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杨惠）近年来，我国畜牧业结构性调整持续深入，下游养殖端，牛奶、牛肉价格低位运行，牧场经营压力不减；上游饲草端，苜蓿、燕麦草等优质饲草种植面积随养殖需求波动调整，国产饲草供给能力稳步提升但缺口犹存。这一供需格局的变化，直接传导至草种这一产业链最前端——“十四五”时期，草种业在进口与国产的博弈中，自主选育品种交出了量质齐升的成绩单：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审定通过的草品种中，育成品种占比从“十三五”的不足四成增至近六成，而引进品种减少近50%。

近年来，草种机械化收获水平显著提升，甘肃普瑞拓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正在进行燕麦草种子的机械化收割作业。　何如帜　摄

饲草与草种进口规模收缩

　　作为草食畜牧业的重要基础，饲草产业直接影响着畜牧生产的稳定性和竞争力。但随着近几年国内肉牛奶牛行情低迷，饲草产业也迎来重要调整时期，饲草进口市场告别高速增长时代。

　　海关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全年草产品进口总量为115.1万吨，较2021年的204.52万吨下降了43.7%。其中，作为牧场“当家口粮”的苜蓿干草进口量为89.4万吨，较2021年大幅减少49.8%，燕麦草进口19.6万吨，降幅达到7.8%。价格端也延续了弱势，苜蓿干草平均到岸价每吨351.45美元，较2021年下跌8%；燕麦草到岸价每吨329.66美元，下跌3.9%。业内分析认为，这与下游养殖业主动调减产能、优化饲料配方密切相关，也反映出国内饲草种植和替代技术的进步正在逐步稀释对进口产品的刚性依赖。

　　值得关注的是，天然牧草进口异军突起，2025年累计进口3.8万吨，而之前年份几乎为零。这一变化主要源于中蒙边境口岸通关效率提升，蒙古国天然牧草以平均到岸价81.1美元/吨的价格优势迅速填补了国内部分低端饲草市场的缺口。

　　与饲草产品的疲软态势相同，草种进口也展现出逐渐告别进口依赖的趋势。2025年我国各类草种进口总量达6.75万吨，较2021年的7.16万吨下降5.7%。除黑麦草、草地早熟禾等草坪和生态修复用种子的进口保持增长，其余大部分草种进口量断崖式下滑。

　　2025年苜蓿种子进口量下降至0.15万吨，较2021年锐减71.1%，价格虽小幅上涨至每公斤4.47美元，但已难掩国产苜蓿种子市场份额的快速提升局面。在甘肃、内蒙古等制种优势区，自主培育的“中苜”“甘农”“龙牧”等系列品种逐步成熟，令进口苜蓿种子的生存空间日益逼仄。

国产种子生产经受考验

　　若说进口数据反映的是市场的“表”，那么国内草种生产则是深埋地下的“根”。为精准把握国内草种生产形势，多年来，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持续监测20多家草种生产企业，监测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监测企业饲草种子生产面积总体稳定在20万亩左右，但在这个数字背后，一年生草种与多年生草种上演着截然不同的故事。

　　一年生草种的典型代表——饲用燕麦，其种子生产主要集中在青海地区，扩繁品种以“白燕7号”“甜燕麦”“青引1号”等为主。过去5年间，燕麦种子田规模走出了一道先扬后抑的曲线，至2025年已萎缩至2.6万亩。产量表现犹如坐上了过山车，饲用燕麦种子的平均亩产在160~250公斤之间剧烈摇摆，部分高产地块虽仍能打出400公斤的成绩，但下滑趋势已难以遏制。

　　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毛培胜认为，气候条件的异常变化是种子减产的关键因素。“近几年，部分种子生产地区夏季降雨频繁且持续时间长，造成气温下降和土壤水分增加，不仅延长了饲草的花期和收获时间，还让燕麦等在开花和灌浆期出现大面积倒伏，草种严重减产。”毛培胜说，降水偏多还会刺激植株旺长，营养生长过旺而生殖生长受抑，导致结实率低下，难以形成稳定的供给能力。

　　相比之下，以苜蓿为代表的多年生饲草种子生产虽也历经波折，但整体呈现出稳中有增的韧劲。在甘肃河西走廊、内蒙古和新疆等地，监测企业苜蓿种子田面积保持在3万亩以上，且缓慢扩大。专业化制种企业通过精准控制播种密度、节水精准灌溉以及探索适时收获技术等方式，逐步构建起成熟的制种管理技术体系，专业化制种水平明显提高。在甘肃河西地区的部分制种田，苜蓿种子最高产量可达63公斤/亩，其他地区苜蓿种子产量在25公斤/亩以下，不同生产地区间种子产量水平变动幅度较大。

　　“过去的5年里，受饲草种植规模下降、耕地政策限制、进口饲草种子减少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以苜蓿、燕麦等国产品种为主的种子生产波动明显。虽然国家出台了多项利好政策，但当前一段时期国产饲草品种的种子供应短缺局面仍将持续。”毛培胜认为，适应沙地、盐碱地种植的相关饲草品种种子生产规模增长或将成为草种业发展的新增长点。

草品种选育转向自主化

　　种子产量决定生产力，品种选育决定竞争力。“十四五”期间，我国草品种审定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答卷，最鲜明的特征就是自主创新能力的显著跃升。

　　根据农业农村部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审定公告，2021年至2025年两部门共审定通过草品种181个，较“十三五”增长46%。值得注意的是品种结构的历史性转变：育成品种数量达到108个，占比从“十三五”的不足四成猛增至59.7%，野生栽培品种41个，占比22.7%；而引进品种只有23个，占比滑落至12.71%，较此前几乎腰斩。这“一升一降”之间，标志着我国草品种选育真正从“引进驯化”阶段跨入了“自主创新”时代。

　　育成品种不仅数量翻番，科属覆盖也更为多元。仅农业农村部审定的103个品种中，就涵盖禾本科、豆科、菊科等5个科、37个属。紫花苜蓿依然是育种的主力，共有22个品种通过审定，同时燕麦属、赖草属、高粱属等也涌现出一批新品种。

　　此外，育种方向也与实际需求紧密咬合。面向“三北”工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荒漠化治理等主战场，野牛草、披碱草、羊草、冰草、胡枝子等一批抗旱、耐盐、耐贫瘠的乡土草种脱颖而出，成为退化草地修复的“种子奇兵”。

　　“这些品种源于本土野生种质资源，经过驯化选育和培育，不仅对恶劣生存环境表现出极高的适应性，还能兼顾一定的产草量，有效破解了外来草种‘水土不服’、导致草地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双双下降的困局。”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兰州大学教授谢文刚说。

　　成绩有目共睹，但若将视野再放大，在国际赛场上，我们与欧美发达国家依然存在不小差距。北美官方种子认证协会的数据显示，2021—2025年美国登记饲草品种高达541个，几乎是我国同期审定数量的三倍。放眼全球，截至2025年1月，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登记的草品种已近8000个，禾本科品种超过5400个，黑麦草、高羊茅、紫花苜蓿等专用型品种琳琅满目。而截至2025年，我国审定通过的草品种仅785个，差距不仅仅体现在数量上，更体现在品种的专用化、抗逆细分和产业化配套上。

　　正视差距，才能更好地出发。展望“十五五”，我国草种业将沿着种质资源精准评价、乡土草驯化选育、人工智能与分子育种平台构建、高效种子生产技术研发等路径全速推进，一条集“保护、育种、扩繁、推广、监管”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条正在悄然成型。

　　从进口依存到自主繁育，从引种驯化到乡土草崛起，我国草种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转变。正如好种子才能长出好牧草，好品种才能护航产业健康发展，当我们谈论饲草自给时，目光最终必须落回到产业链最前端的种子上来。这既是破解当前供需困局的关键所在，也是决定未来草牧业发展主动权归属的根本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