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机制强支撑拓渠道 让乡村留住人才

四川农村日报讯 王翠菊 记者 刘佳 周颖昳　　乡村振兴需要激活“人地钱”三要素，其中“人”是根本。乡村要发展，离不开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工作队伍。　　农村如何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在今年的省两会上，不少省人大代表围绕相关话题建言献策。　　建机制多措并举育才留才　　“农村亟需人才。以遂宁市为例，目前留在农村创办龙头企业、领办农民合作社、发展家庭农场的人员普遍年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在重点培育的3000多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不足5%。”省人大代表杨茂君表示，各地注重人才引进，但在对象遴选、培育方式、政策支持等方面不够精准，不能适应乡村振兴的需求。　　为此，他建议建立健全育才留才配套服务机制。　　首先是激活现有人才，他建议对农业经济管理、畜牧兽医等紧缺高层次人才推行“特聘”制度。从大学生、乡土专家、农业经营主体技术骨干中招募一批特聘农技员，并制定激励政策，完善考评机制，解决乡镇农技人才短缺、队伍不稳的问题。　　其次是激励乡贤能人回馈故里，建立配套机制鼓励乡贤回村任职。同时，也要建立农民培训与成人职业教育衔接培养机制。另外，还应采取“一帮一”方式，重点培育一批农业职业经理人、农产品生产、加工和营销能人，并建立评价机制。　　强支撑让种粮农民能赚钱　　省人大代表李相德，是眉山好味稻水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在当地的规模种粮面积已逾4万亩。在他看来，只有让种粮农民能赚钱，才能让更多的人愿意留在乡村。　　如何实现？他认为这必须有效地应对市场压力和气候压力。以去年为例，大宗原材料的涨价，导致该年农药、化肥、种子等投入品大幅涨价，前端的涨价必然影响后端的增收，这是来自市场的压力；另外，农业一直被认为是看天吃饭，在粮食收获季遭遇雨水容易霉烂，这是源于气候的压力。　　“要有效应对这些问题，就需要有流动资金。有了资金，我们可以在农资淡季的时候购进农资，可以将收获的稻谷存贮或加工成大米进行销售。”因此，李相德代表认为应强化金融服务支撑，让想种田的人能种田，会种田的人能赚钱。　　为此，他建议开展粮食抵押融资试点。一方面银行按照合作社实际能力进行额度授信，政府进行担保。合作社将粮食烘干存入仓库，银行根据实际入库粮食数量，按相关标准进行放款；另一方面，政府、银行严格监督合作社粮食质量、数量等情况，并设置专门账户实现专款专用。　　拓渠道让乡村青年有盼头　　“发展产业，乡村治理都需要有思想有文化有担当的年轻人，而年轻人需要什么？好的成长空间和上升渠道。”省人大代表赵思学表示，现在农村基层干部待遇相对较低、发展前景不广的问题仍然存在。　　“目前各个地方均出台了一些针对优秀基层村干部的选拔政策，但条件相对较高，只有少数人符合选拔政策。其他村常职干部均不符合政策要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为此，赵思学代表建议相关部门在研究出台优秀基层村干部选拔政策时，可结合实际情况放宽范围，让基层村干部思想上有盼头，工作上有劲头，促进乡村振兴人才支撑保障。同时，还应加大对农村返乡创业青年人才的扶持力度，鼓励更多优秀青年返乡创业，为村级后备干部培养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四川在线 ｜ 分享： 2022-01-20

“十四五”：乡村建设进入数字驱动新阶段

　　（盘和林）“食为政首，农为邦本。”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在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等各个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方向，日前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赋予了数字乡村更多内涵和动力，数字乡村建设进入数字驱动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我国近年来高度重视数字乡村建设，采取了一系列举措。2018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实施数字乡村战略；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部署了加快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村数字经济等十项重点任务；2020年，农业农村部等有关部门相继发布《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2020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以及《关于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工程。　　乡村兴则国家兴。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脱贫攻坚战，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11年跑赢城镇居民，“十三五”期间农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长6％，高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缩小。“十三五”规划的圆满完成，标志着“十四五”期间我国三农工作的重心，已从脱贫攻坚转向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数字乡村建设。　　农业全链条数字化转型升级　　现如今，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展开了深度的全链条应用。数字要素释放出对农业发展的叠加倍增效应，数字创新驱动正在谱写着农业数字化新篇章。　　数字技术应用于农业种植、生产加工、销售和物流等各个环节，建立起农产品全产业链数据资源体系，大大延长了农业产业的数字链条，让原本割裂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得以有效链接和延伸，并且通过实现农业生产、人才、资金、资源等要素之间的高效协同发展，围绕供需平衡分析、监测预警、创新生态等方面提供智能化服务，为农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持。　　智慧农业是建设数字乡村的重要一环。智慧农业带来了农业生物技术、机器和装备工具三要素的数字化革新，引领农业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革。养殖过程的自动化和无人化，依托于人工智能技术得以实现，有利于疫病防控和精细化养殖；“一物一码”技术能够追溯农产品信息流向动态和原产地，帮助政府部门实现智慧监管；数字化工厂集合智能化温室建造技术、全天候气候控制系统、自动化种植系统、园区信息化管理系统等多项农业科技技术，推动农业生产经营朝着标准化、数字化、产融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此外，“农产品＋直播”等数字营销模式，正是利用数字信息技术解决了农民卖货难、农产品供需失衡等信息不对称问题，有效弥补了城乡数字鸿沟；“互联网＋农业＋旅游”等新业态，以村落文化为特色、自然资源为基础，借助数字媒体与文旅联动，既促进了农产品的销售，也起到了振兴乡村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农业数字化发展中，还需强调人才的支撑作用。要通过创建数字农业创新基地，推进产学研与农业工作深度融合，培育出一批农业技术型和应用型人才，并吸引更多高学历人才投身数字乡村实践，让专业技术人才在大有可为的农业数字新时代里大有作为。　　数字乡村赋能农村“智”治　　在传统的乡村治理过程中，有时存在着村民参与治理程度低、决策有失时效性和科学性等问题。由于信息壁垒的存在和决策权的过度集中，乡村治理效率受到一定限制。这样长此以往，无法满足日益繁杂的农村事务治理需求，对乡村治理可持续发展可能带来不利影响。　　值得欣慰的是，在数字乡村战略下，数字技术正嵌入乡村治理的路径中，开启了乡村治理新模式。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数字乡村建设助推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以往的乡村治理，大多依赖于以基层干部为主的力量来推动，而作为乡村治理主体的农民参与度则不够。数字技术在农村的广泛普及，让基层政府、企业、媒体、社会组织、村委会等多元主体间的角色定位更为清晰，信息传递更加高效，不仅使得村民个体能更方便地参与到乡村公共治理中，提升村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还能促进各主体之间形成更为协同、平等的合作关系。　　第二，数字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治理方式数字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能够高效收集并处理关于教育、养老、医疗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环境监测等方面的数据，为治理决策提供技术支撑，提升了乡村治理决策的效率和科学性。具体来说，一方面，数字乡村通过建立数字乡村信息化平台，让信息传递和整合过程都变得高效透明，推动了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另一方面，通过搭建集体产权交易平台和智慧监管体系，为“三资”管理提供了新手段，有助于盘活农村集体资产资源，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第三，数字乡村建设重塑乡村治理体系和逻辑。数字乡村不是简单的数字化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更是对乡村社会结构治理体系的重塑。其关键在于，利用数字技术解构并重塑传统意义下乡村治理主体、客体和对象之间的运作机理，建立起数字时代下共建共治共享的智能化乡村治理体系。数字乡村建设正推动着乡村治理从过去被动的事后执法，转变为主动的事前防控和事中处理；从基于经验，转向基于数据的决策方式。现如今，乡村治理方式正朝着协同共享、精准科学的方向发展。　　例如，“数字乡村一张图”利用遥感测绘、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智慧脑”，实时掌握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变化，让基层群众可视、可触、可参与，实现健康状况实时监管、政务信息线上透明监督，开启了乡村治理“智”治的新模式。　　农民共享数字乡村发展红利　　在改善民生方面，数字乡村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数字乡村服务平台不仅包括产业服务数字化平台和治理服务数字化平台，还包括集村庄信息发布、乡情纽带系统、三农科教服务、惠民综合服务等方面的民生服务数字化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城市数字化基础设施还将继续向乡村覆盖，促进要素在城乡间双向自由流动，让广大农民共享数字经济红利，使之成为数字乡村的最大受益者。　　第一，三农科教服务让农民更智慧。通过整合相关科教资源，专门面向农户提供线上技术推广、农业专家在线咨询、农业技术培训以及农村人才在线学习等一体化服务，能有效提高乡村民生服务数字化水平，让农民知数字、懂数字、建数字、用数字，实现在生产、生活方式上的智慧化转型。　　第二，惠农综合服务让村民生活更便利。惠农综合服务社将综合服务社、电商服务点以及垃圾分类站等服务设施融合在一起，打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不仅可以免费提供快递代收代发、代缴话费等服务，还能提供农资产品线上线下交易、申请惠民补贴等服务，为广大群众提供更为高效温馨的便民服务。　　第三，金融惠农助力乡村振兴走向快车道。商业银行开展的涉农金融，为解决广大农户贷款难的问题提供了新的突破口。在强化金融科技赋能与涉农大数据运用方面，通过大数据技术引入农险等特色数据，可以构建农户风险画像，提升对不同经营类型农险客户风险评价的精准性，增强其风险防范能力。同时，在创新推动金融产品下沉方面，推出乡村振兴系列理财产品，并为农村信贷提供直通车服务，促进了金融科技保障乡村经济发展。　　第四，数字乡村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网络基站普及，使得农村区域基本实现了互联网全覆盖，有效解决了农村群众可能面对的信息孤岛困境。随着5G技术的下乡进村，村民可以通过远程医疗平台，连接到上级医院远程挂号，进行实时诊断和远程会诊。“基层医通”平台能通过信息化手段，支持各级医院实现会诊资源共享、双向转诊等功能，有效缓解了城乡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仅如此，在5G、大数据等技术的助力下，2020年底实现了农村义务教育网络教学环境全覆盖，一些地区也开展了“同步课堂”，实行城乡结对帮扶计划，通过互联网打破时空界限，让教育更加融合、开放、共享，大大促进了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作者系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2-01-19

民革四川省委：做优做强“川字号”农业品牌，助力乡村振兴

（记者 张诗若）1月17日，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在成都开幕。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省政协委员带来了许多好建议、好对策。其中，民革四川省委带来的集体提案《打响农产品特色品牌 助力乡村振兴》，从做优做强“川字号”农业品牌为出发点，为我省乡村振兴提供了“好点子”。提案介绍，近年来，我省积极开展“川字号”农业品牌创建行动，初步形成了万千企业争创品牌、特色产业竞相发展、千万农民增收致富的生动局面，为我省乡村振兴汇聚强大合力。在做优做强“川字号”农业品牌方面，我省还存在缺乏权威农产品品牌体系、品牌运营后劲不足、品牌内涵未获得普遍认同、尚未形成龙头企业支撑优势品牌的格局等问题。对此，民革四川省委建议，以产业为引领，完善品牌体系，提升品牌统筹力。引领品牌从产品战略走向产业战略，系统推进品牌建设，构建“一十百千万”特色农产品品牌体系，结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分层分级评选千个市级产品、万个县级产品。同时，明确运营主体，完善工作机制，提升品牌发展力。设立省级农产品品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建立完善工作推进机制，强化协会在品牌维护中的监督管理作用，形成品牌价值共同体。充分吸纳运营主体、企业、农户、消费者等共同参与品牌建设，用参与感提升认同感，用透明度提高信任度。为进一步强化品质，提升品牌支撑力，提案建议推进农产品全产业链统一标准，实施品牌全产业链标准化管理，严格准入制度、监督制度，建立品牌信用档案。构建品牌科研体系，加强改良升级研发力度。此外，提案还建议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鼓励品牌“走出去”，促进三产融合发展。鼓励支持龙头企业加快规模扩张和多元化发展，鼓励优势品牌带头争创省级特色农产品品牌，扩大“川字号”农产品的全国影响力。积极探索“产业园区+文化旅游+沉浸体验”模式，充分挖掘品牌价值，将品牌资源变优质资产。

四川经济日报 ｜ 分享： 2022-01-18

“青花椒”侵权案 给“川字号”农产品带来哪些启示

（记者 王成栋 文露敏）在诸多业内人士看来，要避免“青花椒事件”再次上演，背后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农产品的品牌建设。如何让其他企业不敢“碰瓷”？　　“花椒分为红花椒和青花椒两类。在四川，两者的产量和面积都居全国第一。”省植物工程研究院院长吴银明介绍。虽然青花椒的普遍种植与食用历史只有短短40余年，但我省青花椒种植面积已达300万亩左右，主要产区分布在盆周低山丘陵区，面积占到全国的六七成。　　作为花椒大省，为何省内企业频频因为产品名称成了“被告”？川内某知名调味品企业负责人坦言，作为有名的“致富树”，过去十年间，借助新一轮退耕还林和脱贫攻坚，四川花椒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但这种发展，主要集中在种植环节，“只是面积和产量上去了，却没有全省性的商业品牌或者区域公共品牌。市场交易体系搭建、品牌打造等领域的表现，并不能与全国花椒第一大省地位相匹配。”　　不少花椒种植和加工企业坦言，四川的花椒品牌目前多数停留在以产出为主导的县（市、区）级层面。如“汉源花椒”“平昌青花椒”“茂县花椒”等。　　但放眼省外产区，多数已步入“区域公共品牌+企业自有品牌”之路。即，政府注册区域公共品牌并指定品牌使用办法和产品标准。企业的产品只要合格，即可无偿使用公共品牌。　　“人家的企业有双重保护，一层是公共品牌，保护的是大区域、大产地；一层是企业自己，保护的是自家产品。”一位青花椒销售商坦言，本次陷入“侵权”风波的企业，绝大部分是四川企业，原因正在于此，“其他产区上海万翠堂根本不敢‘碰瓷’，因为人家品牌注册得比它早，而且是以政府推动的公用品牌形式存在的。”　　比如，同样是种植青花椒，重庆江津区早在2004年便申请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随后注册成功“江津花椒”并成为区域共用品牌。2019年11月，“江津花椒”上榜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去年7月，“江津花椒”更是入选中欧地理标志第二批保护名单。如何避免类似事件再次上演？　　省花椒产业发展促进会会长王明珏介绍，去年底，省花椒产业发展促进会分别联系全国花椒行业专家、全国各地花椒协会、律师、商标代理机构召开紧急电话会议，针对“侵权”事件进行讨论。初步得出的结论是：青花椒就是花椒的一个种类，也是属于公用名称，该案是恶意抢注商标行为。　　多位律师向记者表示，以将农产品种类名称注册成商标并采取“游击战”和“袭扰战”方式（反复起诉与撤诉，让被告方疲于应付）试图逼迫其他企业就范（逼迫企业和解并赔偿），影响极坏。　　不过，着眼未来，吴银明等人呼吁，应参照川茶的“天府龙芽”和川油的“天府菜油”等已有省级区域公共品牌做法，打造更多包括花椒在内多个“川字号”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以避免类似事件再次上演。　　“四川是农业大省，多项农产品位居全国前列。比如，晚熟柑橘、红心猕猴桃等。”省社科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意味着前述四川农产品建立在区域内独特自然资源或产业资源的基础上，具备产品和资源优势，具备“上户口”——设立区域公共品牌的条件。　　不过，根据此前农业农村部等部委规定，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权益不应属于企业、集团和个人所有。“而且，我省的大部分涉农企业规模都不算大，也无法去管理这个区域公共品牌。”因此，业内人士呼吁，产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加快品牌注册、设立并强化管理，既能引领“川字号”做大做强，也能维护企业和农户的权益。

四川日报 ｜ 分享： 2022-01-14

修改后的《种子法》新在哪里？

　　（杨东霞 陈素华）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发展现代农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种业振兴需要多方面的支持，法治保障是关键。2021年12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简称《种子法》）的决定。修改重点在于五个方面：完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激励育种原始创新；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完善法律责任；强化放管结合。　　一是完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新《种子法》通过扩大植物新品种的保护范围、扩展保护环节，强化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设计，加大保护力度，实现对植物新品种权的全链条保护。为平衡品种权所有人与收获材料的经营者等其他主体的利益，规定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对繁殖材料已有合理机会行使权利，不再对收获材料行使权利。　　二是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新《种子法》中第一条开宗明义将“加强种业科学技术研究，鼓励育种创新”列为立法目的。并在第十二条增加了国家支持生物育种技术研究的规定，在第六十三条规定：“国家加强种业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保障育种科研设施用地合理需求。”　　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市场上与原始品种竞争，所获得的收益与付出的成本、承担的风险严重不对等，对于原始育种者显失公平。新《种子法》建立了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激励育种创新，通过建立利益调节机制，加强对原始育种者的权利保护，从源头上解决种子同质化难题。　　新《种子法》第二十八条第四款明确规定，对实质性派生品种实施以商业为目的利用时，应当征得原始品种的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的同意。实质性派生品种的认定需要借助现代技术，通过量化的方法来确定派生品种与原始品种之间遗传特性的相似度。为此，新《种子法》第二十八条第五款规定，由国务院对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的实施步骤和方法作出规定。　　三是加强种质资源保护。新《种子法》在第九条增加了“重点收集珍稀、濒危、特有资源和特色地方品种。”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向境外提供种质资源，或者与境外机构、个人开展合作研究利用种质资源的，应当报国务院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批准，并且，国务院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应当将批准情况通报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四是完善法律责任。为提高对侵害植物新品种行为的威慑力，新《种子法》加大了对侵犯植物新品种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落实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对故意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加大了惩罚性赔偿数额。新《种子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权利人损失、侵权人获利或植物新品种权许可使用费可以确定数额的，将赔偿数额的上限由三倍提高到五倍，难以确定数额的，将赔偿限额由三百万元提高到五百万元。同时，加大对生产经营假、劣种子的处罚力度。将生产经营假、劣种子处罚的货值金额的基础界限从一万元提高到二万元，对生产经营假种子货值金额在二万元以下的，处罚金额从“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提高到“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将生产经营劣种子的货值金额在基础界限以下的处罚金额从“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提高到“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五是强化放管结合。第一，明确职责。对第十一条第一款和第三十一条中省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审核权的性质做了明确界定，即属于方便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的程序。明确向境外提供种质资源，与境外开展合作研究利用种质资源以及种子进出口生产经营许可证由国务院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批准。国务院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可以委托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接收申请材料。第二，放管结合。根据新《种子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由于不可抗力原因，为生产需要必须使用低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标准的林木种子的，不再需要单独审批。第五十七条规定，放宽了对非农作物种子进出口业务的监管，只有从事农作物种子进出口业务的，应当取得种子进出口许可，而从事非农作物种子进出口业务，无须取得种子进出口许可；取消了林木种子的进口审批。　　除此之外，新《种子法》还通过强化对种子生产特别是果树种苗生产检验、检疫管理来规范种子生产经营行为，防止携带疫病果树种苗进入市场。　　《种子法》的修改是我国种业法律制度建设中的一件大事。修改后的《种子法》体现了新发展理念，尤其是我国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决心，回应了种业振兴制度需求，将为种业振兴、夯实我国种业基础发挥重要作用。（作者单位：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农业农村法治研究中心）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2-01-12

加强乡村治理重在出实招见实效——五论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评论员)“郡县治，天下安；乡村治，郡县稳。”乡村的稳定与善治，历来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是我们党执政大厦的地基”“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维护好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提出了具体要求。迈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征程，我们深刻认识到，越是在新阶段关键期，外部环境越是错综复杂，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越为艰巨繁重，越需要高度重视乡村治理，提振农民精气神，以善治乡村为开新局、应变局、稳大局提供基础支撑和保障。　　乡村治理是最基层的社会治理，同时也是最综合的社会治理，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这项工作抓好了可以凝心聚力，稳住农村这个战略后院；抓不好就可能导致人心离散，甚至激化矛盾引发社会不稳。农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要求日益增长，迫切需要将乡村治理抓紧抓实。然而，由于乡村治理的目标难以量化、缺少抓手载体、成效难以考核等原因，这项工作往往被认为“不好抓”，因此在一些地方不被重视，甚至有所忽视。　　事实证明，乡村治理抓与不抓不一样、大抓和小抓不一样、虚喊跟实干更是大不一样。近年来，随着乡村治理工作不断深入推进，各地重点围绕共性问题以及难点、痛点、堵点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党建引领、村民说事、一村一法律顾问、积分制、清单制、数字乡村治理等各种创新性做法不断涌现，“三治”结合实现形式更加丰富，其中不少治理方式由于探索创设了细化标准、规范程序和评价机制，体现出较强的实用性、可操作性和可借鉴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接下来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重点就是要务实功、出实招、见实效，让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进一步提升。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首先要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总书记多次强调，“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关键。”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在乡村治理中的显著优势，进一步增强全国128万个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引导力、号召力，选优配强农村基层党支部书记，建立选派第一书记长效机制，发挥党员在乡村治理中的先锋模范作用。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加强基层党组织对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各类乡村组织的领导，不断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要扎实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相对城市滞后，主要滞后在适应农民群体特点的平台载体少。要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方法，积极探索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融合发展的具体方式，增加形式多样、接地气的乡村文化产品供给，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引导农村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要持续推动农村移风易俗，划清传统礼俗和陈规陋习的界限，坚决反对各种不良风气，重点解决好高价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等群众反映强烈、社会舆论普遍关注的突出问题。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还要切实维护农村社会平安稳定。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动，不可避免会带来各种矛盾冲突。化解矛盾纠纷要抓小抓早，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结合实际加快构建起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确保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源头。要常态化开展农村扫黑除恶斗争，进一步改善农村政治生态和治安环境。要深入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依法严厉打击农村制售假冒伪劣农资、非法集资、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制止利用宗教、邪教干预农村公共事务，维持稳定安宁的社会秩序。持续抓好农村疫情常态化防控，防止出现聚集性疫情。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展望未来，乡村治理虽然仍面临诸多亟待破解的难题和挑战，但只要各级党委、政府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重要意义，切实把乡村治理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不断完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确保各项任务落实落地，乡村善治就一定会迈入新境界！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2-01-10

“三农”领域70年解决这些关键问题

（记者 文露敏）《新中国“三农”十大理论问题研究：70年发展与变迁》一书背后，还有哪些故事和体会？记者专访了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蒋永穆。　　记者：体量如此庞大的文献，如何梳理再归纳？蒋永穆：首先，要确定选题和初步提纲，再由各章节负责人收集本章节相关资料，进行初步整理和归纳提炼。撰写初稿后，经历了讨论、修改、再讨论、再修改……在如此大的工作量下，我们仍然重视对一手文献的收集，尤其是早年间的文献资料。一部分已经电子化的资料，比如“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1946—2021）”，可以直接进行数据检索，另一部分报刊资料，则需要到图书馆查询纸质版。对于参与的硕博研究生而言，这也是一个学术锻炼的过程，对他们今后的研究有益。　　记者：70年来，“三农”领域有哪些得以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蒋永穆：一是提高农民积极性的问题。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三权分置”改革等，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举个例子，农民是我国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主体，广大农民当中蕴藏着无穷的创新潜力，通过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尊重了农民的创新精神，从农民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发挥出了农民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是粮食安全问题。为解决十多亿人口粮食安全问题，我国制定实施粮食安全战略，稳步提升粮食生产能力，保护和调动粮食种植积极性，创新完善粮食市场体系，健全完善国家宏观调控，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全面建立粮食科技创新体系，积极参与世界粮食安全治理等。目前，我国粮食连年增产丰收，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是贫困问题。2020年，我国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逐年下降，不同群体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总体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　　记者：听闻您近几年一直致力于反贫困问题的研究，现在有哪些研究在推进？　　蒋永穆：目前，我正在研究的相关课题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精准扶贫思想：生成逻辑、内容体系和实践效果研究》、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贵州消灭千年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程、经验及其对反贫困事业的贡献研究》。

四川日报 ｜ 分享： 2022-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