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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济南9月12日电(记者邵琨)粮食丰收后,如何再增产?记者从日前在山东济南举行的国际粮食减损大会上了解到,与会各方认为通过开源与节流并重,增产与减损并举,将“节粮减损等同于粮食增产”的理念贯穿到生产、收获、储存等多个环节,可以增加粮食有效供给的“无形良田”。  当前,全球粮食需求刚性增长,淡水等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剧,粮食增面积、提产量的难度越来越大。与会各方代表认识到,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  粮食生产背后是大量耕地、水、农资等要素的投入。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司长隋鹏飞介绍,生产减损依然是大范围的、需要任重而道远的行动环节。特别是要建设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提升机械化、标准化作业水平,做到生产过程减损。  据山东省农业农村厅调查统计,山东省建成的高标准农田粮食亩产量可提高10%-20%,平均每亩可增产100公斤以上。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亩均节水节电率分别可达24.3%和30.8%,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从之前的0.5提高到了0.64以上,水土资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  在此次会议发布的《国际粮食减损大会济南倡议》中,来自世界40多个国家、国际组织、企业、非政府组织共150名代表,倡议提升农业基础设施水平,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  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需要全方位全链条发力。小麦机收是确保夏粮丰产丰收的关键一环。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在国际粮食减损大会上表示,我国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机收率分别达到97.49%、93.73%和78.67%。今年夏粮机收损失率若降低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增加粮食产量125万吨。  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等挑战,使得全球粮食系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2020年全球共有7.2亿到8.11亿人口面临饥饿威胁,全球近1/3人口无法获得充足的食物与营养,同时全球近1/3的食物被损失或浪费,为世界敲响了警钟。  在济南举行的国际粮食减损大会上,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在视频致辞中呼吁,各国群策群力、协调行动,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  与会各方倡议,运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加强集约、可持续、低碳的现代化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建设,实现产后全过程、系统化节粮减损,建设“无形良田”,实现“无地增产”。  在中储粮济南直属库,矗立着一个个体积庞大的粮仓。人们即便不进入粮仓,通过高清摄像头,也能清晰看到粮仓中的颗颗麦粒。中储粮济南直属库仓储管理处副处长安西友说:“粮仓自带中央空调,还有智能通风等绿色储粮技术。粮仓平均温度常年保持在15摄氏度及以下,最高粮温不超过25摄氏度,有效延缓粮食品质变化。”  目前,山东中储粮系统共安装4500个高清摄像头,28万个温度传感器,实时对粮情进行预警预测。中央储备粮综合损耗率从2%降至1%以下。以济南库为例,一个储存周期,粮食损耗减少1600多吨,相当于3000亩良田一季的粮食产量。  除了“大粮仓”,适合千家万户使用的“小粮囤”对节粮减损也很重要。会后发布的《国际粮食减损大会济南倡议》中专门提出,为农户提供科学储粮的技术培训和服务,重点加强小农户储粮新装具的推广和使用,提升粮食品质。  在实践中,“小粮囤”的作用已经发挥出来。自2007年以来,山东省累计投资3.71亿元,为农户发放科学储粮仓98.8万个。据测算,这些储粮仓全部投入使用后,比传统方式储粮损失率降低5个百分点,每年可减少粮食产后损失4.9万吨。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粮食损失率降低1个百分点,就相当于增产2700多万吨粮食,够7000万人吃1年。面对粮食损失和浪费这一全球共同的挑战,各个国家为此都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有的国家出台了专门的法律打击食品浪费,有的国家加大了资金投入。  我国已经以法律形式规范消费者和餐饮行业行为,节约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未来,节粮减损还需要社会公众共同参与,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倡导文明健康、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消费方式。
新华社 | 分享: 2021-09-13
●加强种业创新,实现农业绿色生产成为省内专家的共识。我省将在现有优质的基础上,解决水稻节水抗旱、重金属镉的低积累等问题,实现绿色生产 ●绿色种植不仅能保证食品安全,还能提升大米口感。下一步以蛋白质含量为切入点,减少氮肥施用,降低稻米蛋白质含量,改进食味,提升价值和效益  (记者 史晓露)“大米好不好吃,其实绿色种植是关键。”日前,在四川省第三届“藏粮于技”院士讲堂暨首届天府国际种业高峰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的这番发言,引发与会者对农业绿色发展的思考。  聚焦粮食安全、育种创新等话题,当天,两院院士与种业界专家学者等为种业振兴建言献策,“绿色”成为会场的高频词。种业振兴究竟可以围绕“绿色”做好哪些文章?论坛现场育种攻关新方向:培育绿色超级稻  作为论坛发言的首位嘉宾,张启发的发言题目是《新时期的稻之道》。“我国稻米产业正在经历什么事情,育种的方向在哪里……”一连串发问之后,答案娓娓道来。  一看现状。我国农业资源环境负担沉重,“长期以来,我国以占世界8%的耕地面积,养活了20%-22%的人口,但施用了35%以上的农药化肥。”  二问需求。我国稻米产业正经历由数量驱动向品质驱动的变革。过去群众关心的是吃饱,现在还要吃得好。张启发说,随着生活品质的提升,群众对稻米品质的要求已转变为安全、美味、营养和健康。  适应新需求,需要农业产业升级,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绿色超级稻应运而生。张启发解释,绿色超级稻就是“少打农药、少施化肥、节水抗旱、优质高产”的绿色水稻品种。近5年,国内各单位选育的具备绿色性状的国审水稻品种16个,省审水稻品种48个,累计推广面积1.59亿亩。  “下一步,还需要依靠遗传资源、基因组科学与技术等,选育推广节肥、节水、抗病新品种。”张启发说,同时加快成熟适用绿色技术、绿色品种的示范、推广和应用。  加强种业创新,实现农业绿色生产也成为省内专家的共识。“要加强育种创新,特别是要在现有优质的基础上,解决水稻节水抗旱、重金属镉的低积累等问题,实现绿色生产,这是我们奋斗的方向。”省农科院副院长任光俊表示。  “十三五”期间,我省筛选出水稻镉低积累资源15份,为镉低积累杂交水稻亲本改良和组合选育提供了遗传基础,省农科院首次培育出“德粳6号”等重金属镉低吸附粳稻品种。此外,我省在重大病虫害理论研究方面取得重要突破,筛选鉴定出广谱抗病材料和调控因子,揭示了水稻广谱抗病新机制。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康振生认为,“抗病基因的克隆及抗性机理的深入解析,为在保证作物品质、产量的同时,大幅度提高作物抗病性奠定了基础。”他表示,未来,可加速研发农作物有害生物防控的新技术、新产品,培育抗逆新品种。农业生产新模式:推广绿色种植和植保  农业绿色生产,说来容易,但推行困难。少施化肥和农药,是否意味着产量和效益降低?  “答案是否定的。”会场上,张启发兴奋地谈起自己的发现,“一些地区推行‘稻渔种养’模式,农民自己就不打农药了。”他把这种模式称为“双水双绿”,就是水稻和水产综合种养,实现一田两产,一水两用,生产出绿色稻米、绿色水产。  近年来,我省大力发展稻渔综合种养,今年全省在10个县整体推进“鱼米之乡”建设,每个县集中连片建设稻渔综合种养基地2万亩以上,提高粮食生产效益。  绿色种植不仅能保证食品安全,还能提升大米口感。“研究发现,大米食味值与稻米蛋白质(氮)含量高度负相关,而稻米氮含量与氮肥用量显著正相关。”张启发说,因此,少施氮肥是大米好吃的关键,“下一步以蛋白质含量为切入点,减少氮肥施用,降低稻米蛋白质含量,改进食味,提升价值和效益。”  围绕农业绿色生产,康振生把目光投向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绿色植保是病虫害防控的发展方向。”  所谓绿色植保就是减少化学农药使用,优先采取生态控制、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和科学用药等环境友好型技术措施控制农作物病虫害的行为。  他建议,在绿色防控技术方面,可重点采取推广抗病虫品种、优化作物布局、培育健康种苗、改善水肥管理等措施;推广应用以虫治虫等生物防治关键措施,推广昆虫信息素、杀虫灯、诱虫板来防治农作物害虫。
四川日报 | 分享: 2021-09-13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调研组近期,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办国办《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对培养高素质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全面贯彻中央关于乡村人才振兴部署要求,加快培养高素质农民队伍,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以下简称中央农广校)和省级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共70人组成6个调研组,分赴东北、华东、华北、华南、西南、西北地区调研,实地走访黑龙江、江苏、河南、湖南、重庆、新疆等6省(区、市)23所县级农广校、26所农民田间学校、24个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农民教育培训情况  (一)重保障,政策支持体系不断完善。出政策。河北、山东、浙江、湖南、广西等省(区)专门印发关于推动乡村人才振兴若干措施文件,强化项目扶持、用地保障、金融支持、综合服务等激励机制。湖南出台农民境外培训政策,组织高素质农民学员721人赴我国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参加培训。增投入。江苏财政每年稳定投入1亿元,用于专项支持省级高素质农民培育和“定制村干部”培育工程。浙江每年整合中央财政资金4000万元、省级财政资金9000万元,实施“千万农民素质提升工程”。重激励。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创新开展乡土人才职称评价,将高素质农民纳入农业系列职称评审范围,引导和激励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  (二)聚合力,工作体系不断健全。加强组织领导。调研了解到,各省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农民教育培训,基本建立党委政府主导、农业农村部门牵头、各部门密切配合的农民教育培训新机制。稳定主体建设。黑龙江、重庆、贵州等省(市)出台文件,明确构建以农广校为主的“一主多元”培训体系。陕西省每年投资1000万元,选择工作绩效好、有一定基础的市、县农广校给予补助100万元。河南省夏邑县政府授予夏邑县农广校集体三等功,每年有固定经费保障,人员编制超过60人。聚合社会力量。中央农广校与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开展“1+X”证书试点工作,形成中国特色的涉农领域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之路。北京、河北、江苏、湖北、云南、四川等省(市)农广校与涉农高校、农职院校联合办学,加强与企业合作,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农民教育培训。  (三)善创新,方式手段更加灵活。产学结合实践育人。河南省坚持“送教下乡”、湖南省开展“党建引领、送教下乡”,紧紧围绕产业需求,依托当地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民田间学校等,把农民教育办在产业链上,就地就近就需培育高素质农民。黑龙江等省构建“一年四训”培育模式,按照农业生产规律,分别在“春夏秋冬”四季有侧重地开展各类培训。教育培训逐渐衔接。北京市农广校将中职、高职课程安排进行衔接,便于农民在中职教育后接受更高层次教育。江苏省农广校与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等合作,定向委托培养高素质农民,将培训与中高等职业教育有机衔接并给予经费支持。线上线下有机融合。上线农民教育培训课程和农业技术视频超过8000个,其中23%的课程点击量超过2万人次。各地开发具有本地特色平台,如江苏“农技耘”、浙江“浙农云”等,加快线上线下融合培养人才。  (四)强能力,质量效果有效提升。开展评价引领。中央农广校制定高素质农民培育质量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强化培育环节的规范管理和育后实践转化的效果评价,在河北、山东、河南、四川、陕西5省44所县级农广校开展质量效果评价试点,推进农民教育培训提质增效。夯实工作基础。健全完善教材“建管用评服”机制,紧紧围绕乡村全面振兴,由注重一产和生产技能向一二三产业融合、乡村建设开发教材。中央农广校与浙江、宁夏、青岛等省(市)农广校合作开发教材,形成适应地方产业发展的区域教材和特色教材,较好解决“上下一般粗”问题。河南、山东、陕西等省农广校制定田间学校建设运行规范,实行统一编号,统一挂牌,统一管理,突出现场教学功能,强化实践教学。强化跟踪服务。重庆市潼南区农广校支持高素质农民抱团发展,创建高素质农民创业孵化基地,125名高素质农民获得项目资金用于生产发展,对接带动175名高素质农民获得信贷资金支持。湖北省农广校开展跟踪服务“1+10”,通过搭建信息交流平台,利用微信公众号和QQ群对学员进行跟踪服务。  农广校体系情况  (一)积极努力稳定办学体系。推进部门联合。中央农广校深化联合办学机制,确定17家联合办学单位,建立定期会商制度。黑龙江垦区、青岛市农广校恢复成立联合办学领导小组,积极协调各部门力量参与农民教育培训。延伸办学体系。努力争取体系稳定,目前,全国有34所省级校、285所地市级校、1921所县级校,依托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农业园区等资源,建立1.65万个农民田间学校,形成上下贯通的四级建制和农民田间学校五级办学体系。稳定办学队伍。中央农广校坚持每年开展全国基层农广校校长、教师轮训,打造农广校体系名师队伍,2020年以来遴选乡村振兴实践指导师等188名共享师资在全国共建共享。陕西省农广校每年开展体系教师教学技能比武;新疆兵团农广校组织开展“上讲台、下田间、促教学、成名师”活动;湖北、湖南省农广校建立师资培训制度,提升能力水平。  (二)切实发挥教育培训主体职能。配合做好组织服务。农广校体系积极配合行政主管部门做好培育方案制定、信息系统管理、绩效评估等工作。山东、江苏等省农广校统筹全省农民教育培训工作,支撑保障能力不断增强;积极承担教育培训任务。农广校体系每年承担国家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和地方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超过50万人,占全部培育总任务的60%以上。每年承担超过50%的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任务,湖南、海南等省农广校承担全省基层三农干部培训工作任务。协调推进各层次人才培养。每年开展冬春农民培训等实用技术培训千万人次;在全国18省29所农广校开展中职教育教学改革试点,提升农民学历层次;每年通过广播、电视、新媒体等开展远程培训千万人次,疫情、灾情期间,有效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要,助力稳产保供。  (三)全面拓宽服务农民发展渠道。搭建平台。连续举办三届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论坛,近2000名农民参加论坛,打造出属于农民自己的展示风采的新舞台。展示技能。承办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植保员赛项,展示技能水平和教育培训成果。各省开展各项活动,如江苏昆山市举办“昆农匠”技能比武,通过切磋比武提升技能。举办赛事。每年组织举办农民广场舞(健身操舞)大赛、水果采收运动会等具有农耕农趣农味的农民体育品牌赛事活动,近千名农民参加,提高农民身体素质,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求。  (四)强化三农政策宣传窗口作用。选树先进典型。各省(区、市)农广校积极参加“十佳农民”遴选、百名优秀农民教育培训学员评选等,选树一批优秀农民代表,示范引领农民发展生产、创业兴业。做好宣传推广。中央农广校组织开展三届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典型宣介,宣传一批优秀教师、农民田间学校、在线资源、新闻作品等典型,带动各地农民教育培训深入推进。营造良好氛围。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全媒体优势,强化三农政策宣传,不断提升农民教育培训影响力,推动全社会更加关心关注农广校和农民教育培训事业发展。  问题和建议  调研发现,高素质农民队伍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任务新要求相比,还存在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全国6亿名农村劳动力中高素质农民不足3%,高素质农民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不足13%,中职及以上不足50%,农村高技能人才、双创带头人等十分紧缺;2019年农村居民家庭户主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占86.9%,乡村“谁来振兴”还未完全破题,农民教育培训亟须进一步加强。主要问题:一是教育培训内容还不能完全满足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发展需要,方式手段还不能适应农民多样化学习需求。二是专兼职教师队伍总量不足,理论和实践指导及跟踪服务不够,能力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三是农民接受培训和学历教育渠道尚未有效衔接,农民成长成才渠道尚未畅通。四是作为农民教育培训主体的农广校撤销、合并情况较为普遍,内蒙古自治区农广校被撤销,部分基层农广校出现“线断、网破”的情况,条件能力建设亟待进一步加强。  调研组对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持续加强组织领导。将农民教育培训纳入乡村振兴整体规划统筹安排,加大绩效考核力度,完善工作机制,明确任务分工;加强与组织、教育、财政、共青团、妇联、科协等部门沟通协调,建立定期联席会议制度,形成多部门联合推进农民教育培训的工作合力;健全完善各级农广校体系联合办学领导体制,形成横向协作、纵向联动的工作格局;争取把农广校办学经费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加强农民教育培训条件能力建设,巩固和加强农广校作用发挥。  (二)持续加强项目实施。项目依然是推动高素质农民培育最强有力的抓手,不断加大国家农民教育培训项目支持和实施力度,示范带动各地加大投入力度,全面推进农民教育培训工作;协同推进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百万高素质农民学历提升行动计划、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示范培训计划,扩大培训覆盖面,提高补助标准;鼓励涉农高校、农职院校、农业企业以及技术推广人员等多元力量参与教育培训;加快高素质农民培育质量效果评价,办好农民满意的教育培训。  (三)持续加强农广校建设。建议研究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名义印发《关于进一步发挥农广校作用服务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创新体制机制和办学模式,提高教育培训能力,确保农广校的工作职能不丢、体系链条不断、服务农村农民职能加强;加强农广校体系校长队伍、专职教师队伍、教学管理人员三支队伍建设,分层分类开展师资大轮训,提升校长办学治校能力,专职教师授业解惑能力,教学管理人员组织服务能力,夯实农民教育培训基础支撑,提升培育质量效果。  (四)持续加强政策支持。鼓励农业农村系统科研人员、技术专家及涉农院校教师参与农民教育培训,在项目申报、职称评定、人才激励等方面予以倾斜;健全更加公平普惠的培训政策,建立农民就地就近接受非全日制中等职业教育的免学费和助学政策,鼓励对农民接受高等农业职业教育给予学费补助,构建技术培训、职业教育相衔接的农民终身学习体系;整合促进农民发展相关政策,加大产业发展、用地政策、信贷担保、金融保险方面的对接服务,建立高素质农民培养、评价、使用、激励、保障有机衔接长效机制。  (五)持续加强宣传推广。搭建多元化农民发展平台,继续办好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论坛,定期发布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支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面向农民的技术技能大赛、创新创业竞赛等活动,搭建农民抱团发展平台;强化农民教育培训宣传和引导,及时总结挖掘各地好经验、好模式,示范带动农民教育培训创新发展;选树表彰一批优秀农民学员、优秀教师和优秀管理人员,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农民教育培训良好氛围。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09-10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评论员乡村建设,最重要的是什么?满足农民期盼,最迫切的是什么?这些都指向同一个答案,那就是提供更加公平均等、便利可及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对此高度重视,强调“要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继续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持续发力,注重加强普惠性、兜底性、基础性民生建设。”实事求是地讲,这些年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改善提升,水电路讯网基本实现了村村通,农村生活越来越便捷,广大农民看病、上学等基本公共服务更有保障了。但也应看到,与城市相比,与农民的需求相比,城乡差距依然明显。这些问题不解决,不仅影响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最终也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倘若农村人口的大部分收入都花在了基本民生上、没钱消费,就难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循环。反之,如果基本公共服务到位,均等化程度提高,农村人口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就自然会增加。同时,对城市而言,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短期内可能会增加公共服务成本和管理难度,但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式覆盖,打通农民进城的难点和堵点,既能创造持续发展的经济空间,又是提振内需、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题中之义。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要建立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机制,强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县乡村统筹,逐步实现标准统一、制度并轨、质量趋同。普惠性强调不分区域、城乡、人群惠及所有人,加强普惠性就要淡化户籍因素,更强调“现居住地”“辖区内”等地域范围特征,着力推动流动人口就近就地、随时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注重便利性和可及性。兜底性意指最低要求、底线标准和兜底保障,加强兜底性就要突出重点领域、重点群体和薄弱环节,紧扣农民群众和弱势群体的急难愁盼以及基本民生需要,将更多着眼点放在“雪中送炭”上。基础性处于基础地位,对其他方面起着制约和决定作用,要明确优先序,将有限的资源优先用在“刀刃”上,优先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基础性领域。需要强调的是,在注重公平的同时,效率也不应被忽视。要以服务半径和服务人口为基本依据,更好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和共建共享;有效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广大农村人口需求的适配性、针对性,提供精准服务。此外,还要充分考虑和尊重不同地区间的差异、需要和可能,不能吊高胃口,不能盲目攀比,不搞平均主义。补足基础设施“硬短板”,补齐公共服务“软短板”,让现代乡村更宜居,让农民群众都能公平可及地获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梦想。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09-09
四川农村日报讯 陈莹莹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从五个方面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部署,发出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动员令。广大基层干部要在乡村振兴一线起而行之、勇挑重担,以“理想信念”为笔、以“勤学善学”为墨、以“实干苦干”为砚,奋力在“乡村”画布上绘就“振兴”画卷。资料图片  用赤子之心执理想信念之笔,在“乡村”画布上勾勒“振兴”轮廓。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干事创业不竭的动力源泉。基层干部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排头兵,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开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队伍,要自觉挑起乡村振兴重担,抓住所处的“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位置优势,时刻不忘初心,把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一起来,用深化理论上的“知”,内化实践上的“行”,以此来不断建强村党组织,推进强村富民,提升治理水平,在为民办事服务上出思路、寻对策、觅良方,携手群众细细勾勒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轮廓。  用进步之志泼勤学善思之墨,在“乡村”画布上挥洒“振兴”色彩。“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基层干部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执行者,更要学思践悟,有所作为,为振兴出力。要始终迈开步子,撸起袖子,深入基层将村情村貌摸清楚、弄明白,再结合自然环境、地理位置、交通运输等因素挖掘乡村特色优势;要始终以人民为老师,向群众学,向乡村经验丰富的“土专家”“田秀才”、致富带头人等学,探索出一条具体可施的乡村振兴道路。不仅如此,还要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创新工作形式,做好相关政策宣传解读,切实发动群众主动参与进来,共同挥洒好“山清水秀、民富人和”的幸福乡村色彩。  用为民之情雕实干苦干之砚,在“乡村”画布上增添“振兴”亮色。“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基层干部作为乡村振兴一线的“主力军”,要用共产党人求真务实的精神,奋发有为的姿态,以苦干实干为主旋律、主基调,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打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场攻坚战、持久战。要始终真心靠近群众,和群众说“乡土话”,了解掌握群众想法意愿;要时刻切实俯下身子、撸起袖子,到乡村沾“泥土气”,做实乡村振兴前期调研;要始终和人民群众面对面、心贴心,一块苦、一块干,投身到乡村振兴的各条战线上。只有用心做、吃得苦、携手干,才能切实打好乡村振兴战略第一仗。
四川在线 | 分享: 2021-09-09
四川农村日报讯 彭艳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村干部是国家治理结构中最基层的干部,是基层工作的主体和基石,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  新形势下,如何增强农村基层组织的活力,提高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是一个事关全局、事关长远的重大课题。特别是村“两委”换届后,加强新一届村干部教育管理,全面提升新任村干部能力素质、增强创业创新动力、激发内在工作热情,促成村干部“会干事”“干成事”“想干事”,是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笔者建议可以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锻造“全科型”队伍,推动综合能力由“弱”到“强”,解决村干部“会干事”的问题。要让村干部对村集体经济“有办法”,首先得让村干部对自己“有办法”。村庄要发展,关键是支部,干部们自己都没有致富的办法,怎么有能力带动群众致富?有鉴于此,提升村干部的能力素质尤为重要。一是实行梯次化培育。实施村干部“雁阵培育计划”,选拔一批优秀书记“头雁”、后备干部“强雁”、年轻干部“雏雁”,分类建库、分别培养,保持合理梯次结构,形成村干部长期培育的“源头活水”。二是实行专业化培育。将村干部教育培训纳入县乡干部培训规划;整合全县农业、司法、卫健、科技、社保等部门资源,开设政治理论、农村法律法规、村财务管理、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劳动力转移就业、农村公共卫生、科技知识等课程,增强村干部综合能力素质。三是实行系统化培育。常态化开设“雁阵讲坛”,围绕党建示范点打造、优秀成果展示,搭建交流分享平台、工作PK擂台,培养干部工作能力。  强化“全过程”考核管理,推动实绩考评由“粗”到“精”,着力解决村干部“干成事”的问题。一些村干部队伍建设管理松散,存在职责不清、人心不稳、动力不足等问题,与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不相适应。如何激发村干部干事创业的内动力,成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是严格目标管理。根据村干部岗位,分类制订职责清单、任务清单和小微权力清单“三张清单”,设定标尺,以具体量化的目标任务激励村干部履职作为。二是探索全域排名。构建村干部考核体系,按照不同类别,引导各类干部开展“同岗竞赛”,考核排名作为个人年度考核等次评定的重要依据。三是注重群众口碑。建立“组织+群众”评价机制,年度考核、星级评定、岗位晋升都必须进行领导和群众满意度双评价。  实施“全方位”激励,推动待遇保障从“无”到“有”,着力解决村干部“想干事”的问题。村干部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提高村干部待遇报酬,可以提升村干部的“获得感”,从而增强使命感。一是提高基本报酬。建立健全村干部待遇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将履职情况与岗位级别晋升相关联,保障村干部的经济待遇。二是打通晋升渠道。常态化选拔村党组织书记担任乡镇领导班子成员、定向考录乡镇公务员、招聘乡镇事业单位管理岗位工作人员,促进村干部职务和报酬待遇“双晋升”。三是提高保险水平。按照一定比例,将村干部缴纳养老、医疗和意外伤害险纳入各级财政予以保障,进一步增强岗位“磁力”。
四川在线 | 分享: 2021-09-09
四川农村日报讯 王恩奎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评职称往往是教授、专家、工程师等高学历人才的专利,与农民无缘。但《人民日报》近日报道:自2018年起,山东率先在东营试点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制度,为乡村振兴选拔培育了一批有技术、懂市场、会经营、善开拓的乡村专业人才;2021年在前期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山东面向全省推开这一制度;截至2020年底,山东已评定新型职业农民职称2224人,其中高级职称 41 人、中级职称 626 人、初级职称1557人,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人才支撑。  山东作为传统农业大省,有着丰富的农业农村人才资源。当地打破乡村人才发展瓶颈,完善乡村人才评价机制,推出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制度,以职称评定引导激励农民掌握农业生产经营技术,在乡村形成了人才汇聚的良性循环。充分发挥职称对个人技术能力的肯定、社会地位的认同效用,同时也为乡村人才培养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更多乡村人才学习技术、增长技能。  给农民评职称,不仅体现了对农民群体和农业专业技术的尊重和认可,更是从长远发展着眼为农村储备人才,有助于让更多掌握一技之长的农业人才留在农村,为农业发展贡献力量。据介绍,山东对取得初级、中级、高级职称的个人,分别给予3000元、5000元、8000元的一次性补助,还建立了长效激励机制,对取得职称的农民,除给予一次性补助外,还在技术服务、项目合作、银行贷款、产品推介、财政扶持、评先树优等6个方面给予政策倾斜,享有优选权。  有职称的新农民是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人才。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是乡村振兴的抓手。尤其是随着城镇化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向了城市,“谁来种地,怎么种地”,是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这就急需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而如何把农村青年留住,并吸引外部的优秀人才“回流”,投身新时代农村建设,促进乡村振兴,是眼下的首要问题。  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大力培育有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促进传统农民向现代职业农民转变,通过激发农民创造力提升农业农村生产力。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农业的主要矛盾、发展的主要任务、改革的主攻方向都在发生改变,适应新形势下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必然要求具有与之相适应的高素质现代农业从业者。  培养新型职业农民,首先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要给予职业农民好的待遇,要让“农业干好了大有作为”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让职业农民有干头有奔头。其次,应给新型职业农民评职称,让他们有盼头,有用武之地,能有职业规划,能实现自身价值。同时,还要注重给职业农民提供充分的就业、医疗、养老等保障,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这样,这些新型农民才能在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真正撸起袖子加油干,在广阔的田野上,干出一片天地来。
四川在线 | 分享: 2021-09-09
预计后市涨幅收窄,养殖场(户)应适时调整产销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朱宁    鸡蛋作为重要的农副产品,社会各方对价格变化关注度很高。今年7月份以来,鸡蛋价格呈快速上涨的趋势,引发市场关注。其实,每年三季度蛋价上涨是正常的季节性规律性波动。总体看,虽然今年暑期蛋价环比涨幅明显,但仍符合常年季节性波动规律,主要是受市场供需的阶段性变化影响,预计后期鸡蛋需求保持旺盛、供给平稳增长,蛋价9月底之前仍将呈总体上涨走势,涨幅有望收窄。资料图片  蛋价走势仍符合常年季节性变化规律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鸡蛋批发价连续2个月上涨,7月份、8月份鸡蛋批发价分别为每公斤9.21元、10.45元,环比分别涨1.5%、13.5%,比前5年同期均价高1元以上。尤其是进入7月中旬以后,鸡蛋价格持续走高、涨幅较大,8月15日批发价达到全年最高每公斤10.87元,比上月同期涨19.7%。  由于鸡蛋生产和消费的季节性规律,我国鸡蛋价格一般在每年三季度出现较为明显上涨,9月份达到全年鸡蛋价格高点。从前5年(2016-2020年)月度均价看,7月份、8月份、9月份鸡蛋批发均价分别为每公斤8.03元、9.13元、9.85元,环比涨幅分别为3.2%、13.7%、7.9%。因此,虽然今年暑期蛋价环比上涨明显,但总体上仍然符合常年季节性变化规律,涨幅与常年同期相比变化不大。  市场供应阶段性下降是蛋价走高的主因  近期鸡蛋价格上涨既有供需基本面因素,也有成本、疫情等新增因素,主导原因在供需,是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结果。供给方面,主要是高温天气导致蛋鸡产蛋性能有所下降,鸡蛋市场供应阶段性下降;需求方面,中秋节、国庆节临近,食品加工厂鸡蛋采购量增加。此外,蛋鸡饲料及其原料价格近半年高位运行,对鸡蛋价格形成支撑;鸡蛋主产区河南遭遇洪涝灾害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也影响了蛋鸡养殖、鸡蛋外运及市场销售,在一定程度上拉高了短期蛋价。  蛋价走高,支持了养殖效益持续改善。据北京市华都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反映,蛋鸡养殖自4月份扭亏为盈,已连续第5个月盈利,4-7月份平均每公斤鸡蛋可盈利0.76元。进入8月份,蛋鸡养殖效益大幅增长,养殖场平均每公斤鸡蛋可盈利2.27元,较7月份增加1.2倍,同比增加2.4倍。往年8月份也大都是蛋鸡养殖场的盈利期,2019年、2020年养殖场同期平均每公斤鸡蛋可盈利3.76元、0.67元。  后期蛋价涨幅有望收窄  按照往年规律,9月份是鸡蛋消费传统旺季,预计后期鸡蛋价格仍有上涨空间,但考虑到天气转凉后供给稳中有增,月均蛋价环比涨幅将缩小至8月份的一半左右。  从供给方面看,由于4月份蛋鸡养殖扭亏为盈,部分养殖场补栏积极性略有提升,使得7月份及以后新开产蛋鸡数量呈缓慢增加之势,预计9月份产蛋鸡存栏量小幅增加至11.8亿只,加之前期高温天气对蛋鸡产蛋性能的影响减弱,鸡蛋短期供应会有所恢复。  从需求方面看,9月份是食品加工厂的集中生产期以及学校的集中开学期,鸡蛋消费处于季节性高峰,而且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控制,餐饮业和旅游业逐步恢复,对鸡蛋消费拉动增强。  建议养殖场(户)理性生产  三季度蛋价保持高位运行,蛋鸡养殖盈利明显,部分养殖场(户)会产生惜售心理。由于鸡蛋有保质期,而且鸡蛋价格短期波动频率高,建议养殖场(户)理性销售鸡蛋,不要囤积鸡蛋,以免影响应获利润。  鸡蛋价格波动具有规律性、周期性,建议蛋鸡养殖场(户)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渠道获取鸡蛋市场预警信息,及时关注相关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以及指导意见,理性看待蛋价涨跌,适时调整蛋鸡养殖,规避市场风险的冲击。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09-08
(盘和林)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2014年,国务院提出要大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促使农村金融改革创新。一方面传统的金融机构向数字化转型升级,金融产品、金融服务数字化,另一方面,一些数字化金融服务形式兴起,各种借贷平台问世,数字金融市场活跃起来。  什么是农村数字普惠金融?  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将数字普惠金融定义为,一切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为。《中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17》界定数字普惠金融是以数字信息技术、移动通讯中断基础的普惠金融方式。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理解为数字技术方式下的普惠金融,其目的仍是通过数字技术实现金融普惠的目标。  农村金融需求数额小、周期短、分散化等特征,使得农村传统的金融服务与需求不匹配,产生产品的逆向选择、行业发展的滞后、农民收入水平增加缓慢等多种问题,因此通过“数字+金融”,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为三农问题服务,对打通“最后一公里通道”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数字普惠金融,颠覆了传统金融的“二八定律”,具有网络外部性,可以从可得性、成本等方面弥补传统金融服务的缺陷,助力三农问题的解决,催生数字金融市场的长尾效应。  目前数字普惠金融在三农问题上,主要有以下几个切口:数字平台、数字产品、服务模式。例如:中国建设银行的“裕农通”、中国农业银行的“惠农e付”等围绕日常消费支付、便民生活缴费和投资理财的金融服务要求,所搭建的平台汇聚了支付、融资和消费等多种功能。个体网络借贷机构也为农业原料购置和农业生产经营放款金额提供了金融服务。通过数字金融服务三农,可以更好地体现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公平性和共享性。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升农民幸福感  当前,改变收入不平衡状况,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消除“金融排斥”。数字普惠金融应用基于互联网、云计算等信息网络技术,可以跨越金融机构的实体网点,突破金融服务的空间限制,不仅节省时间更节省成本,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帮助小微企业、个体获得平等机会。同时大数据的应用有利于对金融主体进行风险评估,并设计不同风险产品,不仅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更践行了金融服务的普惠性目标,为普惠金融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是农村当前金融体系的一个有益补充,有助于缓解“精英俘获”带来的不平等问题,有助于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资金供求的有效匹配和农业规模化智慧化发展。  因此,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对农业、农村经济融合,可以提高农村普惠金融使用广度和深度,在农民问题上,对农民收入、消费、就业、创业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通过数字普惠金融,提升资本的流通,降低资本成本的同时,促进机会均等化,促进创业和就业,促进农村经济产业的发展,进而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增加农民的幸福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贫困发生率。  数字普惠金融将促进农业发展  农业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应用,有助于推动农业产业链模式整合,突破农产品产销的限制,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依托数字技术和信息数据精准发展农业,创新三农金融服务模式,建立基于云计算和现代信息技术的智慧农业,不仅能有效提升农业的生产管理水平,并且可以带动农业转型升级。通过信息技术和农业的结合,降低信息不对称现状,促进农业生产规模效应的形成,提高农村资本、土地、劳动力生产要素的流通和生产效率的提升,降低交易成本,降低风险。  河南省光山县青龙河农业机械化专业合作社的“产、学、研、推”的智慧农业发展模式,就形成了农业生态良好内循环,依托数据、云计算等现代化数字技术,对农业生产进行赋能,同时形成数据反馈,不仅推动相关科研发展创新,更为农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促进信息共享,比如“一田两用、一稻两虾”的养殖模式的推广,对周边农业形成示范,吸引社会资本进入,促进农业规模效应的形成。除此之外,山西省祁县万牧安格斯肉牛养殖基地、黑龙江北大荒等都通过智慧农业模式,实现了精准、高效、环保作物作业,提升作物产量、品质的同时,提高了土地的集约效率,提升了农业产值。  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乡村振兴  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共享性能更好地满足乡镇小微企业分散化和小额的资金需求,实现服务对象的下沉和多元化。以某金融科技公司为例,其与政府和金融机构建立的数据金融平台,面对的对象主要是农户、返乡创业大学生、小微企业,并与村淘、农信等机构合作提供支付、借贷、保险等多种金融服务,截至2018年年末其惠农服务已经为280余万农村用户提供了超过2500亿元的经营贷款。  同时,目前我国供给侧改革正在进行中,政府对三农领域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投入,为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通过数字化产业链,可以发挥数字经济的长尾效应,降低成本,打破促进信息共享,带动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增值,增加产业链的活力,助力乡村振兴。比如,江苏武进区利用互联网电子商务,将翠冠梨的生产标准化,节省冷冻费用的同时,压缩了中间商赚取差价的空间。四川成都的“农贷通”,通过简化流程,实现了快捷的销售模式。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面临的困难  虽然数字普惠产品呈现百家齐放的场景,但是各类农村数字金融产品使用率并不高,一方面居民数字金融素养不高,通过数字金融服务平台获取贷款、支付、理财等金融服务的意识不足,互联网参与度低,另一方面,真正对口三农的金融产品比较稀少,许多平台都是从“城里”直接搬回“乡镇”,适用性不高,反而浪费资源,阻碍数字普惠金融产品的创新和推广。  数字素养是数字农业、数字农村建设的基础。就目前而言,农村、农民、农业来看,数字基础知识、数字金融知识尚未普及,乡镇居民的数字素养仍有待提高。因而数字人才的培育和引进,是智慧农村实现“内部造血”的关键。这就需要农村教育的投入。但是,仍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产学研跨界人才培养机制仍不成熟,智慧农村、智慧农业的建设、发展、成熟仍需要时间。  同时,我国目前互联网覆盖范围不断提升,金融产品也不断推陈出新,但是金融服务、电子商务、信用体系建设等仍不够完善,不利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农民或者农村中小微企业进行评估并提供匹配的金融服务。比如传统银行机构在有些乡镇并没有设置分点、京东、淘宝的物流平台网点匮乏,并不能真正的“便民”,数字支付、消费等体系建设仍然不完善。  除此之外,与城市相比、乡镇的金融需求呈现出碎片化、小额化、周期短的特点,一直以来相关金融制度的建设都不够完善,因此增加了基于数字技术的数字普惠金融监管的难度。比如不少P2P平台看到了机会,躲过政府的监管从事农村金融活动,发生了多起非法集资、诈骗的时间,严重损害了乡镇民众的权益,并且削弱了民众对普惠金融的信任,不利于拓展数字普惠金融广度和深度。  数字经济发展处于发展上升阶段,市场秩序建设、数字经济法律法规建设不完善,都将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形成一定限制。比如智慧农业平台、农业物联网、农业信息库等提升农业信息化水平,农业生产数字化水平建设的举措,便会涉及到信息安全问题,何种数据应该共享,何种数据不能共享,这不仅涉及到市场公平、信息保护问题,更涉及到粮食安全的问题,因此法律桎梏必须加以突破。  农村普惠金融将普惠金融与三农问题融合,有助于提升农民幸福感、促进农业发展,振兴乡村经济,但若想提高农村普惠金融的使用广度和深度,仍有许多困难需要突破,不仅包括金融产品的创新、市场秩序、信用体系、基础设施的建立,更重要的是数字素养的养成,这是智慧农村实现内部造血的关键。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09-08
(严国进)现阶段,各地城市社区健康养老服务机构已越来越多,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城市老年人晚年幸福生活需求。但据调查了解,农村健康养老服务还有待完善。  其实,农村老年人更需要健康养老服务,更应让医养融合“平民化”“农村化”。这是因为,一是相当一部分子女在外打工,无暇照顾老年人;二是不少农村老年人罹患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糖尿病、支气管哮喘等慢性疾病以及老年心理疾患,亟需诊治,实施规范健康管理。  时下,各地相当一部分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还没有很好地开发、利用农村老年人医疗卫生保健资源。主要表现在:一是有些地区没有明确专门医护人员、生活护理人员,也没有开设专门老年病区收治老年人,负责提供老年人一日三餐,并专门聘请护工照料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二是对辖区内养老福利机构关爱不够,不能定期安排医护人员到养老福利机构为老年人义诊、健康讲座、健康检查。三是对辖区内居家老年人,特别是有病的孤寡老人、“空巢”老人上门健康服务不到位。  近年来,一些地方也在积极探索医养结合工作,推进养老院和乡镇卫生院“两院合一”,通过合理配置民生资源,探索医疗康护与养老深度融合、“互联网﹢健康养老”,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  一是在医养康护一体方面,探索“两院一体”的新型医养结合模式,由敬老院和卫生院组成联合体,实行医疗机构托管敬老院,整合卫生、民政、慈善、医保、企业等多方面资源,实现医疗、养老、康复、护理无缝对接。卫生院医养中心内部区域设置上突出功能分区,设有治疗区、护理区、康复区、安宁疗护区,对不同身体状况的老年人实现分区管理,疾病加重时转入治疗区,病情稳定后又可转入康养区。  二是在互联网助力养老方面,面对不少农村老年人青睐居家养老状况,充分利用“互联网﹢健康养老”手段,由政府搭建智慧健康养老云平台,配备智慧随访箱,打通居家养老的“最后一公里”。老年人在家通过智能手环、智能手表、远程心电监测设备、智能血压监测仪、床头一键呼叫器等智能终端,可享受紧急救援、健康监测、健康管理、生活照料、远程访问、上门诊疗等服务。  三是在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方面,一些地方建成多处口袋公园、小广场,方便老年人开展广场舞、健身秧歌、太极拳等文体活动。当地卫生健康部门还举办健康大课堂,帮助老年人了解健康知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特定节日,志愿者服务队还会来到老年人身边,开展助老服务。此外,各医养结合机构与胶州市心理康复医院签订心理专科联盟协议书,设置心灵港湾,提供针对老年人的心理咨询服务。  这些医养融合的举措,无疑让农村老年人生活更舒心,让农村老年人享受温暖的健康养老服务,拓展了农村老年人健康服务内涵,彰显了关爱农村老年人的正能量,为各地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样本。  为了更好地激活农村老年人医疗保健卫生资源,为农村老年人打造最短健康服务圈,做活、做新医养融合这篇文章,让农村老年人健健康康地安度晚年,各地都应多向医养发达的地区学习创新思维,在试点农村医养融合的基础上,尽快让医养融合在农村遍地开花。  当然,各地各级政府要唱好“主角”,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出台政策,加大投入,确保人、财、物、机构到位,更好地统筹医疗服务与养老服务资源,让更多的农村养老院设立定点卫生室,并通过互联网助力农村养老服务,确保农村老年人随时享受便捷低廉的医疗保健及生活照料服务。  同时,各乡镇卫生院也要充分正视现有病床利用率不高、有闲置病床的实际情况,开辟新的医疗服务市场,增设养老保健科室,设置老年病区、老年人家庭化病房,“院中有院”,实施医疗养老,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还能缓解养老机构供不应求,老年患者赖在大中医院不愿出院的现状。对辖区内养老福利院不能不闻不问,要主动上门与其建立业务协作机制,随时为其提供医疗保健及健康检查服务,为农村老年人增加健康管理服务项目及健康随访次数。  另外,要调动现有农村家庭医生健康管理团队力量,在村(居)干部的配合下,调查、掌握、登记各村(居)需要“家庭病床服务”的农村老年人清单,然后视病情分类实施“家庭病床服务”,并与其签订协议,定时上门实施零距离医疗、护理、康复治疗服务。  (作者单位:江苏省东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09-08
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 唐仁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种业振兴。习近平总书记7月9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种业振兴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强调保障种源自主可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必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李克强总理要求,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和优良品种选育推广。胡春华副总理多次专题研究种业振兴工作并作出有关部署。今天召开全国推进种业振兴电视电话会议,标志着种业振兴由研究谋划为主转向全面实施阶段。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按照《行动方案》部署要求,周密安排、强化举措、抓紧行动,加力推进种业振兴开好局起好步。  一、结合实际突出特色,认真抓好实施方案制定  中央即将下发《行动方案》,这是继1962年出台《关于加强种子工作的决定》后,再次对种业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是我国种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行动方案》明确了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的总目标,提出了种业振兴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等一揽子安排,为打好种业翻身仗、推动我国由种业大国向种业强国迈进提供了路线图、任务书。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新阶段推进种业振兴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准确把握种业振兴的方向路径、目标任务和措施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结合实际抓紧研究制定细化具体实施方案。  我国农业生态类型多样、物种类型丰富,有的地区种质资源多、研发能力强,有的是制种大省、用种大省,有的以大宗作物为主导,有的是畜禽水产占优势。制定实施方案,首先要搞清楚本地种业发展现状、资源要素家底,哪些有基础有优势,哪些有需求有潜力,明确本地种业发展定位,找准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方案要符合实际、体现特色。要充分听取吸收相关部门、科研院所、企业和农户意见建议,遵循育种创新规律,确保方案可操作、能落地。要紧扣农牧渔业发展需要和优势,合理规划产业区域布局,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规划衔接好,不要贪大求全、重复建设,脱离实际盲目建“种都”、造“硅谷”。  二、紧盯目标任务,狠抓重点工作落实  《行动方案》明确了分物种、分阶段的具体目标任务,提出了实施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创新攻关、企业扶优、基地提升、市场净化等五大行动,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抓紧部署实施。  一要全面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目前种质资源普查进展总体符合预期,但受疫情灾情等因素影响,一些地区普查进度偏慢。要对标目标任务,进一步加大资源普查力度,今年年内农作物要完成最后707个县普查征集任务,畜禽要完成所有行政村的面上普查,水产要以县为单位查清基本情况,及时将新发现的资源保护起来,统筹布局种质资源库圃(场区)建设,打牢种业振兴的种质资源基础。  二要大力推进种业创新攻关。国家将启动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施生物育种重大项目,有序推进产业化应用。农业农村部强化部省协同,推进育种联合攻关,重要大宗品种以国家为主、省级配合,地方特色品种以省为主、国家统筹,实施好新一轮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各地要组建一批育种攻关联合体,推进科企合作,推动要素聚合、技术集成、机制创新,促进种质资源、数据信息、人才技术交流共享,加快突破一批重大新品种。  三要扶持优势种业企业发展。全面研究梳理种业企业阵型,分类型拉出重点龙头企业名单,强化具体指导、重点支持,促进种业龙头企业与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种业基地紧密对接。要以企业为主体,一体化配置资金、项目、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搭建规模化技术集成应用平台,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要让更多优势企业牵头承担种业科研攻关任务,鼓励金融机构创设品种权、土地经营权、养殖设施、机械设备等抵押质押贷款,提高企业融资可及性、便利性。要着力培育一批具有较强研发能力、产业带动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种业重点龙头企业,发展一批具有差异化竞争优势、专业化服务能力强的“专精特新”企业。  四要提升种业基地建设水平。持续推进海南南繁、甘肃玉米、四川水稻等育制种基地建设,启动建设黑龙江大豆种子基地,抓好100个区域性作物良种繁育基地,支持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完善配套设施和专业服务。要以生猪、奶牛、肉牛、肉羊、蛋鸡、肉鸡、水禽为重点,遴选建设一批国家核心育种场、种公畜站和扩繁基地,支持国家级水产供种繁育基地建设。各地要优先保障国家级种业基地设施用地、融资等需求,改善生物安全防护设施条件,推进重点动物疫病净化,建设一批省级育制种、供种育苗基地,满足地方特色产业发展需要。  五要严厉打击套牌侵权等违法行为。前不久农业农村部和最高人民法院已经作出相应部署。各地要扎实推进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专项整治,强化全链条、全流程监管,加大案件查处力度,健全区域联动响应和案件联查联办机制,推动农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对套牌侵权、制假售假等违法行为重拳出击,加强转基因非法种植监管,让侵权违法者付出沉重代价。  三、落实主体责任,强化行动支撑保障  打好种业翻身仗,加快推进种业振兴,是一项长期任务、系统工程,必须坚持上下联动、部门协同,加快建立健全覆盖范围更广、支持力度更大的种业政策支持体系,努力形成齐抓共管、合力推进的工作局面。  一要落实党政同责要求。种子是保障粮食安全的要害。《行动方案》提出,将种业振兴行动纳入粮食安全责任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一同考核监督,建立中央统一部署、部门统筹协调、地方党委和政府组织抓落实工作机制。农业农村部正在推动将种业振兴相关任务,纳入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粮食安全责任制规定范围。各地要加强组织领导,党委政府一起抓,把种业振兴列入地方党委政府重要督导考核事项,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体系。要强化基层种业管理队伍建设,有专门机构的要进一步配强力量,没有的要明确主责主抓机构,完善设施装备条件,落实必要的运行经费,有专门力量来抓种质资源普查保护、良种试验示范、检验检测和执法监管等工作。  二要建立工作推进机制。种业振兴涉及到多领域多部门。《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建立种业振兴行动部际工作协调机制,农业农村部将设立种业振兴办公室。各地也要建立党委政府领导下的部门工作协调机制,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抓总,相关职能部门密切配合,跟踪调度落实进展,细化实化规划审批、用地保障、人才激励、执法监管等工作措施,协调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督促指导行动方案各项部署有力有序推进。  三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今年中央财政加大了制种大县奖励支持力度,新增种质资源普查保护、生产性能测定等经费,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十四五”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建设规划,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出台了投贷联动金融支持种业政策。国家还将启动实施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生物育种等重大项目。各地要在落实好这些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积极创设出台更多更有力度的政策举措,对地方品种资源保护开发、良种繁育基地建设、企业主体培育、良种推广应用、种子储备救灾等方面给予持续稳定的财政支持,通过税费减免、贷款贴息等措施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吸引社会和金融资本参与。重庆、福建等地正在探索重大品种研发与推广后补助政策,对突破性绿色新品种和推广效益突出的品种给予一次性补助,其它地方也要积极探索,农业农村部将在总结地方经验的基础上,研究推动出台后补助政策。  四要做好宣传引导。《行动方案》公布以后,农业农村部将通过新闻发布会、专家访谈等方式进行全面解读。各地也要结合实际加强种业发展宣传,让公众更多关注和支持种业振兴。加强舆情跟踪和分析研判,对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及时回应,对不实报道、网络谣言及时澄清。要支持基层大胆创新探索,总结推广典型经验范例,为推进种业振兴营造良好氛围。  (内容系2021年8月27日在全国推进种业振兴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09-08
四川农村日报讯 记者 杜铠兵 文/图  “我想当那个走在市场前面的人。”谈及为什么选择引种鲜为人知的蟠枣,邛崃市丰甜冬枣家庭农场负责人刘志高说,通常新品种水果的种植都有一个由稀缺到饱和的过程,而一旦抢占了先机,就有更大的优势挖到“第一桶金”。  个体硕大,果型扁平,口感脆甜。8月24日,记者在刘志高的枣园里见到了这种新奇的枣树品种。“今年属于初挂果,总产量只有2吨左右,目前已经销售了大半,优质果零售价格每斤可达70元。”而据刘志高估算,明年的50亩蟠枣产量将达到七八万斤,他正在期盼更大的丰收……刘志高在果园查看蟠枣生长情况。个大味甜新奇品种受欢迎  “蟠枣是这两年才从北方兴起的一个鲜食枣新品种,目前在四川比较少见。”四川农业大学果树专家邓群仙教授告诉记者,蟠枣作为一个新引入的枣树品种,目前在四川种植技术还不完善,市场知名度也不高。但这些并不妨碍特点突出的它成为一些枣农心中的“潜力股”,据介绍,除了邛崃,目前蟠枣在德阳市罗江区等地有少量试种。  “‘蟠枣’相当于它的小名,其实它正式审定的品种名为‘京沧1号’,恐怕很多种植户自己都不知道。”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枣类专家李新岗告诉记者,该品种由北京林业大学与河北沧县枣树国家良种基地合作选育,并于2018年通过国家林木良种审定,目前正在新疆、山西、河北等地推广种植。  而刘志高又是如何与蟠枣结缘的呢?据他介绍,自己早年在外做生意,2001年便回到家乡开始承包土地经营农场。那时,他种的是冬枣。“冬枣每年必须要进行环割、抹芽等田间管理,费时费力,需要大量的用工量。”一次偶然的机会,刘志高在山西考察学习时,看到了蟠枣这个新奇的品种。蟠枣花盘大,易坐果,不需要动刀动剪环剥环割也能坐满枣,而且果子个大味甜,刘志高动了心。  在少量试种、尝到了蟠枣的甜头之后,去年4月,刘志高投入10多万元,引入了1万余株接穗,将自己的50多亩枣园嫁接上了蟠枣。  “其实这个行业里不少人也知道了蟠枣,但大多数只是在观望和试探。”刘志高说,物以稀为贵,蟠枣胜似蟠桃的外形和高甜度的口感,让它具有超越普通枣类的卖点,因此他认为自己必须率先实现量产,抢占先机。  机会也留给了早早准备的刘志高。从目前来看,蟠枣的价格远超普通枣类,每斤批发均价超20元,优质果批发价30元左右,而零售价则可以卖到70元。“蟠枣的产量甚至比冬枣更高,亩产可达六七千斤。”刘志高说,才刚刚采摘十来天,今年初挂果的两吨蟠枣就已销售大半。裂果占七成“水土不服”急需调理  在刘志高的农场,记者发现,不管是已经装箱还是仍然挂在树上的蟠枣,大部分都有不同程度的裂果,初步观察裂果比例占到七成左右,对蟠枣的商品性和储存都产生了不利影响。  “北方地区降水少,裂果现象较轻,尤其在新疆表现较好。”李新岗告诉记者,目前南北方多地蟠枣都属于初挂果,但南方成熟更早,暂时无法进行裂果情况的对比。而从新疆等地已经成熟的蟠枣情况来看,四川由于夏季枣子成熟期前后阴雨天气多,裂果情况明显较为严重。  除了南北方自然环境的不同,邓群仙认为裂果严重也与管理手段有很大关系。枣树本就是喜光耐旱的植物,而刘志高的农场所在的邛崃东部的平坝区,本身夏季多雨水,并且容易积水。邓群仙建议,在采用大棚种植的基础上,应该首先选择地势较高、光照好的地方。同时,一旦遇到大量降雨,应及时在果园内开沟排水,避免积水。同时,辅助增施有机肥、磷、钾等肥料,可以增加蟠枣抵抗裂果的能力。  “最初引进冬枣的时候也裂果,‘水土不服’需要慢慢调理。”刘志高反思起这批蟠枣裂果严重的原因,应该是成熟期田间水分没有管理好,导致果皮本就更薄的蟠枣大量开裂。在种植中不断摸索总结经验,也让他对今后管理水平的提升有了更大的信心。
四川在线 | 分享: 2021-09-07
(苏茂林)长期以来,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农村地区,普遍创新资源匮乏、创新能力薄弱,在谋划推动创新工作时,主要采取向“中心”城市靠拢,期待科技创新中心“溢出效应”和“辐射带动”,导致其一直不能集聚创新资源提升创新能力和水平,成为我省“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薄弱区。全面深入学习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精神,准确把握创新驱动发展大趋势、大战略,主动适应创新特征,遵循创新规律,广大农村地区将在创新驱动发展上大有可为。  看清大战略,从靠近“区域中心”向融入省域创新大格局转变。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指出,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省委“一干多支”发展战略为引领,优化区域创新布局。这充分体现了系统思维和全局思维,是对新阶段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规律的整体把握和科学谋划,架构起全省创新驱动的大格局。全省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地区县市,如川东、川南地区,要跳出地域视野、突破中心思维,主动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省委“一干多支”发展战略为统领的川渝协同创新大格局中,研究创新大课题、识别创新大系统、融入创新大战略,从向“区域中心”靠拢转变为融入川渝“创新大体系”,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全省“一干多支”发展战略为引领的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大体系上的重要挂珠、支点、节点,助力全省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大战略落地落实。  找准小切口,从靠近“创新中心”向融入科技研发大体系转变。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明确提出,以服务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为牵引,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同时要提升创新体系运行质量和整体效能,军民、央地、校(院)企融合创新深入推进,打造一批高水平创新联合体。全省农村地区要深刻领会全会精神,遵循合作共进、协同发展的创新规律,主动将产业发展、民生幸福和社会治理等重点领域存在的诸多科技难题、短板作为当地科技创新的重点任务和重点方向,同时将其作为融入全省科技研发大体系、提升当地创新能力的切入点、突破点。例如,川东地区可以在优质畜禽、粮油生物种群保护和新品种培育等方面,全面加强同省内外大学、科研院所等科研前沿阵地和中坚力量的合作,参与其中一些环节,将县域内科技创新建立在创新大链条、大体系、大通道上,解决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科学技术问题。  做精小产业,从靠近“产业中心”向融入全链发展大体系转变。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明确提出,要强化乡村产业振兴科技支撑;要重点聚焦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科技型中小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计划;要打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通道,加快科技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这些战略性安排和举措,充分考虑了全省创新资源特色、创新实践特征和创新发展规律,为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地区县市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和支持。农村地区可以立足当地优势农副产业,支持龙头企业加大对特色农副产品研发力度,充分挖掘特色优势资源转化为特色产品、产业的潜力。如茶叶产区,不仅可以在川茶现代种植上进行野生茶树种质资源发掘保护、品质突破型茶树新品种选育、药肥减施增效和病虫害防控等方面开展科技攻关,而且还可以立足茶叶精深加工装备、茶叶生化成分分析及茶食品、茶保健品等展开研究,通过延伸科技创新链挖掘特色产业、产品潜力,以便立足特色优势资源扩展产业链、产品链,争取各环节有科技成果、有优势产品,进而实现优势特色产业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作者单位:省社科院)
四川日报 | 分享: 2021-09-06
(张克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体现了中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和胸怀。粮食安全是我国最重要的安全,农产品是人们最不可缺少的重要产品,农业产业是国民经济最基础的产业,然而我国农业领域并没有因此走自我封闭的道路,相反对外开放的大门也越开越大。  在当今世界面临不稳定不确定性增加,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抬头和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影响的背景下,给农业对外开放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但我们要善于运用辩证思维,客观地看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危”与“机”,致力于在不确定中寻求确定性、不稳定中寻求稳定性,善于化危为机,实现农业更广空间的对外开放和合作共赢。新发展阶段需要农业继续扩大对外开放  农业对外开放是整个经济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农业对外开放作为我国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大举措,随着2001年加入WTO而步伐持续加快。2004年,我国实现了由以前的农产品净出口国向农产品净进口国的历史性转变;2011年,我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农产品进口国;2013年,我国对外农业投资规模首次超过了外资投资国内农业规模。这些都标志着我国农业对外开放发生了质的重大变化。目前,我国农产品进口额占全球农产品贸易额的十分之一左右,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也是全球大豆、食糖、棉花等农产品的最大买家。中国农业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中“饭碗”越来越稳,竞争力显著增强。  我国农业对外开放,调优了国内农业结构。我国人口众多、耕地稀缺,农业以小农生产为主,珍贵的耕地资源和较低的农业生产率难以满足农产品需求。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农业逐步改变了千百年来小农自给自足的发展方式,通过扩大开放,大大拓展了资源配置的空间,优化了国内农业结构,缓解了资源承载压力,极大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例如,我国每年通过进口8000万吨以上的大豆,2020年更是达到1亿吨以上,按照2019年我国大豆1939公斤/公顷产量计算,至少节约了6亿亩耕地播种面积,这些节约出来的有限耕地用来生产比较优势更高的蔬菜、水果等农产品,带动这些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实现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的提升。  我国农业对外开放,利好了整个世界。近年来,全球农产品市场总体上呈现供大于求的态势,导致价格持续低迷。中国作为全球农产品需求最大、进口最多的市场,为全球农产品价值实现做出了贡献。据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统计,2019年中国进口农产品1509.7亿美元,比2015年增长29%,既成为全球农产品进口的最大国,更是全球有些农产品如大豆、食糖、棉花等的最大购买者。我国还继续下调农产品关税、与许多国家和地区签署自贸协定、大幅削减外商投资在农业领域的限制等,这些都促进了涉农领域的龙头企业、大型企业进入我国投资。  我国农业对外开放,促进了世界农业互利合作共赢。“十三五”时期,我国农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扩大,对外投资迅猛增长,覆盖国家日益增多。截至2019年底,我国农、林、牧、渔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196.7亿美元,比2015年底增长71.3%,投资范围覆盖一百余个国家和地区。我国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重点,以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为重要平台,吸引一大批国内涉农企业集团抱团出海,在国际竞争中展现中国农业企业的技术实力和竞争力。  我国农业对外开放,满足了日益增长的消费者需要。近年来,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层次升级,对进口农产品的需求持续增加、优质化绿色化要求越来越高、品种日益多样化。通过扩大农产品进口,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农产品多元化、优质化、绿色化需求。  应该看到,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农业扩大对外开放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然而,我国农业对外开放依然存在广泛的互惠共赢基础。国与国之间开放合作的根本点在于明显的比较优势存在,通过国际分工发展最有利于比较优势发挥作用的产品,就能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这是各国之间开放合作的内生动力。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各国资源禀赋、发展差距的基本面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已经形成的比较优势格局不会发生扭转。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土地资源丰富、农业劳动生产率高、技术高度发达而农产品生产过剩,需要开拓全球市场来保证农场主的利益、获取市场比较利益。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全球最大的农产品需求市场,这是农产品生产效率高的国家不能不看到的巨大魅力。而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欠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水平低,尚存大量的饥饿人口,亟需通过引进技术、管理和投资来提升农业生产率,消除贫困,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对食物的需求。中国具有强大的对外投资能力和技术管理能力,而发展中国家最具丰富的资源,通过农业开放合作,双方都能获得比较效益。此外,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跨境植物病虫害和动物疫情增多、农业环境污染加重等新情况,决定了需要深化国际合作,共同应对风险挑战。  应该看到,新发展阶段扩大农业对外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应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我国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农业如果完全封闭而不依靠国际资源、国家市场,国内农业的资源条件和以小农为主的比较劣势,根本支撑不了日益增长的居民消费对农产品的需求。在未来即使是不稳定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也必须坚持农业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的理念。做好“六个统筹”构建农业对外开放新格局  在新发展阶段如何实现农业更广空间的对外开放和合作共赢呢?可以通过“六个统筹”,积极构建农业对外开放新格局。  统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农业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强的挑战下,必须更加突出强调粮食和农业产业的安全问题,这就要求立足国内,努力建设好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以全产业链角度推动粮食和农业的国内大循环,一旦国际上有事,才能从容应对。但是,粮食和农业国内大循环不是排挤国际循环,必须通过对外开放,将我国的战略需求与其他国家的需求相耦合、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链接,才能在国内农产品供求紧平衡、国际农产品贸易摩擦常态化中提高应对各种挑战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关键在于:要着力提升国内农业战略布局与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之间的匹配度,协调农业贸易投资政策与支持保护政策、产业政策之间的衔接度,平衡农产品进出口调控与国内农产品供需之间的协同度。  统筹农产品“进口”与“出口”关系,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要。应从中国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出发,有选择地进口满足多元化消费者需要的农产品、有利于节约中国农业资源的农产品;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绿色、特色优势农产品,即实施“优进”“优出”战略。“优进”的关键是控制“口粮”的进口,确保“口粮”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在此前提下适度增加农产品加工品和替代性产品进口;“优出”不仅是绿色、优势特色等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出口,还要带动技术、品牌、服务等“全产业链出口”。面对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和农产品国际市场的不稳定性,要特别注意统筹国内市场供需、进口品种与全球供给区域之间的关系,实施进口多元化战略,分散进口量大的大豆等重点品种的进口来源地。要进一步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在WTO承诺基础上进一步开放市场,充分发挥“10+3”(东盟十国与中、日、韩三国合作关系)、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世界银行、金砖国家、澜湄合作等多双边机制平台作用,深化多双边农业贸易合作,加强政策、标准对接,大力推进贸易自由化。  统筹“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构建高水平农业开放型经济。一方面,坚持引资与引技、引智相结合,鼓励全球创新创业型人才流向国内,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和创新平台,通过高水平“引进来”,最大程度地促使外资融入国内现代农业产业链体系,推进我国农业技术和生产经营方式变革。为此,要完善农业领域外商投资市场准入制度,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另一方面,要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重点,采取贸易带动投资、投资推动贸易的良性互动方式,推进我国农业“走出去”参与国际合作。要聚焦短缺品种,从战略上加快布局境外农业投资与合作,建立稳定、安全的境外农产品供给基地;本着稳扎稳打、各方协调、互利共赢的原则,统筹农业投资贸易、农业技术合作援助、官方民间交流、农业政策沟通等方面的关系和重点任务,使农业“走出去”的质量得到提升。要以农业合作示范区、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两区”建设为战略支点,鼓励国内农业龙头企业参与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园区、农业基础设施、农机装备制造等建设,建立稳定的海外农业生产基地。  统筹国内农业市场主体与国际化企业,更加主动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农业企业集团。农业企业是推动农业对外开放合作的实施主体和主要力量,其国际竞争力的高低是衡量农业对外开放水平的显著标志。要聚焦粮油及加工、畜产品、仓储物流、港口码头等重点领域,实施对外开放合作农业主体培育壮大工程,加强企业兼并联合重组,引导产业链中的各类企业依托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产业联盟等平台成群、成链地走出去,培育一批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产业链整合能力的跨国农业集团,提升全球重要农产品生产、收购、仓储、加工、贸易等供应链、价值链的掌控能力。  统筹扩大对外开放与实施产业有效保护,确保农业产业安全。在开放与竞争中合理运用WTO规则,加强对农业和农民利益的合理保护是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也是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民利益的客观要求。我国人均耕地资源严重不足,以小农户为主的小农业与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主的规模化现代农业并存的状况还将维持相当一段时期,我国与主要出口大国相比,十分明显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将继续下去,由此判断在农业扩大对外开放下我国的小农最容易受到冲击,加强对小农的合理保护是个突出而又重要的问题。为此,要加强开放条件下对重点农产品的影响和农业产业损害程度的监测预警,建立农业全产业链大数据监测预警网络;在开放过程中对国内农业产业的受损情况及时开展贸易救济立案调查和贸易摩擦应对工作,通过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措施为国内农业产业构筑起“防护墙”。  统筹国内农业制度改革与参与全球农业治理,提升规则话语权。进一步深化农业体制和政策改革,使农业的生产制度、保护补贴制度、进出口规则等适应国际生产和贸易规则的需要。要准确定位中国在全球农业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身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全方位、多层次参与全球农业治理体系变革,充分利用双边多边机制和全球各种平台,着力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农业治理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力求在粮食安全、农业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性农业议题上提出中国新主张、新倡议,贡献中国智慧,增强中国在全球农业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  (作者系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四川日报 | 分享: 2021-09-06
 (记者 孙眉)“吃”掉秸秆、垃圾、粪污等农业废弃物,“吐”出绿色生态新能源。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农村能源主动融入现代农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中,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做出新贡献。  有统计显示,我国农业农村温室气体综合排放量占全国排放总量的15%左右,实现农业农村低碳发展,推动农村能源低碳转型,对于落实我国“双碳”目标意义重大。农村能源低碳转型应该怎么“转”?在8月23日至29日的全国节能宣传周期间,这一话题引发专家热议。  可再生能源迎来发展机遇  “全国碳达峰、碳中和最大的难点在化石能源,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很大的潜力在可再生能源。”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副司长李波说。  农村能源是农业农村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业生产和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能源保障,其绿色低碳发展主要依托能源效率提升与低碳能源替代两个路径,需要从供给侧和用户侧两个角度去落实实施。近年来,在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和社会大众的共同努力和参与下,农村可再生能源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各地发挥可再生能源在解决农村地区清洁用气、供暖、用电等方面的多种功能,大力推进沼气生物天然气、秸秆清洁供暖供热、热解燃气、炭基功能性材料等高值化产品的规模化应用,把可再生能源产业培育成农村产业升级新的经济增长点。  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系统性变革,将给我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能源结构带来重大变化,为我国农村地区的能源发展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与环境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卫权表示,在农村地区发展可再生能源,可以实现多赢:一是为我国农村地区提供清洁能源,实现能源的清洁化;二是减少农村地区的温室气体排放,实现农村地区低碳化发展;三是促进就业为农民增加收入,为共同富裕和美丽乡村做出贡献。  当前农村进入了建设美丽乡村、实施乡村振兴的新时代,农村能源建设肩负的任务已不只是单一的农村用能问题,而是在发展绿色循环农业、综合利用农作物废弃物、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等方面担负了更多的责任和使命。  打造农村能源互联互济生态圈  我国农村不同地区气候条件、能源资源禀赋、能源供应和消费现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情况不同,生活习惯和住宅类型不尽相同。如何根据当地资源条件和生活习惯,因地制宜推广应用不同的能源技术,是农村能源转型发展的关键。  从节能降碳这个角度,现在农村有一部分还在用散煤取暖,发展一些洁净的新能源替代散煤正当时,要用现代化的手段把生物质能利用起来。例如,要充分发挥沼气在农村改厕、生活垃圾处理、污水治理方面的重要功能,盘活改造现有户用沼气设施和中小型沼气工程,推动解决城乡环境卫生问题,为农村居民炊事和北方冬季清洁取暖提供绿色燃气,为农业农村减排做出贡献。  太阳能是可再生能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次投入和设备后期维护费用以外,后期能源的使用是免费的。当前新农村建设中采用“太阳能+”方式,协同光伏、空气能、生物质能、跨季节储能等清洁能源,协同电能及天然气,形成清洁能源多能互补联供系统,可以实现冬季采暖、夏季制冷、全年供应热水和电力。  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研究员王久臣认为,用双碳战略思想、现代能源技术,引领零碳村镇建设,通过采用先进的节能、储能技术和能源综合管理模式,实现区域绿色能源的充分可持续供给,达成区域内碳的零排放目标。同时要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建立区域能源综合控制中心和服务平台,横向实现“电、热、冷、气、水”能源多品种之间和纵向实现“源、网、荷、储”能源多供给环节之间的协同以及能源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互动。从而实现多种能源互联互济、源网荷储深度融合,实现清洁低碳、安全可靠、智慧灵活、经济高效的目标。  为促进农业农村生产生活节能降碳,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还计划于明年3月在天津召开以“农村能源新生态 低碳发展新格局”为主题的中国农村能源低碳发展大会,聚焦农业农村生产生活节能降碳和农村能源开发利用,荟萃各方人士,围绕农村能源体系建设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进行研讨交流,为实现农村能源低碳发展建言献策,为助力农村实现双碳目标贡献智慧。  生物质能有望成为碳中和利器  目前,生物质能在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中占比不到10%。当前的“小产业”若政策得当,方向正确,未来则是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巨人”。每年若对城乡各类有机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将对我国环境、能源和粮食安全发挥巨大作用。  “农村能源低碳转型要结合农村自身特点,充分利用农村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关键是要做好生物质能源化的清洁利用,要找到可实现低碳、高效燃烧以及清洁排放的生物质技术和商业模式,从而推动农村能源系统从高碳向低碳转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能源经济室主任朱彤说。  生物质能集化学态能、作为燃料的可再生能源、能够取代化石能源的可再生能源于一体。兼具绿色、低碳、清洁、可再生等特点,在广大农村地区具有分布广、供应稳定的优势,既能让农村垃圾变废为宝,又能节能降碳,综合效益显著。以沼气应用为例,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首席专家李景明算了一笔账:我国畜禽粪污每年产生量大约30亿吨,农作物秸秆则为8亿多吨,按照原料可获得性和用途可行性研究与分析,畜禽粪污的80%和农作物秸秆的25%可用来作为沼气厌氧消化原料,每年可产生沼气的潜力约1500亿立方米,可替代1.1亿吨标煤的化石能源;可实现温室气体减排近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近年来,北方农村地区生物质清洁取暖大有可为。我国目前生物质清洁供暖已经初见成效,形成了秸秆打捆直燃集中供暖供热、生物质成型燃料+专用锅炉集中供暖供热、生物质成型燃料+清洁炉具分散炊事取暖三种主要模式的清洁供暖路径,并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河北等地进行了大规模推广。据检测,生物质集中供热工程环保监测指标低于《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与燃煤相比,二氧化硫排放减少90%以上,二氧化碳实现了零排放。生物质供暖运行成本低于电采暖与天然气采暖。  在全球碳中和大背景下,在农村地区推广生物质清洁供暖,预期减排十分显著,并且拥有较强的经济适应性,有助于推动我国农村地区节能减排与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09-03
(盘和林)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一直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政府工作报告和“十四五”规划中,均提出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工程,用数字技术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早在2018年1月2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做好整体规划设计,加快农村地区宽带网络和第四代移动通信网络覆盖步伐,开发适应“三农”特点的信息技术、产品、应用和服务,推动远程医疗、远程教育等应用普及,弥合城乡数字鸿沟。这开启了数字乡村建设的序幕。之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等一系列文件更是进一步对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进行了具体部署。在国家战略的推动下,各地纷纷相继出台数字乡村发展政策文件,统筹推进,多点开花的数字乡村振兴的政策格局正在逐步形成。资料图片  数字乡村四步走,循序渐进步步为营  第一步是到2020年,数字乡村建设取得初步成就。在这一阶段,笔者认为关键词是“基础”。简单而言,在这个阶段中,重要的任务是让数字经济在乡村中“从无到有”,具体主要体现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和相关数字服务的普及。一系列的数字技术都需要相关新基建的扶持,比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都需要互联网覆盖率的全面提升,一系列机械化、智能化生产也需要充足的电力供应和传感器体系,基建的完善度是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客观基础。这一阶段通常成果比较明显,也更容易量化衡量,一般速度较快,成果较多。  第二步是到2025年,数字乡村建设要取得一定的重要进展。该阶段笔者设置的关键词是“产业”。如果说第一阶段是在打基础,那么从第二阶段开始,就是在逐步建立数字乡村的上层建筑。农业生产是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农村又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场域,数字乡村振兴必须要从数字与农业的结合入手,实现农业的数字化转型,并从农业出发辐射和衍生其他相关产业,在产业层面广泛融合,多元发展;在地理层面连点成片,形成集聚效应。数字经济赋能乡村建设,要在乡村互联网和基础设施充分普及的基础上,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用数字经济孵化新农业业态,调动农业生产积极性,依托农产品和区域特点,打造乡村品牌,形成具有全国甚至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带,以数字促生产,以生产促发展。  第三步是到2035年,数字乡村建设取得长足进展。该阶段的关键词是“服务”。当基础设施已经基本完善,乡村相关产业也均完成数字化转型升级,此时的工作重点就在于促进城乡基本功能公共服务的实现,这同样还需要配合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数字化技术的帮助下实现现代化、智能化,一个真正宜居、发达的美丽乡村蓝图才得以呈现在人们面前。生产服务化是当前产业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农村作为将这一生产和生活紧密联系的场景,农业生产服务化变得更加的必要,之后以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特点为基础,借助移动终端和数字化技术实现乡村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比如打造乡村治理平台,乡村事务平台,让农民参与居民自治体系,便捷化新农合等一系列办事程序等等。  最后一步就是到21世纪中叶,在我国迈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同时,数字乡村全面建成,农业生产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农村生态化建设取得突出成就,农民收入水平达到较高水平,城乡之间生活品质、公共服务水平、收入水平等存在的鸿沟被逐步抹平。  我国正处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关键衔接处  当前我国在农村基建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数据显示,当前全国行政村通光纤和通4G的比例超过98%,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已经达到1.42亿户,许多乡村均建立了自己的物流站点,乡村物流网开始渐渐成型。在农村基建不断完善的条件下,我们也积极探索在数字产业方面取得突破,许多地区积极拥抱电商等新兴模式,实现农业生产数字化、农业管理数字化、农业销售数字化。  现存的许多数字乡村衡量机制仍然是以更容易量化的基础设施为依据,这种方式的确在数字乡村的第一阶段建设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在中央出台战略文件之后,各地纷纷开始吹响数字乡村振兴的号角,通过给下级单位设定考核指标,下级单位有方向可循,有目标可追,因而上下一心共同加紧推进农村新基建进程,促成了当前农村基建较好的局面。  然而,当数字乡村振兴逐步走到第二阶段,现存的第一阶段评估方式就稍显“表面功夫”,如何进一步利用好这些建设完成的基础设施,如何更好地发挥基建为数字化提供的支撑作用,如何做好数字化赋能农业农村生产生活的工作是从“表面功夫”向纵深推进的关键。笔者与政府相关部门和业内人士进行了一些交流和调研,发现一些乡村管理机构的思想认识仍然还停留在数字经济就是建几个快递站,修几个信号塔的层面,其实,建设数字农村,绝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数字乡村建设向纵深推进,笔者认为首要任务就是要从顶层设计开始,从一体化管理出发,从思想出发。相关管理部门和乡村治理部门要转变原有的政绩思想和成果思想,要不拘泥于客观上的基建建设,更要深入贯彻落实数字经济与产业的融合,让数字技术走入农民生活,走进农业生产。  数字经济需要一个完整多元的生态作为支撑,而在农村实现数字生态“从无到有,从有到精”是一个长期、深入的过程,一蹴而就只是一个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短期办法,管理者一定要将眼光放长远,要敢于做成果回报时间长,但正外部性巨大的工作。同时,对于数字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有顶层设计意识,对于数字经济与产业的融合要有全局观,针对临近的乡村要根据各自比较优势形成产业互补、协同创新的合力,优化资源配置,做好科学合理的规划。  融合生产,从多个环节重塑农业  那么,在此之后,数字乡村振兴工作就要将这些科学合理的规划落地实施,充分发挥基础设施的作用,借助数字化手段推动农业农村生产的转型升级。  一直以来,笔者都在强调,数字经济最大的魅力是融合,而真正借助数字经济为乡村振兴赋能需要做的事情,是要让数字技术与实体生产相融合,与现实产品相融合,与农民需求相融合。  先说农业生产,数字化农业生产需要对土地等资源实现一定的整合,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规模经济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积极探索与当地企业的合作,研讨出与农民诉求和企业发展目标相一致的合作方案,共同推进农业生产的数字化进程。比如河南伊川县的岭上硒薯产业就是将许多村镇的土地统筹管理,规模化种植,借助数字化的管理体系提高了红薯的生产效率,树立产品形象,打造产品品牌,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除了田间地头的生产,还有销售物流网络的建立。笔者发现,目前许多乡村的数字农业建设仍然还是停留在对传统模式的改良,还没有真正走上数字经济的道路。笔者调查了一些地区的农业特色淘宝店,许多地方店铺虽然产品种类多,但只有一张图片介绍,缺少借助数字化手段让消费者了解产品生产的一系列流程和产品的优势。而且,笔者与一些政府管理人员交流发现,目前许多村镇虽然在建数字乡村,然而他们的农产品仍然是传统的经销商渠道模式,而缺少电商到户,产品直抵消费者的数字化网络,这一点我们需要借鉴阿里巴巴的“热土计划”,让企业和数字化模式真正走进农村,彻底改变农业生产和销售的传统模式。  同时,在建设数字乡村过程中,虽然我们的重点在农业生产,但也不能“画地为牢”,将眼光仅仅限制在农业这一块,融合的含义不仅仅是数字与实体的融合,还有不同产业间的融合,不同主体间的融合。比如要积极尝试设立数字化生态基地,将旅游业和农产品种植业联系在一起,探索建立乡村产业带和产业中心,将农产品种植和食品药品深加工行业联系在一起,拉长产品价值链,提高附加值等等。  综上,笔者以为,当前我国的数字乡村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这些更多的是停留在完善基础设施的方面,要想进一步发挥数字经济的作用,要想进一步实现农业数字化和农村现代化,就需要基于“表面功夫”而进一步纵深推进数字经济建设,包括管理层面的转变思想、顶层设计;还有农业生产方面的智能化生产、数字化产品网络、信息化宣传渠道等;再就是农业与其他产业的有机融合等。数字乡村振兴不是一锤子买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不断推进的工作,需要各部门、各组织、各个体有耐心、有毅力地去下功夫,敢于突破,勇于创新,不仅仅做表面功夫,更要把工作做实,做深。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农民日报 | 分享: 2021-09-02
(任思奇  鲍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四川凉山州曾是脱贫攻坚战最硬的骨头之一,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凉山州,多次亲赴大凉山深处调研,并作出系列重要指示。四川省委、省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凉山州脱贫攻坚工作做出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指针作出决策部署,在凉山州实现了全面消除绝对贫困、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生态环境逐渐修复、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住房条件全面改善、教育赋能深度推进、移风易俗成果斐然等显著成效,谱写了中国贫困治理的辉煌篇章。小康路上凉山州没有掉队,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亦应如此,凉山州脱贫攻坚中形成的路径、抓手、经验等重要启示,也将在“赋能乡村振兴、助推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凉山脱贫工作为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探索了有效路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遵循,明确方向与路径,凉山州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同时,探索出一条能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东部扶西部的共同繁荣路。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完善东西部结对帮扶关系,形成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广东佛山与四川凉山两地制定实施扶贫协作协议,共同构建了“佛山企业+凉山资源”“广东市场+凉山产品”“沿海总部+凉山基地”等模式,开发凉山生态旅游、绿色农业等资源,运用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形式,使凉山农产品热销,链接全球市场。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东西部协作”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中继续坚持和完善的制度之一。在新征程上,结对协作地区应继续拓宽协作领域、创新协作形式、提高协作水平,积极推动产业合作向纵深发展,由对口扶贫协作转型升级到全面战略性合作,构建新的发展格局,打造东西部协作典范。“多数”帮扶“少数”的共同进步路。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四川凉山地区群众时说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能少。”在凉山州脱贫攻坚工作中,形成了多数人帮少数人、全社会参与的大扶贫格局,让凉山群众与全国人民同步实现全面小康。在凉山州脱贫攻坚工作中,对口帮扶队伍在凉山,将深切的关怀落实为强有力的行动。四川高校对口帮扶深度贫困县,创新帮扶举措,探索精准扶贫的“高校模式”;国有企业定点扶贫凉山州,启动“国企入凉”,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了智慧力量。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后,要继续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更需形成共同意志和共同行动。各行各业要继续发挥专业优势,建立长效制度机制,营造全社会和衷共济的浓厚氛围,走出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特色路。外力促内力的共同奋斗路。习近平总书记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谈到:“只有用好外力、激发内力,才能形成合力。”凉山州坚持扶贫和扶志、扶智结合,力求凉山贫困群众物质和精神“双脱贫”。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多形式、多语言宣传脱贫政策,增强了贫困群众脱贫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引导其实现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思想转变;聚焦群众发展技能缺乏问题,实施新型农民素质提升工程,引导村民靠自身努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在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还应继续发扬“脱贫有多难、凉山有多拼”的精神,在运用外在帮扶力量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凉山州扶智与扶志工作,坚持外力激发内力的路径,形成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强大合力。凉山脱贫工作为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明确了重要抓手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是一项长期且现实的任务,需要一个一个重要抓手逐步实现。凉山州整合资源、集中力量攻坚克难、决战决胜,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也使无缝连接乡村振兴,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得以明确。巩固易地搬迁成果。恶劣的自然条件是阻碍凉山州发展的“拦路虎”。习近平总书记在凉山看望贫困群众时指出:“易地扶贫搬迁是实现精准脱贫的有效途径”。凉山州居住在高寒深山、土地贫瘠等生存环境差、基本发展条件尚不具备的贫困户实现了“应搬尽搬”,让贫困群众从“山地游耕”到“住有安居”。借助东西部扶贫协作援建项目的顺利推进,凉山州易地扶贫搬迁涉及全州17县市,共安置35万余人,于2020年底全部完成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及拆旧复垦复绿工作,备受关注的“悬崖村”84户贫困户也全部搬进位于县城附近的新家,改变了贫困群众“冬不敝风、夏不遮雨”的居住条件。在新征程上,应进一步巩固易地搬迁成果,以凉山州安置区为重点做好易返贫人口动态监测和及时响应机制、多措并举促进搬迁群众就业创业、持续提升安置区后续产业配套能力、完善安置区社区治理服务体系等,利用好易地搬迁为脱贫地区高质量发展打下的坚实基础。创新发展特色产业。开展脱贫攻坚以来,凉山州因地制宜发展优势特色产业,积极促进贫困地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实现特色产业助脱贫。在新征程上,凉山州应继续着力创新驱动,通过打造优质、特色农产品供应基地,形成享誉全国的现代特色农业产业示范区;继续大力发展“1+X”生态林业、“果薯蔬草药”农牧业+电商等产业,建设现代农业产业融合示范园区;进一步深化“品牌强州、品牌兴农”的战略,持续提升“大凉山”特色农产品标识(商标)的知名度、影响力,强化产品的品牌效应,增强市场竞争力,使其成为推动凉山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为凉山州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动能,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教育为本。习近平总书记在大凉山考察时指出:“要抓好抓实教育工作,绝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切断贫困代际传递,凉山州在全国率先启动“一村一幼”计划并深入实施,加大对教育基础设施的投入,提升教育的基础设施建设,一个村至少建立了一个幼儿教学点,免费提供学前教育,累计建成村级幼教点三千余个。凉山州实施的“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减少了因语言问题导致的厌学辍学现象。同时,通过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凉山州强力推进移风易俗,积极引导群众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改变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在新征程上,教育公平是仍然是极其重要的抓手,应继续有效发挥教育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引领性、先导性作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有机协调。凉山脱贫工作为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宝贵经验凉山州的脱贫攻坚工作是我们党为了绝对消除贫困,迈进共同富裕新征程的奋斗历程。在凉山实现脱贫、防止返贫的探索中获得的宝贵经验,也将继续在巩固脱贫成果、推动乡村振兴、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发挥关键作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各项实际工作的根本保障,是击败一切困难的“制胜法宝”。强化党建引领,凝聚思想、增强共识,是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根本所在。在脱贫攻坚战中,凉山州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动党建工作提质增效;实施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教育培训计划,分年度制定《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责任分工方案》,凝聚了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强大力量。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价值理念。在新征程上,凉山州应进一步落实建立健全党的全面领导机制体制,方能最有效地把握正确方向、凝聚人民共识、协调各方力量、落实方针政策、应对风险挑战。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在凉山脱贫攻坚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得到了充分彰显。党中央统筹各方力量,对凉山的脱贫工作在政策、财力、人力等方面给予了极大支持。四川省委、省政府为凉山量身定制34条特殊支持举措和16条工作措施,3年新增帮扶资金超过200亿元。对口支援的广东佛山累计投入和使用财政援助资金24.52亿元。在资金、人力等方面,凉山州也得到了国家各部委和四川省各部门较大幅度的倾斜支持。2016年以来,凉山全州各类扶贫专项投入1000亿元以上。在新征程上,还需继续统筹协调各项资源,整合地方区位特色,推动经济均衡发展,“全国一盘棋”模式形成的强大合力仍然不可或缺。做到科学精准施策。要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需做好顶层设计工作,尊重返贫工作科学规律,不断完善精准扶贫的工作体系。凉山州贫困地区致贫原因复杂,深度贫困与恶劣自然条件、落后思想观念等相互交织,包含诸多特殊贫困问题,不可能“一个方子包治百病”,更有赖于深入结合凉山实际情况和区位特色,尊重经济、社会、自然规律,多措并举、精准施行。凉山州在脱贫攻坚进程中,通过科学系统布局,确保了产业均衡协调发展,做到了传统秩序与现代治理相结合,实现了科学选址“应搬尽搬”;通过打造精准扶贫格局,使政策落实精准、对象确定精准、干部选派精准、资金使用精准、监督监察精准。完成了高质量脱贫的要求。在新征程上,针对于不同地区、不同特色、不同文化水平等多方面的复杂情况,必须进一步准确把握科学规律、从长计议、深度分析、统筹协调,根据地区发展实际情况,坚持科学精准施策,确保工作扎实有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我们“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在新的征程上,凉山州必将从脱贫攻坚的成功启示中汲取更强大的奋进力量,立足高质量发展,继续谱写美丽凉山共同富裕新篇章。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四川经济日报 | 分享: 2021-09-01
(何羽佳 张瑞灵)盛夏时节的川蜀大地,水润松辽,尽显生机。生灵万物,因水而存;聚落文明,因水而兴;社会发展的每一个瞬间,都离不开水的润泽。经邦利民,必以治水为先。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河湖长制和河湖保护工作。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2016年以来,中办、国办先后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的指导意见》等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改革意见,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和实施河长制、湖长制。河湖保护,被国家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依法治水和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已经成为国家行动。长江宜宾三江口被誉为“千河之省”的四川,治水、保水、护水,责无旁贷,这不仅肩负着维护国家水安全格局的重要使命,更是四川守护河湖长清民长安的担当。中央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号角一吹响,四川便迅速响应,2017年全面建立河长制,2018年全面建立湖长制。五年多来,四川举全省之力,立足生态禀赋,以河长制促进“河长治”,掀起了河湖管理保护新高潮:在成都,从省、市、区县、乡镇到村的各级河长全力以赴推进锦江幸福河建设,锦江水质得到持续改善,黄龙溪断面水质改善为Ⅲ类,向下游交付了绵绵不断的清水;在雅安,“千人治河”的新格局逐渐完善,清澈的河水、碧蓝的天空,陪伴着雅安人岁岁年年;在泸州,河道岸线修复治理持续进行中,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坚决守护一江清水出川的重任一刻也不能松懈。……信守使命,勇于担当。一场守护和建设青山绿水幸福河湖的治水图卷,正在四川展开。黄河九曲第一湾使命如磐   河湖有了守护者和代言人四川,水系发达、河湖众多,素有“千河之省”的美誉,也是长江黄河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全省多年平均水资源量2616亿立方米,居全国第二。全省河流总计8596条,全省1平方公里以上的天然湖泊有泸沽湖、邛海等29个。“四川是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也是全国唯一一个长江黄河干流都流经的省份。如何守护好这一方水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不仅关系八千万四川儿女的生存发展,也关系着长江黄河下游的亿万百姓,这对四川来说既是重大历史课题,也是重大政治责任。”四川省河长制办公室副主任、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华表示,为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四川创新体制机制,全面建立了五大体系——河湖体系、河长体系、制度体系、推进体系和支撑保障体系,让全省河湖有了守护者和代言人,扎实有序推进河湖长制各项工作。使命在肩,责任当前,唯有全力推进实施河湖长制,才能管理保护好四川河湖。一张责任网逐步覆盖河湖。四川将河湖长制落实到各级党政一把手和相关负责人,彻底改变“九龙治水”局面。以党政领导牵头负责制为核心,坚持区域与流域相结合,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面覆盖的五级河湖长责任体系。全省共设立省、市、县、乡、村五级河湖长5万余人,省总河长由省委书记,省委副书记、省长担任。省、市、县设立了河长制办公室,确定了河长联络员单位。构建了省总河长主持召开全体会议、推进会,省级河长每年两轮集中巡河湖、市级河湖长具体督促、基层河湖长具体实施、各级各部门共同推进、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的工作推进格局。黄河流域若尔盖湿地据统计,四川已将全省所有8596条河流、7817座水库、2458条重要渠道和12个湿地纳入河长制管理,将泸沽湖等29个重要天然湖泊纳入湖长制管理,所有河流湖泊编制“一河一策”管理保护方案,做到了因河施策统筹管理。如今,四川大地上,五级河长全部上岗履职,每一条河流,每一段河道,每一个湖泊,都有了自己的河湖长。各河湖长的管护范围、目标、任务、责任全部明确。河湖管护的压力,被精确传达到了基层河岸湖泊守护一线。青山行不尽,绿水去何长。河湖长制已在四川大小河湖落地开花,川蜀大地处处呈现出“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生态画卷。截至2020年,全省87个国考断面86个达到优良,较2016年全面推行河长制之前增加了23个,10个出川断面全部达到优良,水环境质量创“十三五”以来最佳成绩。四川切实担当起了筑牢长江黄河上游屏障的历史重任。全国示范河湖之锦江担当如山   河湖碧水清流绽新颜“十三五”期间,四川以河湖长制为抓手,围绕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和执法监管等“六大任务”,解决一批新老水问题,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向好,逐步实现河湖功能永续利用。王华表示,聚力河湖管理保护“5+9”重点工作,强力推动河湖长制向纵深推进,四川河湖长制实现了从“有名有责”到“有能有实”转变。水资源保护更加严格。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以来,全省用水总量控制在321.64亿立方米以内,万元国内生产总值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2015年下降23%。强化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和标准化建设,全面完成249个县级及以上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治。水域岸线管控更加规范。“十三五”期间,全省共计清理整治“四乱”问题4118个,拆除违法建筑面积41.97万平方米,清理非法占用河湖岸线784公里,清除河道内垃圾81.15万吨,整治非法采砂点516个。380座非法码头已全面完成拆除复绿、规范提升等整治任务,2942条河流共102353公里和171个天然湖泊的划界任务全面完成。水污染防治更加有效。编制《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四川省岷江、沱江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全省其它主要河流水污染防治规划等,扎实推进主要河流水质稳定达标。纳入“全国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监管平台”的105个黑臭水体已全部治理竣工。水环境质量显著改善。完成134个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对德阳市17个磷石膏堆场综合整治实行省级挂牌督办,城镇生活污水日处理能力达1181万吨、排水管网近6万公里。启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千村示范工程”,确定全省18个县(市、区)的1190个村为示范村,完成9325个建制村的环境综合整治。水生态持续巩固。“十三五”期间,全省新增河湖生态治理面积4640平方公里,完成河湖公园建设改革试点9个,建成水美新村1000个,实施若尔盖国际重要湿地保护与修复工程,修复退化湿地6400公顷,落实禁捕补偿资金14.65亿元,国家核定的10257艘退捕渔船己全部回收处置,16480名渔民己全部退捕上岸,渔民转产就业率和参保率均达100%。执法监督更加有力。五年来,我省完善了《四川省环境保护条例》,出台了《四川省沱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加快推进《四川省河湖长制条例》等立法工作,保持环境执法高压态势,严厉打击水环境违法行为。人不负河湖,河湖定不负人。随着河湖长制的深入推进,我省治水成效逐渐凸显。我省河湖长制工作在全国排名逐年提升,2020年进入全国第一方阵,成功打造锦江、邛海两个国家示范河湖,受水利部表彰的单位及个人数量居全国第二,连续两年被国务院评为“推动力度大、成效明显的地区”并获国家激励奖励。记者从省河长制办公室了解到,今年4月,四川发布了“四川省总河长1号令”,将《2021年四川省全面深化河湖长制工作要点》首次以总河长令形式发布,全面部署四川省2021年度河湖长制工作,不断破解制约河湖管理保护瓶颈,打通河湖管护机制运行障碍。 四川盐源县泸沽湖展望如画   共建健康美丽幸福河湖在成都,夜游锦江成为了“网红”打卡项目,在东门码头乘坐乌篷船顺着锦江而下,微风轻拂过江面,激起层层波澜,途径合江亭、兰桂坊等地,两岸的光影秀让人目不暇接,绚丽的船程中锦江风物、人文风情尽收眼底。在雅安市荥经县龙苍沟镇,沿着生态巡河走廊一路向下,堤岸两旁绿树成荫,岸旁的亭台坐着二三游人,欢声笑语,享受河风的轻抚,阳光洒在湖面,波光粼粼,时有鱼儿游过,蜻蜓掠过。在泸州市滨江公园,河道岸线恢复自然生态面貌,生态廊道建立起来,河水清澈起来,一幅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画卷正在呈现。……如今,在四川,碧水清流随处可见,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源自四川对河湖长制不懈的探索与实践。碧水有声,皆是序曲。如今,四川数千江河湖泊,在5万名河湖长的精心呵护下,竞相成为滋养万物的生态美丽健康河湖。站在新的起点之上,四川如何持续落子河湖保护?王华表示:“四川将在全面系统总结全面推行河湖长制五年来的工作经验和成效基础上,以建设人民满意幸福河湖为奋斗目标,进一步强化河湖长制体制机制建设,加快构建以法治为基础、以科技为保障、以现代信息化为手段,以河湖长制‘七进’为宣传载体的新时代河湖长制工作格局,四川将进一步增强上游意识,强化责任担当,深化河湖长制激励、考核等工作,奋力开创河湖管护新局面。计划通过1年的努力,使全面深化河湖长制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河湖治理整体成效全面彰显。5年内,让全省河湖得到更加有效保护,基本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治理目标。”夯实基础、抓好示范、重点治理、持续深化——这是四川今年河湖管理保护的关键词,也是工作的主要方向。夯实基础的背后是加码。把长江流域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摆在压倒性位置,充分发挥省总河长办公室统筹协调作用,建立长江保护省级协调机制。加强省级河湖长制立法工作,加快制定出台《四川省河湖长制条例》及相关配套法规。四川将继续夯实河湖长制“一河(湖)一策”工作基础,制定完善省级河湖的一河(湖)一策管理保护方案(2021-2025年)和省级河湖2022年度河湖长制工作清单,完善四川省河湖长制“一张图”基础信息与共享服务平台信息。同时,不断夯实河湖长制信息化工作基础,加快修订河长制信息化标准,完善河长制数据库,优化基础信息平台和四川河湖长制督查App,努力提升运用大数据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构建推动形成“天上看、地上查、河上巡、网上管”的立体化监管体系。抓好示范的要求是建设。携同抓好健康河湖评价和示范河湖建设,认真总结健康河湖建设相关经验,探索美丽河湖、幸福河湖建设实践;深化省际区域合作,做好有关江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深入开展川渝、川滇跨界河流“治三排”“清四乱”专项整治行动,奋力打造川渝跨界河流联防联控合作示范区和琼江示范河湖建设,带动与周边甘肃、陕西、贵州、青海等省份的联防联控。重点治理的逻辑是行动。四川将围绕“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水污染防治、水环境质量改善、水生态修复、执法监督”河长制六大工作任务持续发力,深入开展清河护岸净水保水四项行动;围绕河湖管理保护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治理,严格保护河湖水资源,加强全省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前瞻性研究,加快出台《四川省水资源条例》;围绕河湖管理保护5+9重点任务实施综合治理,坚持以水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持续推进重点小流域水污染治理,全面实施城镇污水和农村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持续深化的目标是完善。通过不断持续深化河湖长履职尽责能力建设、河湖管理考核激励机制建设、河湖管理督查问责机制建设、河湖管理保护法治建设、河湖管理保护宣传引领建设等,完善河湖管护保障建设,为“十四五”期间河湖管理保护和河湖长制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如今,放眼四川,这里青山叠翠,万水奔流,条条水系,绿树青葱;未来,四川将系统梳理全面建立河湖长制工作中的经验和做法,全面深化实化河湖长制,以河长制促“河长治”。四川将建设更多的健康河湖、美丽河湖、幸福河湖,真正让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治水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一条条人民满意的幸福河湖将伴随川蜀人民走向未来。(图片由省河长制办公室提供)
四川经济日报 | 分享: 2021-09-01
范围更大  浙江11个市62个县与四川12个市(州)68个县结对,在原先结对40个县的基础上新增加28个县,实现对四川原国定贫困县和原深度贫困县的全覆盖帮扶目标更高  浙川双方将聚焦受援县“脱贫基础更加巩固、成效更可持续”目标任务,提升脱贫地区发展水平,推动形成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格局模式更新  立足东部所能、西部所需,加快推动东西部地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互联互通,增强协作的互补性、兼容性,打通长期协作通道  (记者 文莎)8月27日一早,宜宾天之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厂房,脱贫户唐凯换上工作服、佩戴好口罩,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两年前她第一次操作机器,“手都在发抖”,如今已经成为一名熟练的挡车工,每月有5000元左右的稳定收入。  唐凯所在的企业,位于浙江省嘉兴市与宜宾市屏山县共建的浙川纺织产业扶贫协作示范园。目前,园区共吸引35家纺织企业入驻,为5200人提供了就业岗位,其中脱贫户1042人。  按照国家安排部署,今年起的新一轮浙川东西部协作,浙江“一对一”帮扶四川,浙江11个市62个县与四川12个市(州)68个县结对,在原先结对40个县的基础上新增加28个县。调整之后,浙江11个市全部参与结对,实现对四川原国定贫困县和原深度贫困县的全覆盖帮扶,浙川持续在产业、劳务、人才、消费等领域深化协作。在浙江对口城市的帮助下,阆中市天宫镇五龙村探索出“旅游+扶贫”的乡村振兴之路。图为近日,游客在当地的民宿院落里拍照留念。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向雨 摄﹃多听多看,才能迅速进入角色﹄新力量155名挂职干部进川,1000余名专技人才集“智”  6月以来,新一批155名浙江来川挂职干部陆续到岗,开始为期3年的履职工作。  从嘉兴到屏山挂职3个月,屏山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顾建忠跑田间地头、看项目现场、开座谈会、到企业问需,足迹遍布全县11个乡镇和部分边远乡村、原东西部扶贫协作项目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多听多看,才能迅速进入角色。”  在8月23日召开的屏山2021年东西部协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顾建忠牵头拟定的《屏山县打造东西部协作“五张名片”三年行动计划》进入征求意见阶段。“用3年建设十大标志性工程。”顾建忠定下目标,“我将带着使命、带着感情,积极发挥东西部协作的纽带作用,多领域、多层面推进两地实现资源共享,推动更多东部项目在屏山落地。”  7月21日,好消息从嘉兴市秀洲区传回屏山:秀水屏山协同智造纺织园等7个项目总投资42亿元签约落户屏山,涉及纺织、食品、养殖、旅游等领域。  宁波从佛山手里接过“接力棒”,对口支援凉山11个县。6月起,宁波百余名专技人才分批抵达凉山,其中超过半数的专技人才将在凉山开展半年以上的帮扶工作。  这个夏天,一场冰雹灾害造成盐源县种植的部分烤烟主茎折断,损失严重。宁波市鄞州区农业专技人才凡改恩立即赶往现场,给出技术意见:已确定绝收的烟田,立刻补种其他经济作物;部分受灾的烟株,砍掉主茎上部,保留底部烟芽进行二代烟株培养;加紧采收可销售烟叶,同时配合烟田清理、喷洒农药、薄肥勤施等灾后恢复技术。全部措施到位后,预计经济损失可减少50%以上。  记者从省乡村振兴局获悉,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开展以来,浙江省已有1000余名专技人才赴四川挂职帮扶,助力当地科技、医疗、教育、农业等领域技术提升。﹃稳岗就业是有效途径﹄新任务强化劳务协作,实现脱贫成效可持续  省乡村振兴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脱贫攻坚期,协作支援主要是帮助贫困人口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进入新发展阶段,浙川双方将聚焦受援县“脱贫基础更加巩固、成效更可持续”目标任务,提升脱贫地区发展水平,推动形成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格局。  近日,2021年第二批“宣汉海员”订单式培训开启线上、线下报名通道,计划招收90人,将于9月10日出发到舟山航海学校参训。学员们可在值班水手和值班机工两个工种中选择一种,培训期间,培训费、住宿费、考证费全免。培训结束后,政府、学校推荐学员上船实习,实习期间企业补贴2000-3000元/月。实习期满,取得船员适任证书的,企业与学员正式签订协议,薪资待遇为9000-10000元/月。自2019年启动以来,培训已经连续举办4期。  家住宣汉县蒲江街道周桥社区的冉绿英告诉记者,她的老公就是一名“宣汉海员”。“我们以前做过家电生意,但生意惨淡,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去年,老公参加了海员培训,现在月收入一万多。”  2014年退役后,向进贤辗转南京、合肥、成都等地务工,当过建筑工人、送过外卖、开过网约车,工作、收入都不稳定。今年6月,他从成都返乡报名参加了2021年第一批“宣汉海员”订单式培训,“海员待遇可以,后续晋升空间也挺大,之前干过那么多工作,技术含量不是很高,当海员相当于学了个谋生技能,这让我对以后的生活更有期待了。”  宁波市慈溪市“牵手”凉山州布拖县,首批103名布拖籍务工者已在慈溪开启了新的生活。  “干了一段时间,感觉岗位挺适合我的,师傅讲过后简单易学,车间环境也干净。”在宁波大超电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年轻小伙日力色雀当起了生产车间的操作员,主要工作内容是操作配线端子机。企业安排的吃住环境也让日力色雀感觉很舒适:6人一间的宿舍,配备有空调、热水器等,食堂饮食搭配丰富,每天有10多个菜可挑选。  “稳岗就业是巩固脱贫攻坚的有效途径。”省乡村振兴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浙川将进一步强化劳务协作,加强就业技能培训,优化精准对接机制,落实稳岗拓岗措施。﹃增强协作的互补性、兼容性﹄新模式立足浙江所能四川所需,让资源流动起来  从最早的捐钱捐物,到造血式帮扶,再到抱团式发展,东西部协作正在从单向帮扶走向立足“浙江所能、四川所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8月26日,在西昌华宁禽业有限公司养殖场,一只只幼小的白鹅“嘎嘎嘎”地叫着。这不是普通的白鹅,而是8月12日从杭州萧山机场打“飞的”来到凉山的象山白鹅。  象山是浙东白鹅的原产地。象山白鹅易养,生长周期短、营养价值高。近年来,象山县创新探索“白鹅扶贫”模式,北上、南下、西进,带动13个省份的2000余户低收入农户实现了致富增收。  “以宜宾市屏山县为例,在茵红李树下发展白鹅养殖,亩均增收5000元。凉山同样拥有苹果、脐橙等各类果树,加上适宜的气候环境,也是白鹅生态放养的绝佳之地。”7月中旬,在2021年度凉山州科技管理干部培训班上,浙江农技专家重点介绍了象山白鹅养殖方式、产业发展以及扶贫成功的案例。  培训让西昌华宁禽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宋浪萌生了养殖象山白鹅的想法。于是,他主动对接象山文杰大白鹅养殖有限公司,希望将象山白鹅引进凉山州。经过近半个月的交流,双方达成共识。今年,象山文杰大白鹅养殖有限公司将分两批运送鹅苗共7000羽至凉山。“我们专门建立了微信群,养殖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随时交流,也欢迎凉山的养殖者来象山实地学习。”象山文杰大白鹅养殖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说。  “对于象山来说,白鹅引入西部地区养殖,不仅增加当地农户收入,还有利于品牌形象塑造和白鹅产业深度发展。”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有关负责人说。  更多的主动谋划正在推进。泸州市古蔺县与丽水市青田县协作项目——龙山镇农特产品中心项目破土动工。项目建成后,将推动古蔺县龙山镇产业由“粗产出”向“深加工”方向发展,同时,解决当地劳动力的就近务工问题,带动脱贫群众致富增收,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  此外,苍溪县浙川东西部协作项目——中小微企业孵化园(三期)项目全面启动,将着力解决苍溪工业总体层次不高的问题,引导传统行业企业向新兴行业企业转变,规模小、档次低的中小微企业和家庭作坊式企业向体现大工业基础的装备制造业转变。  “立足东部所能、西部所需,加快推动东西部地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互联互通,增强协作的互补性、兼容性,促进两地实现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四川农业大学教授、四川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蓝红星认为,要逐步推动东西部协作由政府引导向市场主导转变,打通长期协作通道,让各种资源要素自由流动。
四川日报 | 分享: 2021-09-01
(记者 王代强)四川局部区域野猪数量超过了环境容量,不仅造成农作物损失,还威胁群众人身安全  “庄稼快熟了,野猪就来糟蹋了”“野猪跑到院子里把家猪咬伤了好几头,下次怕是要伤人了”……连日来,四川日报全媒体“问政四川”平台和民情热线(028-86968696)接到广元、巴中、达州、绵阳等地村民反映:秋收将近,野猪频繁下山觅食,不但毁坏庄稼,还威胁群众人身安全。  今年5月,国家林草局将我省列为全国14个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点省区之一。7月,我省在青川、朝天、北川、通江等4县区启动野猪致害防控试点,主要试点内容包括组建猎捕队伍、开展科学猎捕活动。  然而,记者调查了解到,受多种因素制约,目前,野猪致害防控试点遭遇“卡壳”。野猪正在下山。 (青川县林业局供图 资料图片)调控遭遇“卡点”全省野猪数量超80万头,局部区域超过了环境容量,猎捕是调控最有效措施却推进滞缓  “近几年每当临近庄稼成熟季节,都会出现野猪损坏农作物的情况。”8月底,眼见庄稼丰收在即,渠县大义乡大义村村民老谯却忧心忡忡。他告诉记者,今年村子已多次被野猪袭扰,今年7月中旬,野猪把村里不少村民家的玉米地毁坏;8月初,两头野猪先后跑进了老谯家养猪的院子,家里养的40头猪被咬伤了5头。  野猪还有可能对村民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今年5月,理塘县上木拉乡增德村党支部书记土登相巴,在巡山途中遭遇野猪攻击,因伤势过重当场身亡,年仅45岁。  类似野猪致害伤人事件,因其种群数量扩大而时有发生。  省林草局提供的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随着我省国土绿化、生态修复等一系列重大工程的实施,野猪栖息地扩大,再加上野猪在四川天敌少,繁殖能力极强,种群数量增长迅速,在局部区域超过了环境容量。  据多名野生动物保护专家组成的调查团队估算,全省野猪种群数量约82.1万头,主要分布于川西高原高山峡谷区及盆周山地,甘孜、阿坝、雅安、绵阳、广元、达州、成都等10多个市州野猪种群密度高。据不完全统计,全省每年各地上报野猪致害7000-8000次,毁坏农作物等造成的损失约2.15亿元。今年北川、理塘已接连发生野猪伤人事件。  “一群野猪一晚能将村庄附近2-3亩的土豆全部损毁。”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四川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会长冉江洪介绍,野猪为杂食性动物,喜欢到种植土豆、玉米、红薯、油菜、稻谷等农作物的区域活动,吃完后还喜欢在地里打滚,经常导致农作物成片损毁。  为防控野猪造成的损失,村民采取了修建简单防护墙、制作稻草人、放高音喇叭等方式驱赶野猪,但收效甚微。同时,全省有10余县(区)开展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保险试点。不过,业内人士坦言,保险治标不治本,关键还是要调控种群数量,而科学猎捕是种群调控最有效的措施和最主要的手段。  为此,国家林草局批复的《四川省野猪危害防控试点工作方案》明确:试点县区组建猎捕队,在已得知的被野猪危害农田区域进行野猪猎捕。  按照计划,青川等4个县区7月启动野猪致害防控试点,9月中旬左右开展猎捕活动,明年1月上报试点成果。不过,试点启动近1个多月来,进度不容乐观。  “今年开展猎捕有点悬。”省林草局相关负责人坦言,虽然4个试点县区的方案省林草局已经批了,但4个试点县区林业部门有关负责人均表示,相关工作推动起来很有难度。青川县一名村民,无奈地看着被野猪毁坏的玉米地。(青川县林业局供图 资料图片)“没有完全想清楚”野猪猎捕具有较强专业性,猎捕队设施配置、人员训练、管理都存在难题  “推不动。”广元市朝天区林业局有关负责人直言,当前最大的难题是办不到枪支配置手续和持枪证。  多个县区林业部门反映:防控试点工作由林业部门负责推进,基层林业部门对于能不能办理枪支配置手续和持枪证,以及办理这些手续需要满足哪些条件、需要走哪些程序都是“一头雾水”,在与负责枪支管理的公安部门沟通协调中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有的至今没弄明白。  比如:有的县区林业部门被告知原则上可以为猎捕队办理枪支配置手续,但需要省级部门或更高层面审批,还有的县区林业部门则被告知无法办理。  记者查阅我国的《枪支管理法》,其规定,经省级人民政府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专门从事射击竞技体育运动的单位、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狩猎场等单位可以配置民用枪支,猎民在猎区、牧民在牧区,也可以申请配置猎枪。  省公安厅有关部门负责人说,林业部门组建成立的猎捕队,均不在上述所列可以配置民用枪支的单位之中,所以应该无法办理枪支配置手续。而设置陷阱、用毒、用电等猎捕手段由于可能对人类和其他动物造成危害等原因,早已被禁止。  有基层林业部门人员感叹:“总不能让猎捕队员赤手空拳与野猪搏斗吧!”  此外,省林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野猪猎捕具有较强专业性和较大风险性,猎捕队成员最好是有丰富狩猎经验的老猎人。然而,试点县区反映的情况却是:禁猎多年后,农村已经很难找到这样的人员了。猎捕队如何训练、管理,基层也还没完全想清楚。  本土猎捕队缺乏,有没有可能请外援呢?  一位基层林业部门人员坦言,他们曾计划请外地一家狩猎队到当地开展野猪猎捕,却因为要价过高而放弃了。“算上猎狗、食宿、弹药、野猪尸体无害化处理等费用,请外地猎捕队来打一头野猪价格在4000元左右。可能他们上山待一天遇不到野猪,下山后野猪就出来了,不是长久之计。”这位人员说,“现在一提到钱,我们头都大了。”  此外,基层林业部门还反映,相关审批程序繁琐,猎捕指标的核定,与基层实际有所脱节,也不利于种群控制工作的高效推动。  “我们县区野猪数量起码几万头,至少需要每年猎捕数百头,才能起到种群调控的效果。但我们跑了一两个月才办好猎捕指标等手续,结果市上只下达了一年猎捕20头的指标,根本不起作用。”某县区林业部门人员说,一方面,专家调查核定的野猪猎捕数量和当地实际需求可能有偏差;另一方面,指标下达程序较为繁琐,耗时费力。“试点就是要探新路”建议以更高层面推动猎捕试点,枪支配置手续特事特办,探索多股力量参与猎捕  “任何一种野生动物种群无序发展壮大,都可能成为一种灾难,更何况是凶狠无比的野猪。”冉江洪等专家表示,野猪猎捕势在必行,要抓紧有利时机,科学有序推进。“湖南、江西、福建等地具有相对成熟的野猪猎捕经验,可以学习借鉴。”  基层林业部门感叹,目前单靠林业系统的力量,很难推动野猪猎捕这项涉及多个领域和多个部门的综合工程。建议进一步提高站位,由省级政府统筹调度,加大资金投入支持力度,安排部署林业、公安、财政等部门联合行动,信息互通,机制共建,完善制度顶层设计,层层传导责任压力,让部门间沟通协调配合更加顺畅。  针对枪支配置手续难办理的问题,省林科院调研员刘洋建议,在省级政府协调下,省林草局和省公安厅积极对接协商,申请特事特办,采取行业申报的方式,尽快为相关县区办理枪支配置手续和合法持枪资格。同时要做好枪支使用监管,确保安全。  针对组建猎捕队难题,刘洋提出,可探索军(警)民合作、市场化等多股力量参与的猎捕方式。“在国外,可安排狙击步枪,乘坐直升机猎捕野猪。”省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保护站站长顾海军说,部队和公安有枪但没有捕猎职责职能,建议将野猪致害伤人上升为国家灾害,必要时可动用森林公安等军警力量参与猎捕。  “可尝试由林业部门下达猎捕指标,委托特警、狙击手,配合老猎人共同开展猎捕活动。还可结合打靶训练开展猎捕,一举多得。”顾海军说。  针对野猪保护规定条款复杂、猎捕手续繁琐难题,专家提出,可以探索更加灵活的政策措施。“按规定,野猪闯入人类生活区域不能擅自猎捕,这让群众十分被动,可划出一个界限,明确野猪过界后群众采取的猎捕措施免责。猎捕到的野猪虽不能食用,但可探索移交市场、科研等领域处置模式,节约猎捕成本。”  另一方面,省林草局相关部门人员表示:“今年既然在开展野猪猎捕试点,省林草局就没有再给市州确定猎捕限额,我认为试点县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猎捕。不过,有些市州林业部门还是按照过去的要求和程序严格执行,导致情况不理想。建议试点县区的市州林业部门今年就不必再对野猪猎捕指标进行限制了,试点就是要探新路。”  业内专家还提醒,猎捕野猪的最终目的是种群调控,因此不是简单的猎捕,要考虑猎捕雄性还是雌性、猎捕年老的还是年幼的等等很多细节。种群调控治标治本,对人、动物和整个生态环境都有好处。但从前期调查到后期执行猎捕措施,都需要人力物力财力支持,需要有更具体的实施细则。他山之石  福建:多部门联动防控野猪危害  福建选择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县市区开展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点,省林业局会同省财政厅及时下达试点经费补助,加大护农猎捕野猪的政策扶持,拓宽致害保险服务范围,规范猎获野猪处置。  江西:成立狩猎专委会规范猎捕  江西省于2014年出台《护农狩猎管理规定》,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局联合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在部分县开展护农狩猎试点工作,成立多支护农狩猎队。还成立了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狩猎专业委员会,规范相关猎捕活动。  陕西:将野猪禁猎期缩短到每年2个月  陕西省林业局近日发布通告,将野猪禁猎期缩短到2个月,由原来每年3月1日至10月31日调整为3月1日至4月30日。即每年有十个月可以捕猎野猪。由于野猪致害通常发生在7月和8月,所以此次调整考虑在野猪致害最严重的时段进行捕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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