历史文脉,确保农民可持续生计与乡村可持续发展;以打造特色镇(村)为抓手,充分发掘“粮头食尾”“农头工尾”利润空间,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三是推动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确保土地资源与建设项目精准对接,创新推广农业订单、仓单质押等金融服务;学习沿海地区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先进经验,以市场化方式支持集体经济组织开展资源活化、项目建设、人才聘任,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壮大提供智力支撑。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增强城乡融合发展新动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农业强国必须要保持战略定力,久久为功。要从本地农业农村发展最迫切、农民反映最强烈的实际问题出发,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办一件是一件,办一件成一件。立足新的发展阶段,以城乡融合发展为支撑,在乡村振兴上全面发力,更要突出问题导向,通过不断彰显超大城市要素集聚优势,培育增强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基础设施互通、生态环境共建共享的新动能。一是积极构建现代都市产业体系,围绕以杂交水稻、油菜为基础,畜禽、蔬菜等为特征的“大种业”格局,支持社会化服务合作社、服务公司等组织发展壮大,建立健全现代农业供应链网络;大力推广绿色高效粮食品种,普及应用免耕带旋播种、带状复合种植、多元混合种养等新技术,推进都市农业与现代生物、生态科技深度融合,提速绿色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二是彰显乡村生态资源丰富和农耕文化传承等优势,通过城乡联动挖掘乡村休闲康养、研学教育、文明传承等复合功能,推动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推动城乡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开发旅游信息咨询、实景可视化展示等数字化功能,鼓励支持村民广泛参与数字化治理,不断提升新型生产主体的数字素养。三是提升城乡现代化治理水平,聚焦上下联动,打造“村呼乡应、上下联动”工作模式,建立乡镇与村社、企业互联互通的治理共同体;以培育农村新型生产经营主体为重点,实施现代农民和实用人才培育计划,抓好家庭农场经营者、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培育,推动新一代乡村企业家、电商人才和工匠队伍发展壮大。(作者:中共成都市委党校经济学教授)
成都日报 | 分享: 2023-11-29
(四川农村日报讯 张近山)目前,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3%,全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2.4%,农业机械总动力超过10.78亿千瓦,农机装备总量接近2亿台(套)。农机装备补短板行动启动两年来,相关领域一批关键机具研发应用取得明显进展,一些地方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正在形成,产业链韧性进一步增强。  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同时必须看到,我国农机装备还存在不少短板弱项,主要体现在烘干、仓储、加工等粮食产后环节的机械化率有待提升,不少果、茶等经济作物仍“无机可用”,以及部分关键核心技术、重要零部件自给率不足等方面。  补短板强弱项,关键在于抓重点、攻难点,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着眼于农业急需、农民急用,聚焦大型大马力机械、丘陵山区适用小型机械以及智能化等领域的农机装备短板,扎实开展攻关,补上农机领域突出短板,才能实现农业机械稳链强链。要围绕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提升单产、大豆油料生产水平提升、现代设施农业和智慧农业发展等重点工作,加力推进高性能精量播种机、轻简型玉米收获机、移动式烘干机等急需急用农机装备的研发应用。  农机研发生产和推广应用是个系统工程,单打独斗、单兵推进很容易事倍功半。基于此,应全产业全链条协同推进农机装备补短板和农业机械稳链强链工作,既着力打造具有生态主导力的产业链“链主”企业,充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也注重促进产学研、上下游协同攻关,培育建设农机装备特色产业集群。强化政策协同,发挥产业、科技、财政税收、金融保险、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合力,形成“一盘棋”机制,才能造出更多先进的农机产品,并且让广大农户买得起、用得上、用得好。
四川在线 | 分享: 2023-11-28
四川三农新闻网绵阳讯(通讯员 长河川淼)深化新思想主题教育,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严格把准政治方向,结合党建经济工作目标,坚决防止形式官僚“两张皮”,增进严督实导,面向基层、面向群众,不断把破解矛盾困难问题走深走实,确保主题教育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有力有序推进。贯彻新思想推动党建强实干,须牢牢把握主题教育总要求、目标任务、方法措施,突出群众意愿与问题导向。夯实各级联系指导单位,着力破解绿色高质量安全发展卡点化解急难愁盼。综合方式方法,提高工作针对性、实效性,杜绝不良倾向。将主题教育同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深度融合。运用统筹协调,衔接联动,保障以高质量建设发展推动主题教育高质量开展。全面提高机关党建质量,是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要部署。以全要求、严基调、治理念夯实机关党建,就应通过新思想主题教育把党和政府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这是党和政府各级机关组织共同的使命任务,务必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要将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牢固发展意识,忠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政治责任担当,创建模范机关。贯彻新思想推动党建强实干,要坚持书记抓、抓书记,重点抓、抓重点,统筹抓、分类抓,把党建经济阶段性责任压紧压实,确保各项工作职能职责落到实处。要通过机关党建,严肃政治方向,运用问题导向,开门搞调研,为党建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四川三农新闻网 | 分享: 2023-11-27
(熊茜)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强调,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把乡村振兴摆在治蜀兴川的突出位置,在推进乡村振兴上全面发力。推进乡村振兴,必须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充沛的政治潜能。充分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独特优势,把全过程人民民主嵌入到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中,能够调动多元治理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实现乡村有效治理,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最根本的人民立场凝聚乡村治理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要广泛吸纳各类主体并建立共同的情感链接,形成共同目标和群体文化。民主与治理现代化相伴相生,全过程人民民主具备“治理民主”的鲜明特征,它的主体是人民,人民性是其本质属性。在乡村社会中,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全过程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将“治理为了人民、治理依靠人民、治理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内化为治理主体共同的价值追求。把全过程人民民主嵌入到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中,就是要让全体村民在民主实践中产生紧密的情感联系,形成共同的价值目标,从而增强治理主体的集体凝聚力,激励治理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  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最广泛的民主参与实现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互动。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需要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只有在合作治理的框架体系下,主体之间开展相互交流沟通协商,才能把人民动员起来,共同为乡村治理贡献力量。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广泛的民主,内容涵盖乡村振兴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使得差异化的主体能够通过各类民主渠道,广泛参与到对乡村治理共同目标的规划上来、广泛参与到对乡村治理的政策规章设计上来、广泛参与到探索高效乡村治理的工具上来、广泛参与到执行乡村治理的各项任务上来、广泛参与到评估乡村治理的成效上来。将全过程人民民主嵌入到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中,能够让乡村治理中的各类主体如基层政府、村民自治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市场主体、村民、乡贤精英等,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中,以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互动,在积极有效的合作中汇聚乡村治理的合力。  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最真实的民主制度实现乡村治理人人尽责。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需要持续推进治理制度创新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只有通过广泛多层的制度设计、丰富多样的平台方法,才能为乡村治理有序化、科学化、高效化提供坚实基础。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真实的民主,具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这些制度程序,真实呈现出中国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构建出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既确保了人民享有最基本的投票选举权利,又提供了人民广泛参与的多元渠道,还充分契合了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所需的功能完备、结构完整的制度要求。近几年,不同地域、不同村镇社区都结合自身的条件与资源,设计出民主协商会、民主恳谈会、听证会、“小院议事厅”“坝坝会”等各具特色的实践平台,这些平台机制尤其适用于解决乡村治理这一基层场域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最管用的民主效能确保乡村治理成果人人享有。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需要通过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以达到人人享有的最终目标。人人享有的目标意味着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必须立足于绝大多数主体的共同利益,既要做到过程的公平正义,也要做到结果的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民主政治赖以生存的合法性基础。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管用的民主,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民主。它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是要在承认与尊重多元主体差异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包容和满足各种利益诉求,解决最广大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民主。将全过程人民民主嵌入到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之中,就是要在面对乡村振兴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生态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利益相关问题时,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效能,确保乡村治理的各类主体始终享有公平的权利与平等的机会,实现人心齐、行动同、村善治,推动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迈出新步伐。  (作者单位: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主协商视角下石榴籽调解模式的实践优化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四川日报 | 分享: 2023-11-27
(胡勇 刘金华)近年来,四川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村级债务的清理、化解与防范工作,村级债务总体规模得到较好控制,化解急难债务成效明显,但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化解与抑制村级债务对构建宜居宜业城乡环境、推动城乡产业深度融合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近期深入四川部分地方48个村进行调研,就化解与抑制村级债务提出六条建议。四川村级债务类型及其成因  村庄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债务。以修建村公路形成的债务为例,主要有两类:一是经村规划、申报,然后由县级主管部门核准、审批的项目。如德阳市某村修一条8公里的通村公路,规划立项审批后,需要资金200万元,资金来源比例为省级财政专项资金100万元,县财政配套90万元,村配套10万元(以村劳动力出工计算),项目由该县交通运输局负责监管,由该村负责项目实施(业主)。村公路修完结账时,省级专项资金全部到位,县财政配套70万元,村级配套出工不够,影响进度,施工单位另请民工代劳或机械施工完成,产生4万元出工费,共计形成24万元债务。二是非经规划申报审批的项目,临时行政安排或特殊突发情况修建的道路。如南充市一村召开全县现场经验交流会,但有一段通村公路影响车辆进出,于是村里就临时找人修建,共耗资约5万元,因为该项目没有经过规划报批,形成的5万元债务至今未支付给施工方。实际上,村庄建设进程中修建其他基础设施形成债务的成因与修路债务的成因类似。  村集体经济投资失败产生的债务。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经营不善、超前投资等因素,导致村集体负债。调研发现,绵阳市某村在发展集体经济过程中,由于市场不确定性等因素,导致集体在投资养猪项目时失败,银行借款有40万元左右,主要用于养猪场配套设施建设与购买猪崽,本金一直没有钱还,每年仅支付银行利息,已有6年。类似的村集体投资超前或失败的负债行为,导致村集体信誉下降,也可能导致村集体经济组织陷入财务困境,难获得新的融资,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压力增大。  财务工作不规范放大的债务。一种情况是财务工作不规范导致部分村级债务放大。调研中了解到,市县在整理统计村级债务过程中,发现财务做账不规范,存在放大村级债务的情况。如遂宁市某村“一事一议”项目结算完成后,“专项应付款”的经费结余没有进行财务处理,实际上是村里的盈余,却做成了村级负债。类似这种财务不规范问题,既影响了村集体经济组织健康发展,也影响各级党委政府决策。另一种情况是财务工作监管不到位增加村级债务。在村级财务没有纳入“三资”(资源、资产、资金)平台中心系统之前,财务监管很不到位,存在虚假记录、超预算开支、乱开支等情况。  特殊情况产生的债务。一是农业税费时期为村民垫付的债务。在农业税费没有减免之前,有少数村民因各种原因没有上交农业税费,村里为完成当年征收工作任务硬性考核指标,以村名义借款把拖欠的税费上交给乡镇。国家取消农业税费后,明文规定不允许向农民征收农业税费,但之前欠交农业税费的村民一直没有把村“两委”垫付代缴的费用还上,村里也没有钱偿还这笔欠款。四川于2010年启动了个人垫交税费债务化解工作,省财政拨付化债激励性财政补助资金进行清理,但目前依然有部分未化解掉的税费债务挂在村账上。二是应急工作与特殊任务产生的债务。为应对脱贫攻坚、疫情防控和其他特殊情况等产生欠款,该类债务化解面临着事出有因、偿还无期的困境。化解与抑制村级债务的对策建议  一是开展偿还债务正确观念教育。对于村债,不论是该村所属的县级相关部门,还是村干部与老百姓,均需树立正确的债务观。对化解存量债务,村“两委”要坚持“新官理旧债”,把化解村级债务摆在重要位置,增强还债的责任感;村民要认识到,一旦本村有了盈利收入,就有义务偿还债务,避免发生居民代表大会或全体村民大会表决时拒绝偿还旧债;政府部门对由于配套资金不到位、临时性行政工程项目等原因造成的债务,应统筹解决。对于防止新增债务,应建立健全村级举债申报审批制度,坚持“谁审批、谁负责”“谁举债、谁偿还”“谁职责、谁负担”的原则,严格追责制度。  二是通过核销方式消除部分债务。针对被放大的不实债务和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可以核销的债务,建议采用如下核销方式:由县乡镇统一甄别村级债务账目,尤其要甄别可能被放大的债务账目,通过调账、合账等方式销掉被放大的村级债务,同时开展村级财务人员培训,提升村级财务人员工作能力;针对债权人不实、债权人自愿放弃债权等情况,与相关债务关联人深入沟通后,经全体村民大会表决同意,可以核销掉部分欠款;农业税费时期,村级欠原乡镇(街道)的农民负担的历年农业税欠款,建议通过上级财政统筹化解;上级财政已经统筹化解的债务,或者其他渠道已经处理掉的债务,如通过项目建设或者救灾救济的形式处置了的债务,建议可以直接核销处理。  三是将债务关系从三元变为二元。对于管理体制不清、配套资金不足的工程性三角债务问题,名义上是村级债务,实质是上级部门财政“欠债”,什么时候能偿还完全取决于财政资金什么时候到位。从账目上看,这笔债务不仅显示在村级账目上,也显示在负责资金配套的相关部门账目上,实质上形成了双重负债,放大了债务总量。这种形式的三角债在村级债务中不在少数,建议统一出台文件,规范清理,将债务的三元关系变成二元关系,即“财政配套的相关部门与施工单位之间”的债务关系。  四是增强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能力。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壮大村集体经济积累,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向,也是偿还村级债务的最重要出路。按照“中省尽力补助、市县适当投入”的原则,对纳入扶持范围的行政村给予财政支持,引导市场资金投入,同时推出“惠农担·兴村贷”等农村集体经济的融资渠道,解决农村集体经济融资难题;评估并调整“贫困村产业扶持基金”的用途,将其更名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用于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农村电商、农旅结合等产业业态;将财政投入建设形成的国有资产,按规定程序依法委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持有、管护和经营,其收益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在实施固定资产投资管理的小型村庄建设项目时,对于负债较多、村集体经济较为薄弱的村,依照《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的“简易审批、可以不进行招标”的有关要求,直接通过协商约定方式由村集体组织参与实施,对于必须通过招标,在设置招标条件时,建议充分考虑属地村民参与务工增加收入,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本村村集体组织有机会参与财政投入项目的建设与管理。  五是盘活村集体闲置资源与资产。城市化进程中增加了大量农村集体闲置资源资产,通过资源盘活利用、引入新的发展要素、资源合作利用等方式,化解村级债务。一要摸清村闲置资源资产,根据资源资产种类、利用状况、闲置时长、权属等情况,把农村闲置资源资产划分为闲置宅基地、闲置农房、闲置或低效耕地、闲置荒山、闲置可利用的林地、闲置农业设施和农业产业项目、闲置农机具、闲置水面和滩涂等类型,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把资源变成资产,把资产变成资金。二要找准盘活路径,创新“一村一策”创收模式,偿还债务,这既可以累积偿还村级债务,也可以谋划村级发展。  六是按合适比例偿还村集体债务。针对造血能力不足、存量债务多的村集体,债务偿还方式需要根据村情制定还款目标、分步化债。科学合理制定还款目标。统筹兼顾发展所需、村民所盼、债主所要,制定还款目标、分步还债;合理制定每年还款比例,兼顾公平与发展,稳步推进;加强还款清零过程中的监管监督。落实“村财镇管”制度,统一监管,扎实推进分步偿还计划落实情况。把村级财务纳入“三资”平台中心系统,坚持和完善“四议两公开”制度,做实村民监督,防止分步偿还落空。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科院,本报告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四川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
四川日报 | 分享: 2023-11-27
(庄天慧 蓝红星)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立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立足世情国情农情粮情,着眼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构建国家粮食安全新格局的又一重大决策部署。  “全方位”是总体要求,意味着要改变过去在粮食产业上“重生产、轻流通,重收购、轻加工,重储备、轻市场”的传统思维与做法,将粮食品种研发与繁育、生产与加工、运输与储备、销售与消费、品牌与服务等各个环节和主体链接起来,形成紧密关联、有机衔接、联动配套、协同发展的整体和完整链条,推进粮食产业延链、补链、壮链、优链,实现从抓粮食生产到抓粮食全产业链、从抓粮食产品到抓粮食产业体系、从聚焦粮食产业链到聚焦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三链协同”和产购储加销“五优联动”的加快转变,全领域、全过程、全产业链条构建更高水平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从保障“数量”转换到“数量”“质量”并举,从产得出、供得上,升级到可持续、有效益、竞争力强,从确保口粮安全,提高到确保食物安全。  “夯实”是基本策略,强调在粮食安全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必须扎扎实实推进。既不能“懈怠躺平”,也不能片面“贪大求快”,必须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  “根基”是要素保障,包括夯实粮食安全的三个关键要素,即土地、科技和人。其中土地是根本,是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根本承载,要严格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施,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的物质根基;科技是支撑,是粮食安全效率与效益提升的重要支点,最为关键的是要打赢种业“翻身仗”,加快开展种业领域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和“卡脖子”技术的集中攻关,实现种业科技的高度自立自强、种子来源的真正自主可控;广大农民是主体,土地和科技能否发挥其功效,关键还是要靠人,长久之计还在于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和粮食主产区政府的积极性。  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两年来川视察,都对“天府粮仓”建设作出了重要指示,“要严守耕地红线,保护好这片产粮宝地,把粮食生产抓紧抓牢,在新时代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要抓住种子和耕地两个要害,加强良种和良田的配套,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强调要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建成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基地。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省委全会要求,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需要突出以下几个重点:  要以精准管理守住耕地红线,打造高承载力的“天府粮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建设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必须守牢耕地保护红线,严格执行“长牙齿”的耕地保护措施,探索建立耕地“全要素”保护制度,切实转变只注重耕地数量和质量保护、轻生态等其他要素保护的理念,逐步形成数量、质量、生态、空间、时间五大要素并重的认知,严格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确保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确立耕地资源“全要素”保护制度。创新耕地保护精准化监测机制,实施“耕地智保”计划,重点建设“三个体系”,建设耕地账本“智慧体系”,形成耕地资源空间“一本账”,建设田长“人防体系”,将田长、村级巡查员纳入场景,实现“人田对应”,建设闭环“处置体系”,建立“发现—核实—处置—销号”全流程闭环管理的田长巡查机制。建立耕地保护精准化补偿奖惩机制,形成以绩效为导向的耕地保护激励机制,在经营者耕地数量增加、质量提升后,适当提高补偿标准。此外应把违法用地处罚纳入耕地保护补偿资金来源,拓展耕地保护补偿资金来源渠道。  要以全产业链创新为支撑构建现代化生产体系,打造高科技的“天府粮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需强化全产业链科技与装备水平。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深入开展基因种质资源挖掘与利用,选育推广优良品种,高标准推进种业园区建设,扶持培育一批领军企业,做大做强“川种”产业,加快打造中国西部现代种业发展高地,为国家粮食安全夯实基础。实施全产业链提升计划,以推进建设一批粮食类现代产业园区为抓手,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攻方向,加大粮食领域农机智能制造、农业物联网、传感器等智能设备研发和投入,深入实施“天府粮仓·千园建设”,坚持以粮为主、粮经饲统筹、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发展思路,围绕“一带、五区、三十集群、千个园区”总体布局,突出新建与提质并重、示范与带动并举,“生产+加工+科技+品牌”全产业链开发,分级分类建设一批产业优势突出、要素高度集聚、设施装备先进、发展方式绿色、质量效益显著、辐射带动有力的现代农业园区,引领构建“川字号”优势特色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为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持续擦亮农业大省“金字招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实施粮食品质提升行动,以推动粮食生产全程绿色安全为核心,集成推广绿色高质高效标准化生产技术模式,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减少农药投入,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提升粮食品质。  要以促进粮农持续增收为核心构建现代化经营体系,打造高效益的“天府粮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保障粮食安全,亿万农民是主体。要引导粮农探索多样化农业生产方式,可通过健全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开展联耕联种、土地托管、生产外包等多种灵活方式化解小农户分散种粮难、规模不经济的难点。开发粮食产业多功能性,实现粮食生产与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并通过科技创新与高标准农田建设,节本增效,解决种粮主体不挣钱的痛点。积极发展粮食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全方位、多手段地引育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打通种粮者后继无人的堵点,助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筑牢粮食安全群众之基。  要以大食物观为新理念拓展新空间,打造多样性的“天府粮仓”。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改善,人民对食物的需求也已经从稻谷、小麦等主粮转变为肉、蛋、奶、水产品、果蔬类产品等;近年来,家禽、水产等在居民消费食物中的占比越来越高,这也对粮食生产种类提出了新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老百姓的食物需求更加多样化了,这就要求我们转变观念,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要统筹生态保护与开发,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一致,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与“大农业”“大食物观”相适应的“大粮田”生产格局。因此,在大食物观的指导下,新时代“天府粮仓”的粮食种类不仅包括谷物、油料,还包括肉禽、水果、蔬菜等多样化食物,保障人民的个性化、绿色化需求,要基于大食物观,积极推广营养结构多样化的健康消费模式,建立新型粮食消费体系。要统筹食物供给数量、结构及质量,发挥四川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比较优势,加快循环农业、立体农业、设施农业等技术创新与应用,向森林、向江河湖要食物,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全面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扛起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基地的使命担当。  【作者分别系四川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四川农业大学国家粮食安全与天府粮仓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本文系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新时代打造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研究”(项目编号:SC22ZDYC09)的研究成果】
四川日报 | 分享: 2023-11-27
(肖金成)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县域的常住人口约为7.48亿人,这充分说明了县域经济的重要性,也表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县域经济可分为县城经济、城镇经济和农村经济,现实中,三者是密不可分的,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分类引导县城发展方向  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县域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多数也是交通枢纽。县城所处区域不同,在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城市功能等方面也会有很大不同,应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功能定位分类施策。  都市圈、城市群内的县城作为城市网络的节点,应与群内的大中城市错位发展。都市圈、城市群内的县城一般离大城市很近,交通便捷,便于接受大城市的辐射带动。随着大城市要素成本的提高,产业链条向周边县城延伸,周边县城如抓住机遇,通过承接大城市的知识溢出和产业转移,就能加快发展。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各个县城或县级市的市区经济均比较发达。成都都市圈范围内的县城,由于交通设施网络化水平不断提高,县城的区位劣势在弱化,成本优势在强化,为县城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具有某种资源和交通优势的县城应实现产业多元化。有的县城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或旅游资源,有的县城交通比较发达,还有的县城位于边疆地区,负有特殊的使命和功能。中西部百强县市不少是依托矿产等资源发展起来的。这些县城应在国家的支持下,通过建设高水平的产业发展平台,依托自身优势发展特色经济和文旅产业,提高就业吸纳能力,逐步发展成为先进制造、商贸流通、文化旅游等专业功能县城。位于边疆地区的县城应在国家支持下,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强化公共服务和边境贸易,不断提升人口集聚能力和守边固边能力。  位于农产品主产区的县城应大力发展二、三产业,服务“三农”。这些县城的周边地区农村人口较多,农业发展条件好,农业种植面积大,但工业化程度低,经济基础比较弱,就业岗位比较少,应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做优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更多吸纳县域内农业转移人口。  位于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县城应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一般被划为生态功能区的县域人口数量少,但土地面积大,所在县城应因地制宜推动绿色发展,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和清洁能源,有序承接生态区超载人口转移。国家应通过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和生态补偿制度,增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保障当地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强化小城镇功能  小城镇是连接城市和乡村的重要环节,是城市之尾和农村之首。小城镇一般是建制镇政府的所在地,二、三产业与乡政府所在地相比比较发达,人口规模比较大。小城镇位于分散的乡村和高度集中的城市中间,既是周边农村的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城镇体系的基础层次,填补了城市地区和乡村地区的空间断层。作为城镇体系的重要一环,城镇是农业、农村、农民与城市和国内外市场联系的重要中转站。面对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必然趋势,城镇规划要超前,城镇建设要重视,城镇管理要加强。尤其是城镇的管理体制要创新,要向开放型的现代城市转型,而不再实行农村管理体制,不能把小城镇搞成大农村。  未来将有一大部分农村人口转移到小城镇来,这既是繁荣城镇经济扩大城镇规模的难得机遇,又有利于解决因农民支配的资源少而难以靠农业致富的问题,因此,政府应引导产业和人口到有条件的小城镇聚集,为进入城镇的农民解决好住房、子女就学和社会保障问题。推进就近城镇化而非就地城镇化。就近城镇化就是为农村居民创造到城镇就业居住的条件。要研究城镇布局和城镇发展,编制城镇规划,完善城镇的功能和基础设施,推进城镇管理体制创新。根据城镇发展的基本规律,城镇规模太小,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要素聚集能力弱,第三产业发展难,因此,应根据县域的人口和空间范围合理确定城镇的数量。城镇的规模受到所辐射范围的制约,还受到功能与基础设施完善与否的影响。  城镇政府是国家的基层政权,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层次,具有服务农民、社会管理和公共安全的职责和使命,正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针”的质量如何,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巩固。因此,应强化镇政府的功能,服务“三农”,并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服务带动。  应繁荣小城镇经济,引导产业在城镇集聚。要以农产品加工业和商贸服务业为重点,在城镇形成符合当地特点的支柱产业。除了政府要加大投入之外,应在政府引导下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小城镇开发。必须切实注意防止城镇建设“空心化”的现象。要以主导产业支撑城镇,以乡镇企业夯实城镇,以市场建设激活城镇,以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城镇,尽快使城镇成为农村二、三产业的集中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地、农村商品和生产要素的集散地。加快推进乡村振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到中国农业现代化、国家粮食安全和提高亿万农民生活水平的国之大者,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乡村振兴的目标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县域经济的重点任务,同时应将产业融合、城乡融合发展作为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产业要振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发展设施农业,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既要立足现实,也要按照农业、农村发展的趋势,着眼长远。要重视基本农田建设,改善农田水利灌溉条件,修复年久失修的水利工程,做到旱能浇涝能排,确保粮食增产稳产。  三产要融合发展。三产融合发展即建立新型农工商联合体,农产品销售商、农产品加工者与农产品生产者分享收益,或者是农产品生产者通过订单生产直接面向最终消费者,或者深加工后进入市场,或者由农产品销售者与农民或农业合作社合作,将大量资金投入农业生产和加工,打通城市资本流向农业农村的通道,并与农民或农业合作社分享收益,防止农产品销售形成垄断。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电子商务,把优质特色农产品以合理的价格销售出去,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城乡融合发展是以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为重点,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需要逐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障碍,克服农村体制的封闭性,实现城乡户籍一体化、土地产权一体化、规划建设一体化、交通设施一体化、社会保障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甚至是根本途径。县城和小城镇是城乡融合发展的载体,某种程度上小城镇距离农村更近,距离农民更近,因此,应将小城镇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突破口。(作者系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四川日报 | 分享: 2023-11-27
(杨颖 虞洪)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扎实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决定》。全会指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事关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事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意义重大而深远。我省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扎实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其核心要义是把城市和农村放在平等的地位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系统谋划,立足已有工作基础和现实条件,挖掘好潜力空间、利用好战略机遇,充分彰显城乡功能优势和各自特色,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资料图片历史逻辑:推进城乡融合是时代赋予的重大命题  推进城乡融合,是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乡村发展规律、乡村价值的尊重和体现,更加强调在补农业农村短板的同时,凸显乡村长处、完善城市功能。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的演进脉络高度契合了“自然顺序论→城市偏向战略→乡村城市战略→协调发展论”等经典城乡关系理论所揭示的客观规律,又折射出国情社情发展、国家战略调整和外部形势的变化,总体带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四川顺应国家战略步伐推动城乡发展,既具有全国共同性的阶段特征,也具有四川的特点,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城乡关系的重大变动,可以分为两个重要阶段:一是改革开放以前主要以重大制度安排和特殊事件促进城乡二元关系形成,二是改革开放以来主要通过重大改革和发展战略改善城乡关系。  总体来看,从“统筹城乡发展”到“城乡一体化发展”再到“城乡融合发展”,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城乡发展理念、思路和政策的不断升华和完善。就全国来看,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拓展高质量发展空间、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就四川而言,既有大城市、又有大农村,城乡差距与区域差距交织叠加,城乡二元结构尤为明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任务尤为艰巨和紧迫,推动城乡融合具有现实而深刻的时代背景和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当前,四川正处于工业化由中期向中后期转型推进期、城镇化加快推进期、农业现代化提质增效期、信息化动能释放期。对标党的二十大部署要求,紧扣省情实际和发展阶段性特征,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明确提出“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在时间上同步演进、空间上一体布局、功能上耦合叠加,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省内先发地区同欠发达地区协同共兴。推动城乡融合是持续擦亮四川农业大省金字招牌的强大动力、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有力抓手、是开发乡村多重价值推进区域协同的有效途径、是破解现实瓶颈制约增强发展韧性的关键力量、是建设坚强有力的国家战略大后方的必然要求;推进城乡融合有利于城市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公共服务向乡村覆盖、现代文明向乡村传播,有利于优化城乡空间格局、畅通城乡要素流动、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加快形成繁荣农村与繁华城市相得益彰、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交相辉映的新型城乡形态。理论逻辑:县域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具有天然优势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等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在于,县域作为区域发展的一种特定形式,在区位特征、治理体系、功能地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天然优势。  从区位特征看,县域位于城市和农村区域的结合部。县域涵盖城和乡,既拥有县城的综合承载能力,又拥有广阔的农村发展腹地,并通过作为纽带的乡(镇)形成具有内在紧密联系的合理圈层结构,其城乡空间结构的互补性、城乡社会结构的衔接性特征决定着县域具有独特的兼容性优势,是密切城乡连接、实现城乡共荣的关键环节。  从治理体系看,县域处于宏观与微观政治的交汇处。在我国发展历史进程中,长期以来县域就是国家治理的基本行政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县一级承上启下,要素完整,功能齐备,在我们党执政兴国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居于重要地位。”县域既具有相对完备的治理体系和政治功能,又具有政策制定和资源统筹的能力,在国家战略和基层实践之间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及因地制宜优化政策资源配置的独特优势。  从功能地位看,县域居于城市和农村要素的中转站。县域连接城市、服务乡村,城乡空间的异质性让公共服务、人才、资本、现代文明和信息等城市要素与土地、劳动力、乡土文化、农副产品和生态环境等乡村要素既具排斥性又具互补性,县域具有空间网状布局和城乡双重要素禀赋特征,是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重要载体,对于畅通城乡要素循环、构建城乡经济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四川是全国县级行政区数量最多的省份。一方面,县域在全省地位尤为突出,全省128个县域(含县级市、不含区),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县域;另一方面,县域发展不充分问题突出,县域空间规模、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以说,四川城乡融合发展不充分、不均衡问题很大程度上由县域发展水平所决定。因此,县域是推进城乡融合的主战场。现实逻辑:系统推进是实现城乡融合的关键所在  全会既瞄准四川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现实短板制约“对症下药”,又着眼未来发展趋势构建理想城乡关系的战略需求“统筹施策”,围绕“兴产业、活要素、优服务、强治理”,提出着力写好要素、产业、设施、治理“四个融合”大文章,统筹推进城乡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相互融合和协同发展,描绘出了走出符合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具有四川特色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子的美好蓝图。  着眼解决流动不畅问题,推进要素融合。市场机制是推动生产要素流动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运行机制,但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往往面临多重制度壁垒。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四川无论是城乡要素流动的规模,还是流动的范围、程度均大幅提高,城市资本、技术、人才下乡从事农业农村资源开发和乡村产业发展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但人才、资金、土地等要素尚未在城乡间实现充分双向自由流动,要素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规模和程度远远大于城市要素流向农村的规模和程度,二者之间不均衡和不对称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劳动力流动上,普遍存在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出和人才“引不进,留不住”并存的困境,农村“老龄化”“空心化”问题尤为突出。土地流转上,农村承包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未能有效盘活,建设用地大量闲置与发展用地保障不足并存。资金流通上,农村金融市场培育和发展滞后,农村资金外流严重,社会资本进入农村的“弹簧门”“玻璃门”还没有完全破除。因此,针对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政策限制与市场分割的双重阻碍,全会紧紧扭住“人、地、钱”三个关节点,致力于破除以土地为主的农村资源大量闲置和低水平利用制度瓶颈、营造城市人下乡和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的良好制度环境、健全社会资本入乡和金融支农的引导制度,有序引导人才到农村、资金到农村,让农村土地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利用。  着眼解决联动不足问题,推进产业融合。城乡产业融合均衡发展是实现理想城乡关系的基础支撑。产业是社会分工和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产物,它随着社会分工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而发展。农业是工业、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工业是农业、服务业发展的加速器,服务业为农业、工业发展提供信息、金融、物流等配套支持和品牌营销、旅游等增值渠道,三者具有内在的依赖、互补、互促关系。但是,从产业链条看,产业环节缺失、产业链短、产业体系不均衡导致城乡产业浅度融合和同质化。从产业结构看,城乡产业间发展不均衡造成城乡之间产业出现浅层次融合和同质化发展问题。特别是在乡村旅游休闲业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了显著的同质化倾向,导致大量乡村建设用地等资源的浪费。因此,针对城乡产业链条不完备与体系不均衡的双重短板,全会着眼于增强城乡经济联系,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充分发挥农业大省的资源优势,推动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融合发展,从而实现三次产业协同增效,并把产业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  着眼解决供给不均问题,推进设施融合。随着城乡关系的变迁,城乡居民福利一体化、趋同化要求不断加大,但自上而下的公共品供给机制导致城乡公共品出现了供需矛盾。从城乡基础设施来看,覆盖面和管护水平差异大。城市在水、电、路、气、讯和快递物流等方面都较为完善,居民日常生活十分便利,但乡村基础设施短板依旧明显;城市管护机制较为完备,而农村基础设施普遍存在“重建设,轻管护”现象。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来看,资源分布总体呈现“城挤、乡弱、村空”的现状。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距大,农村社会保障标准较城市整体偏低,同等档次的低保、特困救助,农村比城市普遍偏低。因此,针对城乡公共品供给效率递减与结构失衡的双重瓶颈,全会致力于缩小基础设施“硬差距”,加快填补公共服务“软落差”,从而不断提高城乡基础设施完备度和公共服务便利度。  着眼解决管理不优问题,推进治理融合。在“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指引下,我省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全省乡村治理效能得到大幅提升,但与全国相比,随着乡村人口老龄化加剧,广大丘陵、山区“空心化”现象突出,自治能力弱,加上乡村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复杂化的发展趋势,对传统乡村治理机制形成了新的挑战。因此,针对城乡协同共治需求增加与治理难度加大的双重压力,全会致力于强化党建引领、文明善治和法治保障,通过优化县乡村三级治理体系、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推进县乡村治理数字化,推动城乡全社会成员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全方位提升,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水平融合。(作者分别系四川省社科院院长、教授,四川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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